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实｜葛希芝谈沃尔夫：从农民社会到复杂社会

2019年春我在给本科生开设的《人类学史》课上介绍沃尔夫，宣读了一篇我撰写的7000字沃尔夫词条，该词条完成于研究生同名课程的教学单元中，贯穿沃尔夫一生的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当我颇有得意地拿到本科生课堂时，没有想到一名学生反馈道：“这节课没有震撼。”日子悄无声息地过去，可是这句话还是反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疑问“为什么没有震撼”在整理、理解葛希芝老师的沃尔夫演讲中得到了回答。

在那些作品、观点、田野细节以及书评等二手文献堆砌的沃尔夫学术履历当中，表面上看是思想史，但实际上连我自己都有隔膜，我感受不到思想史迸发的生命律动，当知识无法触及到意义时，知识也就变成一种机械产品。这样说多有抽象，我举两个例子。当我说“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不对他的胃口，呆了一年他很快就离开了”，呆在芝大到底是怎么感受，无从得知。《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是沃尔夫重要的一部农民著作，依靠书评建立认识可见我对该书的隔膜，我不太可能感受到沃尔夫在其中传递的农民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意识到沃尔夫参与的反越战争激发了他对农民抗争的关注。而这些机械性的转引痕迹在葛希芝老师来自第一线的感知、触动和层层渐进的理解中渐渐消解，学术思想史的生命温度从知识谱系传递出来，因为接近人性而越来越清晰。这里面既包含了葛希芝对沃尔夫农民研究的把握，也包含了她对沃尔夫的世界史理论当中对东亚复杂社会的解释失效的深切体会。

加州时间2020年11月25日早上，葛希芝老师的99岁高龄母亲在睡梦中平静地走了。就翻译的若干问题邮件询问她的时候，葛老师在整理母亲的遗物，这样能让她和母亲靠得更近一些。在这期间，葛老师完成了两场在线讲座、11月21日会议的开幕式致辞，冥冥中感觉Mother是在等待我和葛老师的约定完成后才离开。人生有诸多遗憾，希望这篇讲稿能够让葛老师对中国研究的拳拳赤子心略有慰藉，同时记录葛老师不断奋勇向前的思想涌动之瞬间。

因篇幅较长，讲座分为两篇刊发，此为第一篇。上海大学2020级人类学研究生向宇青贡献了六千多字的讲座整理初稿，翻译质量较高，在此鸣谢；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陈建博士对该文做了校对，在此鸣谢。

一、沃尔夫的生平

讲座开始，葛希芝首先对沃尔夫的生平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1923年，埃里克·沃尔夫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犹太家庭，当时维也纳正处于经济困顿然而精神富裕的社会主义时期。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沃尔夫被父亲送往英国学习，在那里学习英语和生物学。在利物浦他被暂时监禁，认识了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这位狱友给他讲了“权力的垄断”和“社会关系网络”（个人出生在一个既定的人际关系网中），这个想法提供了启示，让沃尔夫对社会科学开了眼界——发现了社会学的存在。后来跟随父母移居美国纽约，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习一直到参军，参加二战，周旋于意大利战场。沃尔夫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接触到了当时正流行的复杂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史”（culture history）。沃尔夫后来提到：“文化史是一种没有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原子主义文化特征的舞蹈”。显然，这个词的背景，特别是经济和政治背景，在沃尔夫后来的思想中变得十分重要。

沃尔夫在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跟随本尼迪克特和斯图尔德两位老师学习。对于前者，他一直非常敬仰崇拜却并不赞同。文化和人格理论，用本尼迪克特自己的话来说，其目标就是“为每一个独特的文化描绘一种同质的、由文化所塑造的国民性”。显然，这是片面的。幸运的是，斯图尔德来到人类学系，发展出来一个朝向“允许人类使用的环境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沃尔夫召集既是退伍军人又是左翼的研究生同学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全世界剧变社会”（Mundialupheaval Society），小组成员后来几乎都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界的顶梁柱。博士期间，沃尔夫由于经费原因没能如愿前往苏门答腊做田野，相反，1948到2月到1949年8月他前往了波多黎各的中央高地，也是咖啡种植地，正是在那里，他开始思考“农民问题：1954-1955年”，沃尔夫花费了数月在墨西哥做田野工作，可惜因为战乱而中断；沃尔夫前往墨西哥的下一个田野点：德斯科科（Texcoco）研究灌溉系统和生态；1960年，沃尔夫去往阿尔卑斯山的蒂罗尔高地（Tyrol），转向生态与族群的研究，并分析政治对他们的影响。

