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丨信睿周报：技术时代如何重构艺术与思想

2020年12月12日，由《信睿周报》主办的“复调沙龙”第1期——“技术时代的绝望与希望”在北京SKP-S RENDEZ VOUS举行。

以《信睿周报》第36期封面话题“技术如何解决‘艺术危机’？——斯蒂格勒的‘技-艺’反思”为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段伟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和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魏颖分别从技术哲学或科技艺术的视角出发发表主旨演讲，并一起讨论了有关技术、哲学与艺术关系的历史与演进、当下技术哲学的新思，及哲学家和艺术家该如何应对当下因技术而起的“艺术危机”等话题。

以下为本场沙龙活动的精华回顾：

主旨演讲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图片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信睿周报》，杨楠摄）

在题为《技术、艺术与哲学的“恩怨情仇”》的主旨演讲中，刘永谋以“技术时代，哲学何为？”“技术时代，艺术何为？”“哲学家为何青睐艺术？”及“艺术能否‘解放’我们？”四问，串联起他对斯蒂格勒之后当下“哲-技-艺”关系的思考与诘问。

他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时代，它改变了哲学的基本面貌。今日之哲学，半数以上的议题和最有活力的部分都直接与技术相关，而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也不能不考虑技术时代这一大背景。而当代科技对艺术的挑战，集中体现在所谓“当代艺术危机”中。自现代艺术兴起，人们的艺术观发生了根本转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家与非艺术家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不存在所谓的艺术性。

提起青睐谈论文艺问题的技术哲学家，刘永谋提到了今年8月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斯蒂格勒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身上，认为当代艺术必须摆脱作为社会控制术的命运，走上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批判的道路。在斯蒂格勒的观点中，艺术应当创造新的生活样式，以激发人们的审美状态；艺术也应当以政治化来反抗异化。但”美学革命“是否可行？艺术能否”解放“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魏颖，策展人、研究者，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泛生物艺术工作室”（PBS）创始人。

关于当代艺术如何回应技术这一话题，魏颖结合其近年在科技艺术领域的策展与教研实践，在题为《混合主体：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家如何创作？》的研究中举例说明了该领域混合主体创作的三种形态和趋势：人与机器、人与非人生物及艺术家和非艺术家工种间的合作。比如，在当下大热的人工智能（AI）艺术领域，最常被提及的技术手段是风格迁移（见下图），即让机器基于给定图像生成不同风格的图像作品。这种实践导致许多概念（比如，什么是风格，什么是艺术家创作的主观性）被重写。

人工智能艺术中的风格迁移示例。（图片由魏颖提供）

谈及人与非人生物的共同创作，除了生物艺术中的经典作品荧光兔子阿尔巴，魏颖还提到了脑机和艺术结合的课程和实践——已有艺术家试图打破主客体的关系，把人的身体作为艺术的对象来进行创作。在演讲中，魏颖通过幻灯片展示了一位央美青年教师利用脑机技术完成的一件带有社会关怀意味的作品。当给一个植物人戴上装置之后，脑部损伤的患者的意识波动就会在大屏幕上以图像形式呈现。由此，家人可以通过这些感受到患者其实是存活的，是有意识的。

（图片由魏颖提供）

刘娃的作品《无的放矢》使用EEG（脑电图）设备读取脑波中的情绪数值，图为展览现场。（图片由魏颖提供）

而在艺术家和非艺术家工种合作的场域里，艺术家开始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或自然环境中，和其他的非艺术工种人员一起创作。在“实验室作为惊奇发生器”项目（一个旨在记录艺术家进入科研机构创作的项目）的第一期中，魏颖考察了全球三个著名科研机构（塔拉科考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外星智慧搜寻计划）中的艺术驻地计划。

在演讲的最后，魏颖总结道，未来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可能是混杂的、协作的；也可能是亲密的、互相尊重、对等的。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在题为《时间的虚拟化：算法时代的无知幻术与逃逸想象》的演讲中，段伟文分享了他对当下人机时代中人与技术如何互构、互搏的思考。他认为，科学给予我们知识，而艺术帮助我们感受——当人类非常渺小的时候，艺术给人以希望。但科学对自然探索的成果颇丰，使得人类无法再在自己的思想观念里给上帝加持，人类由此跌入精神萎靡的状态。但这一萎靡状态究竟是如何造成的？首先，我们以往的时间是由机械运转的，但如今，数字技术将时间变成了一种可调节之物。在被虚拟化的时间和机器trick（伎俩）的包围下，人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智能的信任，沦为机器的拼缝手段。

而谈及近年被热议的后人类理论，段伟文指出，由于西方文化追求灵魂的升华/出窍，所以对他们而言，人工智能是起点，下一步是灵魂上传，最终到达后人类。但在他看来，后人类主义更像是一种魔障，一种鬼话，因为它意味着对人的消灭。但在它普遍被相信、持续被加持的情况下，如果你被说服了，它就会成为你的魔障。尤其在算法黑箱持续对人进行调配的时代，人类要做的事不再取决于其理想，而取决于什么是机器可以做的，什么是机器暂时做不了的，而人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幽灵的功能。要逃脱技术是非常困难的，人类的未来在哪里？段伟文认为，首先，我们要有更强的感受力和敏感性，要使用缠斗的策略，以游戏的态度应对技术；同时要推参（即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也要反洗，即放弃一些东西，放弃偷窥他人生活的欲望，放弃拥有他人体验的想法。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要寻找一些新的力量，要相互提醒，以应对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困境。

