张莉 百年文学史里的女性命运

请允许我狂喜 也请允许我自恋/让我掌控四面八方投来的惊异目光/或者 目光中的不屑与敌意/也让我将它们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翟永明 《狂喜》

万物终将开花，时间迎风招展——林白《假想女儿出嫁》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约撰稿 余雅琴 发自北京

全文约6023字，细读约需13分钟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姐妹镜像》《持微火者》《众声独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及《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2020年，《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再版，更名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2018年起，学者张莉展开了一项关于作家性别观念的调查。她的采访对象都是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包括梁鸿、冯唐、双雪涛、蒋方舟等人，年龄层主要集中在30到50岁，最终收到127位作家的回应。在此之外，她还对十位文坛前辈（铁凝、施叔青、林白、迟子建；贾平凹、韩少功、阿来、阎连科、苏童、毕飞宇）进行了同题采访，试图对比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性别观念差异。

问卷只有五问，设计并不复杂，却足够表现出作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甚至引发他们的自我拷问。问题包括：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男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男作家：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喜欢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这些问题的设定，带着张莉从事文学研究多年之后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思考，也带着她对整体女性命运的共情。她想知道在“五四运动”一百年后的当下，女性写作是怎样的，以及作家的性别观念和当年比有何变化。张莉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女性作家群体，于2010年出版成书，第一版叫《浮出历史地表之前》。

在这个复杂变动的性别时代里，一方面“她”经济让消费市场充盈着女性的气息；一方面深入骨髓的“厌女症”依然宰制着多数女性的命运。2020年的今天，拉姆、方洋洋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消逝。

令张莉诧异的是，即使每年都有无数事件在涤荡社会思潮，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我们却鲜少看见反映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问题的作品，而女作家又普遍不愿意被认为只会写“女人的问题”。

2020年，张莉的这本书再版，书名也改为更直接的《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1895-1925）》。10年过去了，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年文学史意义上的研究，因为当下剧烈变动的性别观念，被赋予了别样的当代性。这项调查让张莉回到了自己研究的原点，似乎具有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百年间，女性的命运如何相连接

在张莉成长的年代，女孩子普遍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一些遭遇是基于性别原因。大学毕业后，张莉结婚生子，生活过得安稳，后来又有一个重返高校学习的机会，她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

最初，因为迷恋张爱玲的小说，她想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张学”上。但导师建议她，张爱玲的研究已经足够丰富，作为北方人，张莉可能更能理解萧红。恰巧，张莉读到了学者刘禾的文章《重返》，其中使用非常激烈的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待萧红的作品。刘禾指出萧红的写作让女性的“身体”成为一个意义产生的场所，与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

研究生期间，《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之一孟悦在课堂上为张莉授课，而这本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也打开了她的视野。这本书在绪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

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张莉开始思考：这些女性是如何成为作家的，在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在做什么。后来，她的硕士论文就讨论了早期的女学生和现代爱情之间的关系，试图分析现代爱情这个话语是如何进入现代中国的。这些思考和写作成为张莉继续深入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契机。

张莉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女性写作者都是学生，加上当时自己的身份也是学生，因此对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女学生、出现爱情话语，女学生如何和新女性挂钩等问题产生了好奇。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张莉跑遍了北京的图书馆，甚至将当年出版的《新青年》《妇女时报》《妇女杂志》等悉数找出翻阅和记录。

她曾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回忆过这段经历：我翻《少年中国》，看到当年人们畅想“心目中的理想女子”，有位女士说，未来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男女之间应该相互扶助、女子不应当依赖男子；女子不应该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间交际应该公开……那是1919年，一百年过去，那个理想实现了吗？应该说大部分是实现了的，但其实还有一些不如愿。

在漫长的资料耙梳过程中，张莉慢慢认识到女性问题的重要性，“当我意识到百年前的女性和自己产生某种关联的时候，等于是开始重新理解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今天不用缠足，也可以任意选择发型。而这种身体、精神和行动上的变化都是在那时候产生的。原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这段历史是紧密关联的。”