沃尔夫是一名享誉世界的学者，在许多高校都有任教，先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后来是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尽管芝大是美国人类学的顶尖学府，他发现“这里是老人统治，开会冗长琐事缠身、祭祖‘慎终追远’的仪式活动不堪其负”。1961-1971年，沃尔夫来到密歇根大学，教授生态学和历史。与人类学家西德尔（Sydel Silverman）喜结良缘，在第二段婚姻的影响下，他任教纽约城市大学，他们开始系统地思考“民族与国家相互关联，涉及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生产方式的概念”。

沃尔夫学术影响深远，不予赘述，这里仅指出一点，沃尔夫对萨林斯慕名而来，他被萨林斯的早期著作影响，那时萨林斯对生态、环境的兴趣斐然，对文化的兴趣还没有像后期那样狂热。在密歇根大学，他是发起了美国第一个教师反越战组织的杰出先驱之一。一群教师给那些想要参加越战的人做演讲、针砭时弊、分析后果。葛希芝推荐了沃尔夫《通往权力之路：构建现代世界的人类学》的短篇自传，所有权力方式建筑了人类学的现代世界：“导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传”（Introduction: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沃尔夫总是对新事物保持无限的求知欲，在一次又一次的去往新的高校任教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逐渐成长。在她看来，沃尔夫人格非凡、学术斐然，他在自传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我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核心理由是：为了我所遭遇的世界寻求解释。”

二、了解沃尔夫：并不太熟

接着，葛希芝分享了她跟随沃尔夫学习的往事。1965年在夏威夷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本打算在夏威夷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在新几内亚做田野，因为萨林斯的举荐，她有幸被密歇根大学接纳，并机缘巧合做了沃尔夫的助教。他们说生活就是在你改弦更张时发生的事情。在她的印象里，沃尔夫不是那种与学生关系密切的教授，没人直呼其名“埃里克”，但毫无疑问，他是一名优秀的教授。她怎么也没想到中国会是她的田野抉择的妥协之举。农民！！！农民是多么无趣——“如果你看过一个农民社会，其他都是千篇一律。”沃尔夫给她上了第一节课。他给年轻的葛希芝展示了这些奇异社会的千丝万缕的复杂性：农民是一个拥有丰富知识和技能的群体，拥有一套复杂的对内对外的社群关系，不像市场的营销网络和生产经济，对那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官老爷”常怀些微敬畏，对于那些相距甚远的神鬼存在，他们拥有一套精致仪式和图像意象与之打交道。“天高皇帝远”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沃尔夫尤其对日常生活出现的反抗方式感兴趣。在他开始撰写《20世纪的农民战争》时，有关“反抗”的观点变得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农民的反抗、起义除非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20世纪的农民战争却完全不同，发生在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战争并非历史，相反，它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缔造者。其中，农民赢得并改变了他们的世界。是什么让农民将这些在过去不可想象的可能变为现实？我们该如何理解农民？沃尔夫反对在许多有关农民的文章中将农民看成是蜗居在自己那一个狭小村落的群体的观点。沃尔夫把农民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中的一个阶级，对整个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正是被沃尔夫对于农民的热情所感染，葛希芝于1968年前往中国台湾做田野调查、撰写博士论文，1971年回到密歇根大学，恳请沃尔夫做她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沃尔夫尴尬不已，他私下里跟她说不行，但还是想帮她，于是在答辩文书上以“临时导师”的身份签了他的名字。这个春季学期末，沃尔夫就追随希德尔离开密歇根。时隔几乎半世纪，提起此事葛希芝依旧心潮澎湃，可见沃尔夫作为一名教授对学生来说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力。

