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他为出版事业六次流亡

曾为了自己热衷的出版事业流亡六次、坐了243天牢的邹韬奋留下这样一句话：“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最近，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黄国荣撰写的《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一书由三联书店刊行，这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作者以像电影分镜头一样的充满画面感和故事性的写作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韬奋的人生经历。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25周年，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邹韬奋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一社，最近，学习“韬奋精神”主题日系列活动在京举办，黄国荣以“学韬奋精神，做有信仰的人”为题举办了讲座，以下为讲座内容。

邹韬奋

邹韬奋的创业历程

韬奋先生本名邹恩润，在南洋公学，他成绩很好，父亲也望子成龙，要他学工，当工程师。他在当时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但他爱文，插班考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西洋文学。

邹韬奋在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时，首先要确定刊物的宗旨——必须要关注人生，必须要推动社会的变革，才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喜爱；其次要唤起服务精神，另谋社会改造。在确定刊物内容时，邹韬奋认为，内容需要紧贴现实趋势，以时事为中心，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创办一种议论公正、评述精当的时事周刊。邹韬奋还很有创见地提出，《生活》周刊的风格要体现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这样的一种情趣。最后，他对于读者对象的定位是努力接近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

《生活》周刊第三十六期排版及内容展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韬奋先生感觉到国难当头，于是迅速改变刊物的风格：原来刊物的风格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是谈笑风生的休闲刊物，韬奋决定要将其转变成民众的立场，做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生活》周刊于是风格一变。

《生活》周刊一开始办的时候在上海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的小屋里，后于1932年迁移，韬奋在7月份创办生活书店。为什么创办生活书店？因为国民党连续封锁刊物，胡愈之给他出主意办个书店，之后变成出版社，以此来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当时韬奋讲，我要把生活书店办成合作社。徐伯昕跟他说，韬奋先生，现在国民政府不允许办合作社，只允许办股份制。韬奋也讲，我们对外叫股份制，对内叫合作社，总经理、理事会、管人事的委员会，统统民主选举。我们没有老板，没员工可以持股。想想看那是什么年代？1932年，韬奋先生的思想、精神已经到了这个境界，这样的活跃自由。根据韬奋先生的意志，胡愈之起草了整个生活书店筹建的方案。

他最艰难的时候是1936年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周刊》——也叫《生活日报》星期刊。韬奋从上海走的时候募集到了15万块钱，是两个资本家老板出的钱，但他后来考虑到《生活日报》必须坚持大众的立场，不能由一两个投资的老板来控制，于是把15万块钱都退给人家。

没有钱怎么办？生活书店出钱。《生活日报》的第一张报纸12个版，出报以后，当天销售2万份，是香港报纸销量的三倍还多，《生活日报》星期刊也出版了。但是有一个问题，《生活日报》大量的读者在内地，报纸要通过邮局邮寄，成本太高，所以每期都亏损。最后工资都发不了，稿费也开不了，苦撑了55天。8月1日，《生活日报》停刊了，停刊以后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刊带回到上海，改成《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

《生活星期刊》

邹韬奋始终以民众的立志为自己的立场，《生活》周刊许多栏目都受读者欢迎，《小言论》每篇文章都是韬奋先生自己写，《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成为他与读者交流心声的重要园地。他亲自收发来稿来信，读者来信，他每信必复。那时候刊物的读者来信就成麻袋地装，回复周刊读者的来信，每一封都是韬奋先生亲笔写。

几乎每一天，韬奋先生都是从下午开始回信，直写到夜里两三点钟。大到抗战救国、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等，他都会给予具体的、个别的、各不相同的解答。看信、回信占据了韬奋先生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还选出来直接在刊物发表。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事情总是干不完，每天下班回家只得恋恋不舍地和办公桌暂时告别，有时在办公室写不完，他就把信带回家写。沈粹缜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说，其实，即便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也做不完要做的事。

自韬奋先生接手《生活》周刊，他就立了个规矩，只要周刊的读者找来，不管是什么事，都要给他帮助。慢慢地读者就把《生活》当作自己的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问路、问事、打听人、买火车票或船票，找旅馆等等杂事，都会毫不见外地向他们求助，有读者连找对象、谈恋爱都会跟韬奋先生商量。“为人民服务”用在韬奋先生的身上，那就是他的行动的真实的展现。

韬奋先生短短的一生先后创办了六刊、一报、一店：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和《生活日报》、生活书店。韬奋先生是十年内战时期国统区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

《大众生活》

邹韬奋的六次流亡

邹韬奋一生经历了六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是宋庆龄、蔡元培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让胡愈之找邹韬奋，请他参加，并当选为执行委员。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杨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鲁迅劝他出去避一避，在这样的情况下，韬奋第一次流亡海外，经过了好多国家，英国、苏联，又到美国，他在大英博物馆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流亡了两年多，当时都没有钱，路费都是借的。

韬奋是在1935年8月回国的。他在美国芝加哥的报上看到国民党把《生活》周刊封杀了，封杀之后杜重远创办了《新生》，后杜重远被捕入狱。8月9号，韬奋认为自己不能再在国外了，便回国，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擎起了抗日的旗帜，立场更加鲜明。曾有特务头子警告邹韬奋要“有所收敛”，邹韬奋不为所动，蒋介石后来叫杜月笙把邹韬奋带到南京“当面一叙”，邹韬奋也回绝了。这种情况下，邹韬奋显然已经无法立住脚，于是开启了第二次的流亡，他去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宣传抗日主张，该报仅出版55天就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停刊，后移到上海，邹韬奋也跟着去往上海进行报纸的恢复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战局支撑将近3个月。11月8日，国民党军队西撒，上海沦入敌手而成为孤岛，继续留在上海没有多大意义，27日，邹韬奋坐一条法国船依依惜别工作已久的上海，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流亡。