张莉（中）和戴锦华（左）、季亚娅在新书发布会

从女学生写作到女人的写作

2004年，张莉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开始致力于研究第一代中国女作家，想要探寻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北师大的源头之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好是诞生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的地方。“今天重新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凭着一腔热情去做，也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但在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方面，我是开了一个头。虽然也许没有做得那么好，但这个发现很重要。它让我意识到关于妇女解放的很多问题。”张莉回忆。

“当时有一个背景，所有人在研究女性文学的时候，都在使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但我始终觉得哪里有一些问题，这些女性作家最初写作时，可能没有接受过那么多女性主义理论的熏陶，但是她们却写出了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是什么让她们可以这样写？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重要。在讨论女性写作的时候，西方的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固然是一个视角，但它不是全部。因此我其实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些女作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里成长的。”

最初，年轻的张莉持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觉得成名作家的写作更值得研究，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还不能切身感受。10年过去，当她重新理解这些女性的生命体验时，才开始理解一些人为何能够成为优秀作家，另外一些为什么没有。在学术研究之外，她还有一种对命运感的理解。“当时我觉得她们写得不够好，但现在我就能知道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她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很好了，这和女作家的时代语境有很大关系。”

一个女性想要写作，所克服的东西是很多的。张莉谈到作家庐隐，她一边勇敢地追求爱情，一边渴望成为一个好的作家，但却因为难产而死。即使在中国文学史占据重要位置的冰心，也一生受制于“女学生”的形象，最初写作时都会拿给自己的父母看，也会担心被人对号入座。

到了丁玲等人，写作实践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的萧红、张爱玲无不以时代的叛逆者形象开始对女性生命历程的书写。当“女学生”开始摆脱和反抗父权制的凝视时，中国的现代女性形象才真正在文学史中建立起来。

这几年，张莉在给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研究生上课时，也会在课上和大家一起讨论女性写作的不自由和困难。她逐渐意识到，我们今天有了克服各种桎梏的机会，而在当时，一个女人想要在写作上有所前进，每一步都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带着这种理解，不再以文学成就判断早期女性作家的时候，反而看到了更多的丰富性。”

“远方无数的人都与你有关”

张莉博士毕业后，虽然一直关心女性写作，但所写的相关论文不多，主要还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工作。大概四五年前，张莉和几个朋友吃饭，席间一位女汉学家问起她的研究，在她谈话的过程里，一位中国文化界的男人不停地试图打断她，甚至说出“中国的女性地位很高了”“女人最可爱的是子宫，不是头脑”这样的言论。在座的所有女性都很惊讶，而那一瞬间，张莉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回到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域。

平时，张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但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清醒起来。后来，她开始着手发起了作家性别观的调查，并且慢慢意识到，自己日常感受到的百年间中国人性别观的进步，有可能只是一个幻觉。她自知个人的能力有限，但需要行动起来做点事，于是开始做新女性写作专辑，并更多地投身到推进中国女性文学的工作中。

张莉从自己发出去的问卷中了解到中国作家的性别观念，她意识到100年前在中国女性身上出现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2020年7月，张莉主编的《2019女性文学作品选》面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女性文学作品年选。学者戴锦华在了解到张莉重回女性文学研究的原因后，鼓励她一定要把女性文学作品年选坚持下去，做出一个规模。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文学才会慢慢发酵。“我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虽然这些行动未必会立竿见影，但要在一个具有可见度的空间里持续推动这件事。”

女性文学选的意义在于，它将之前散落在网络和各种报刊的女性短篇小说放在一起，形成了多声部的女性声音。张莉希望这样的文选有一天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况。

考察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女性作者始终要面对各种文学之外的困扰。冰心当年面临的担忧，今天的女作家一样需要面对。与此同时，由于现在的女性作家普遍是社会上的中产阶层，她们缺乏对拉姆等底层妇女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她们的写作。

张莉认为，真正好的作家既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深刻剖析，又能超越自身，去关怀更广阔的世界。她想起一百年前早逝的女作家石评梅的一篇小说，写到女主人公很想和一个男人恋爱，但那个男人家里有一位缠足的妻子，她每次想到那位妻子时，心里就不安生，就不愿意跟这个男人谈恋爱了，因为这个小脚女人和她一样，都是女人。

