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生死，何在乎风雨？对于“乌台诗案”，苏轼回答：谁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 但由于变法措施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最终持续时间并不长。苏轼是明确反对这场变法的，尤其对其中的青苗法等内容非常反感，而且认为变法太急促，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但苏轼的性格太直爽，他既然反对就明确说出来，甚至在给皇帝的上表中公然表达对新法的不满，这就直接触怒了神宗皇帝，因为当时王安石已经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皇帝。这罪名可就大了！于是在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下，苏轼被抓捕入狱，差点定了死罪，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但其实这是场冤案，因为苏轼只是出于自己正直的立场和亲身体验的感受出发，并不是反对变法本身，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上台执政，全面废除变法，苏轼一样是反对批评的，他甚至还为王安石变法中的部分措施与宰相司马光在朝堂上当面辩论起来！

可以说，苏轼一生的坎坷，与他这种做人的耿直密切相关，他性格豪迈，坚守本心，不媚权，不阿谀，而且还喜欢表达，仗义执言，造成了自己左右都不逢源，与上司、与皇帝都处不好关系，凭着自己绝世的才情，在宋朝这样一个崇文至极的时代里，最高也只做到了正三品官职，不可谓不值。但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操守，才使得苏轼成为千古文人的典范，后世敬仰的顶流。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人生价值观和创作手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之前的苏轼像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一样，奉行的是“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这之后的苏轼更多地转向了”修身正心“的淡泊理念了，这曲《定风波》就清晰地体现了苏轼的心境变化。

郊外春游遇到一场忽然而来又倏忽而去的小风雨，本来是日常生活中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意外，周围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悠然处之，徐徐而行。 一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既体现了旷达超逸的胸襟，又表达了自己萧索落寞的心情，而后又用”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达了自己不再追寻政治抱负的豁达，又暗合了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无奈心情。

以景抒情，以诗抒怀，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一贯的写作手法。在这场和风细雨中，苏轼用一曲《定风波》塑造了千年经典，全词不到一百字，讲的也是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但余味却深远绵长。

原文：《定风波》.苏轼

“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