国民政府作出决定迁都重庆陪都，韬奋也决定把生活书店迁到武汉去开辟阵地。但是上海到芜湖的航道已经被日本飞机封锁停航了，他们只能绕道，跟何香凝、郭沫若、金仲华等十几个文化界名人，从上海直接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广西，才到武汉去，一路上他们也看到白崇禧、李宗仁他们是坚持要抗日的，广西青年的抗日情绪非常高，他们一下车，礼堂里面上千人等他们演讲，讲完了以后，这帮热血青年都跟着到宾馆，聊到凌晨两三点钟。所以他们一路上宣传抗日，直到1937年12月中旬才赶到武汉。

生活书店在重庆

1938年8月，武汉失守。邹韬奋去往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杂志，因为观点与国民党的主张太针锋相对，邹韬奋常被跟踪，并被限制自由。1941年后“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限制重庆各报馆的宣传内容，邹韬奋仍旧立场坚定，因此他的《全民抗战》被停刊，生活书店也被破坏。邹韬奋以出走表示抗议，2月24日。他离开重庆。刚刚到达桂林，当地国民党特务就收到电报：扣留邹韬奋。不等特务们作出反应，邹韬奋就乘飞机去了香港，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流亡。

第四次流亡中，邹韬奋去往的香港情况仍旧不容乐观，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的第四天，占领了九龙，火炮直接对隔海的香港本岛轰击，香港危在旦夕。周恩来指示廖承志、潘汉年，要他们立即帮助在港的文化人士安全向南洋和广州转移。韬奋先生一家五口无处安身，过着流亡的生活。后来他们一家人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被找到，潘静安向韬奋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和茅盾等人一起转移去广东东江纵队。他跟韬奋先生解释，一家五口目标实在太大，为了安全，只能分开走，他们尽快再把夫人和孩子送过去。

妻子沈粹缜当即给韬奋先生收拾简单行李，把一点钱缝到裤子里层的左边。这些日子的奔波与煎熬，韬奋先生耳朵里突然绞痛，手发抖。沈粹缜一边帮他揉，一边关照他到那边停下后，赶紧找医生看看。就这样，韬奋先生一家又在战乱的香港再一次分离。1942年月9日，邹韬奋离港赴东江游击区。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领着邹韬奋偷渡九龙成功后，马不停蹄往前赶，这是邹韬奋一生中第五次流亡。

邹韬奋与妻子

在东江，邹韬奋帮助编辑《东江民报》，不久，邹韬奋就被国民党通缉，邹韬奋只好去广东梅县乡下暂住。在梅县乡下，邹韬奋化名李尚清，过着隐居的日子。可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邹韬奋就在粤东乡下，邹韬奋知道再住无益，弄不好连累好客的主人，接受共产党的劝告，打算经上海前往华中找新四军。

1942年9月23日，中秋节刚过，邹韬奋打点简单行囊，离别梅县，生活书店也来人，陪韬奋先生化妆成商人绕道到上海，再在生活书店的张锡荣与德和公司的陈其襄老板帮助下，韬奋和一位老太太、一位中年妇女装扮成夫妻送岳母回老家，向苏北根据地转移，这是邹韬奋一生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流亡。

到了苏北，韬奋先生耳病越来越严重，他忍着耳痛给官兵演讲，有时备课一边写一边自己按摩；每次痛，都用德国的止痛药止痛，继续行军、继续演讲。新四军医生诊断，他的耳病不太像中耳炎，让他去新四军的战地医院检查。在苏北三师，贺绿汀发现韬奋先生吃一片德国狮牌止痛药已经止不住痛，而且药就要吃完。黄克诚报告了上级，陈毅同志作出“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先生回上海治病”的决定。黄克诚拿出了五千元伪币做路费，让贺绿汀送他到一师。粟裕师长再次见了韬奋先生，给韬奋先生一张两万五千元的支票，另给贺绿汀五千伪币作路费，送韬奋先生去上海治病。

韬奋先生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到了上海，生活书店的图书公司已被查封关闭，他只能化名住院。妻子和儿女都还在广西，陈其襄做他的担保人，住院签字。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追杀，五次转院。手术后韬奋先生的病并没有好转，最终，他生命的时间定格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学习“韬奋精神”主题日活动中，韬奋基金会秘书长张增顺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韬奋先生诞辰125周年，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韬奋先生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一社，将新闻出版事业作为终身的事业追求。他心系国家与人民，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勇担社会责任，不顾自身安危，以笔代剑，积极奔走宣传抗战救国思想。毛泽东同志对“韬奋精神”曾做过精辟的评价：“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今天我们纪念邹韬奋先生、学习“韬奋精神”，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为了用“韬奋精神”指引当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认为，“韬奋精神”的内涵一是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二是服务读者、奉献社会，三是倾心奉献、百折不挠。韬奋先生的一生经历，正如周恩来同志题词所揭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韬奋精神”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他所开创的书刊互动的事业格局，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是当年生活书店的特色，也是三联书店延承至今的传统。

《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