三、人类拥有一个历史且复杂至极

葛希芝总结到，沃尔夫的著作给我们传达了两个核心信息，一是对于人类共同性的强调，二是对于文化历时性的强调。首先，在沃尔夫看来，人类是一个统一的物种，在生物上几乎完全相同，共享着同一段历史。沃尔夫想要展示的是人们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相互互动的。从十万年前开始，世界各地的人类就过着群居生活，比如迁徙、适应新环境、文化融合等，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也和现在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组成小的聚落相拥而居，但是个体和家庭总是这个离开、那个加入。说着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和说着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交融在一起；很多人可能会说两三种语言。直到大约三百年前，具有身份排他性的划分明确边界的国家对于人类历史才有意义。即使是过去已然“淡出”、人口和地区被部分同化的庞大帝国，也对维系帝国运转的农业基础产生削弱和破坏。因此只有真正了解了一个社会与它的全球化邻居的互动，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社会的历史。

其次，沃尔夫认为“作茧自缚”很难，在空间和时间的任何一个点上，存在之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之前存在之物，并且，这种存在并不是静止的。地理就在我们的脚下移动：气候变化，大海起落，暗礁生长，森林衰亡，人口变得稠密或分散，生活方式也必然相应而变，甚或走向灭绝。人们发明事物，有时有用或至少无害，就像茅草屋顶；有时带来异常危险的后患，就像矿石燃料和原子弹。这些事情几乎同时发生，远古时期还缓慢变迁，农业发明后就变得越来越快。环绕你我的是无数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创造了我们邂逅的世界。葛希芝认为，沃尔夫想要解释的是“这一时刻是如何发生的”，他想要像绘制一幅地图那样，显示影响社会的每一个因素，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时间上的变化。而他的著作正是展示了他所采取的分析路径，他深知在方法上必须将芸芸众生考虑进来，基于这一方法论立场，他尝试了各种理论视角。他确信的一件事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已经急剧地被资本主义工业化重塑。他是如何思考的呢？

四、从《20世纪的农民战争》谈起

谈沃尔夫的理论绕不开“农民问题”，在何为“农民”这一概念性问题上，沃尔夫反对“乡村人口（rural population）只是服膺于上级国家统治的群体，而乡民则是游离在政治结构范围之外”的观点，他认为前者是农民（peasants），而后者并非“原始人”（primitives）。但是受国家控制的乡村人口不仅包括耕农和“拥有和经营农场的人、佃户和佃农以及无土地劳动者”，还包括工匠、渔民和为乡村市场供货的流动商人。显然，这些群体是不同的，例如无地者和土地所有者不同，更不是所有的都算“农民”。因此，沃尔夫对农民的定义是：“生存性地参与种植，且能自主决定种植过程的人口。”这一分类涵盖了佃户、佃农以及业主经营者，只要他们处在能够对庄稼怎么种做相关决定的位置，但是不包括渔民和无土地劳动者。

同时沃尔夫认为，“如果把农民和原始人区别开来，也就必须把农民（peasants）和农场主（farmers）区别开来。”农民（peasants）的主要目的是“在狭小的社会关系范围内获得生存和社会地位”，而农场主（farmers）则“完全参与到市场中来，将自身投入一个广泛的社交网络追逐地位博弈”。为了保证土地和家庭生计的连续性，农民通常与市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对于市场的无限参与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对于生计的控制。因此农民总是倾向于把市场维持在“一尺之怀”，因为无限制地卷入市场会威胁到他掌控的生活来源。也就是说如果土地容易买卖，那么农民很容易失去他的生产资料。于是他墨守传统的安排，以保证他对土地和亲戚邻居劳动的有权使用。此外，农民只会在保证自给自足的前提下进行销售，同时他也需要现钱交易，以购买他生产不了的物品。在沃尔夫看来，“从农民到农场主的转变不仅仅是心理取向的改变：它更是涉及到制度语境在人们可以做主的范围之内的一个重大转变。”当沃尔夫说“men”的时候，意思是人民（people）。

五、沃尔夫、中国传统以及葛希芝考虑的“农民”概念

葛希芝接着分享了她对于农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沃尔夫对于农民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在农民本身，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了解不同的阶级或地位的群体是如何相互创造的。沃尔夫之前对农民的定义困扰着她。在《乡民社会》（Peasants）（1966）和《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中，沃尔夫将人类社会描述为拥有一段历史，而每个社会都是非常复杂且与全球相互关联的。继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最初田野之后，沃尔夫开始分析研究那些在任何社会中都十分需要的群体：那些生产食物、衣服、住所以及生产这些所需工具的人。在对农民概念的持续讨论中，可以看到他对人类生态的研究对农民的界定产生的影响。