沙发对谈

在随后的沙发对谈环节中，三位嘉宾就“我们是否可能成为最后一代人类艺术家”“‘科技智人’如何顽皮地活着”及“欧洲已经步入‘技术的中年危机’，中国的技术发展处于什么阶段”三个话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三位嘉宾就人类未来是否还能作为艺术的创造性主体而存在展开讨论。魏颖以人工智能艺术为例，认为虽有机器人创作，但它本质上还是混合主体——机器生成的代码还是艺术家写的，更深层的主体还是艺术家本人。而在人机互相协作的艺术创作中，计算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的纸笔，仍作为工具而存在。刘永谋则认为，技术本身是有框架和限制的，艺术发展的路径可能会受到技术本身路径的影响，而人对技术的了解程度越高，就越容易破解这些路径带来的限制。在段伟文看来，其一，对每个人来说，他/她都是最后一代；其二，艺术是一种行动，我们可以想象突破技术的可能性，而人人都可以成为糟糕的艺术家。

而对于人类应该如何在新科技全面改造人类的趋势中更好地活着，段伟文认为，除借助技术手段来创作，我们还需要有某种选择性的无知，才能更泰然地面对这一处境——因为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不如技术和机器对我们的了解；但同时，面对技术，我们仍应该保持一种缠斗甚至戏谑的姿态。而在魏颖看来，在人的身心都被技术疯狂人工化的趋势下（比如，AI和生物技术分别在取代人的心智和身体），“科技智人”可能没法顽皮地活着——比如，艺术家在技术迭代下也会焦虑，担忧会不会失业，担心创造性会不会被AI取代。但就目前来看，暂时还不会，因为AI还比较弱。古人对月吟诗，想象其中有嫦娥和月桂；人类登月后只看到环形山，过去的美感破灭，但一种新的基于科技的美感又出现了。这不禁让我们思考，面对荒芜、科技的真相和人类的终极孤独时，艺术家会有怎样的应对？这和传统的对月吟诗的艺术家可能不同了。

在对最后一个话题的讨论中，魏颖先是从科技艺术角度出发，谈到2019年林茨电子艺术节的主题——“数字革命的中年危机”，因为数字艺术的历史差不多有30年了，艺术家在创作上开始遭遇瓶颈，欧洲的科技艺术群体已开始集体回应这个问题，但相较而言，中国的科技艺术正值青春期。技术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时差的。段伟文则从技术伦理角度出发，指出所谓技术的“中年危机“是一种隐喻，相对稳健的发展方式可能是欧洲的一种自觉选择——因为面临硅谷式颠覆性技术时，欧洲会更注重人的基本权力。中国公众、企业、政府对技术整体乐观的同时，也有对技术价值的焦虑：比如，公众会觉得自己是被机器操作的一文不名的个体，企业在讲科技伦理，政府也非常重视，但很难弄明白科技伦理到底是什么。现在的状况是，放慢技术发展的脚步可能会贻误创新，但伦理问题又确实存在。而在刘永谋看来，在这一趋势下，对技术发展的控制仍然必要。因为，作为人类的我们繁衍生息，像河流一样流动；但作为个体，我们只有一代。无论技术向什么方向走，我们都需要能够控制技术的发展，且为了控制，应该牺牲自己的一些技术便利。

Q & A

现场观众提问。

Q1：今天魏颖老师的演讲让我了解到艺术家和科技走得比较近，但哲学家似乎还是站在比较传统的位置，在科学外部展开批判？

魏颖：我的演讲可能给你造成了错觉，好像现在艺术圈和这些技术走得很近，但实际上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学校在这个领域做真正深入的研究。艺术迭代这件事情很难，它目前是在慢慢地萌芽。

段伟文：我想谈谈我现在在做的事，类似在“玩泥巴”，我会直接去和技术及技术价值相关的人打交道。比如，半个月前我去拜访了杭州人脸识别第一案的原告郭兵……我们已经在走出所谓技术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走到社群中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Q2：我们还需要艺术吗？艺术的未来和边界在哪里？

魏颖：我在刚才的演讲中讲了艺术的几次迭代，每次迭代，所有艺术家都很焦虑，不知道艺术未来在哪里。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讨论新的断裂是不是又要来了。未来还在一片混沌之中，没有人可以预测。关于艺术的边界这个问题，不仅哲学家在走入社群，艺术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而且不仅走入人类社群，也走入自然，这是人文学者和艺术学者都在面临的新动向。

Q3：如今，人的文化和文明都让位给了科技，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却被忽视，科技发展的同时人却在减速。

段伟文：我们作为人，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反省我们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身体拥有勇敢顽强的力量，同时也应该变得柔软，让人重新成为人。而有技术作为我们的手段，我们会更强大，找到更人性的发展路线。

魏颖：我的想法恰恰相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人太强大了，现在人对地球的影响太大了，所谓后人类就是想把人类拉回到和其他物种平等的位置。

刘永谋：对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答案，人是多元的，对人的发现是永远的未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