最初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张莉会觉得惋惜，在那个提倡自由恋爱、冲破封建枷锁的时代话语中，一个知识女性追求爱情，和情投意合的男人相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但现在重新看，张莉认为石评梅带着一种自觉的社会性别意识，她的解放不仅是个人意义的，更具有一种群体性。

张莉很喜欢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小说叙述者的丈夫去世了，她感到很悲伤，后来去一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矿工的妻子，她的丈夫失踪了，这个女人每天拼命地喝酒、骂人，带不同的男人回家。直到最后，叙述者才发现女人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她的冰箱里藏着早已死去的男人。因为这个矿工的尸体如果找不到，矿难的事故等级就会不同。在发现秘密的这一刻，叙述者意识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世界上所有的悲伤是共通的。这部小说实际上写出了阶层破壁的东西。她认为伟大的作家可以超越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仅执迷于自己阶层的经验。

“另外中国太大了，呆在房里的写作者会有一种幻觉。我曾和一位作家通话，她说其实中国女作家地位很高了，中国女性的地位也不低。我问她，你真的这么觉得吗？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不能仅以身边所见下判断，‘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你有关’，很多女孩没有学上，各种潜在的性骚扰，就业的不公平……我们不能对这些视而不见。作为写作者，我们不能忽视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女性写作需要自己的场域

疫情期间，张莉和《十月》杂志的编辑季亚娅一起发起了“新女性写作专辑”。在这期的前言里，张莉写道：“新女性写作”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张莉认为，她所说的“新女性写作专辑”，是“新的女性写作”，它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命名有重要区别。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

有这样的体会，是张莉在对不同的女性作家进行调查后的深刻观察。一位汉学家托朋友问她，中国是否有深具女性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面对这个问题，张莉和好几个朋友面面相觑，找不到答案。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写作三四十年前是有的，比如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还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都是非常犀利的女性主义作品，是可以和丁玲、张爱玲、萧红等人的作品比肩的。但不得不说，这样的作品近20年变得很少了。

按理说，与40年前的社会环境相比，今天宽松了不少，女性写作者早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却鲜少有人以一个先锋的女性主义姿态来写作。张莉甚至犀利地指出，当下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察言观色”的写作。如果以一种“去性别化”的方式来写，反而容易获得更好的发表机会。因为一旦女性作家自称为“女性写作”的话，就很容易被视为边缘和小众的。

“真正遗憾的是，现在的规避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更年轻的女性作家的作品明明体现出很强的女性主义色彩，却不愿意承认这点。她们一边喜欢简·奥斯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渴望成为这样的作家，一边又会说“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没有任何性别”。张莉也采访了铁凝、迟子建、林白和翟永明等上一代女性作家，她们无一例外都承认自己受益于性别视角。张莉感觉到了两代作家之间的微妙差异，“我们这个社会给女作家的压力很大，所以只有到了一定程度，作家才可以勇敢承认自己的性别意识。”

对比男女作家的不同，张莉发现女作家往往会说，自己会努力写得更加没有性别意识；而男作家则会反问，为什么需要规避性别意识，自己就是男人，从男人的角度写女人有何不可？这背后的差异部分来源于男性和女性在安全感上的差异，男性会觉得自己的男性视角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性总是处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她们会怕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更好的评价，畏惧自己的性别意识。

“新女性写作专辑”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事实证明，只要给女性一个空间，她们就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性别观念。她对张天翼的《我只想坐下》印象深刻，小说写一个女大学生要坐好几天火车，一个男性列车员请她坐在自己旁边的座位。因为太困太累，女生没有拒绝，她和列车员并排坐着，对方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不停地摸。女孩一边在心里咒骂自己，一边也没反抗，她觉得比起一直站着的痛苦，她宁愿就这么忍受着……这篇小说写出了遭遇性骚扰后女性微妙的心理体验，也写出了性骚扰问题的复杂性。

张莉和同仁所做的工作，就是努力为女性作家提供一个发表的场域，让她们尖锐的观点也能具有可见性。“女性写作的前进是时势使然，是一个必然的，同时也是可以突破当下文坛平庸写作的非常锐利的视角。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点，只是看有没有勇气写，或者是否能够理解，这是一个应该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努力呼吁女性写作的原因。”

也有女作家向她表示自知自己在规避性别视角，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直抒胸臆。张莉则乐观地回复：“有一天你会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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