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人类学界，学者们就人类学是否能研究那些非“原始人”（primitives），即低技术、低水平国家社会的人们展开了争论。许多人认为，我们有分析这样的复杂社会的智识工具吗？沃尔夫认为，要理解农民，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成为农民的背景以及他们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环境的。这一争论持续了很久，直到沃尔夫、西敏司，以及弗里德曼和费孝通等，开始撰写关于农民社区的精彩研究时，这些争论才终于平息下来。他们将那些从事乡村或社区研究的早期人类学者的习惯甩在后面，转而寻求外部力量的语境。沃尔夫、弗里德曼和费孝通等人尤其擅长超越一个乡村的简单限制，寻求在村庄之外塑造村庄的因素。

这其中，弗里德曼的研究值得一提，他是从乡村延伸到更大语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弗里德曼有一些思想是从英国人类学中发展而来的，那就是对于亲属关系的关注。弗里德曼将英国同事强调的非洲世系（lineages）延伸到中国东南，然而中国东南部的宗族（lineages）往往很大，遍布多姓村落，通过国家基层行政机构与中国的精英阶级相连，并拥有与国家非常相似的权力。他让我们思考国家是否真的给了宗族领导者他们保留的权威，抑或是国家远离市场，市场权力也就落入宗族领导者的“囊中”，也许两者兼具。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是一篇很棒的学位论文题目，但光是思考它就足以引起我们对沃尔夫发现的地方和中央权力之间的互动议题的注意。

重温沃尔夫的定义，农民是控制自己生产资料的耕耘者，包括佃户（tenants）和佃农（sharecroppers），在葛希芝看来，该定义对于解释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效，然而当她开始研究历史中国时，却是疑窦丛生。在某些地区，一些佃户在种什么方面受地主控制，且不能保证对租地的控制，他们不能算作农民（peasants）。而在中国的另一些地区，例如四川，租户拥有完整的租赁权和生产控制权，他们是农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沃尔夫对于“农民”概念的定义在学界依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葛希芝看来，沃尔夫的农民这一概念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他正在从生态起点（农民是低技术的耕作者）转向对生产关系的关注。

六、“生产方式”概念的复兴

农民是低技术的耕种者，当研究焦点朝向生产关系，他开始非常严肃地看待复兴生产方式的概念且付诸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沃尔夫的理论中留存了许多马克思的影子，因此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背景，对于更好的认识沃尔夫的理论有着极大的帮助。在上世纪的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视为危险的思想，看成是对西方社会的威胁。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开始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中有价值的概念。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是人类思想的瑰宝。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兴起，资本所有者和那些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售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小型实验，一些实验在美国也有所发展。大部分实验由于不可持续性而撤退为分散的社区——那是他们的嬉皮时代——不过很快发现将自身与外界社会绝缘是不太可能的。虽然其中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无论如何，这些实践都是对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早期反应。正是马克思把过去300年巨大而又惊人的变化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革命潜力的整体理论。

当时的三大资产阶级革命深深震撼了诸多西欧新兴资本家：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海地战争。现在的海地在我们的全球话语中很是微不足道，但是在200年前，这却是和美国、法国革命同时展开的里程碑式的黑人革命。他们席卷了奴隶主、种植园主和殖民者并掌握了他们自己的黑人共和国的自主权。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被认为是危险的，特别是在1848年大叛乱之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从那时候就一直被看作是西方统治精英的威胁。但是在欧洲，知识分子为摆脱基督教正统意识形态的统治而进行的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的影响力，给予了他们一种斗士一般的身份。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在19世纪晚期的一般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悉数抹去，而是成为了一个受教育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不是必须要相信，但是至少要知道。

而沃尔夫在纽约长大，那里有数百万来自欧洲的移民，作为移民中的一员，他的想法比大多数美国人更加开阔。沃尔夫这一代人类学家诞生于一个战时世纪：不仅是一战和二战，还包括1945年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努力。这些革命大多发生在殖民主义阻碍了其工业发展或者实际上使其倒退的世界地区，正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这其中，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数生命的逝去。在此背景下，沃尔夫开始和密歇根大学和全国高校的师生一起，分析和反对与之息息相关的越南战争。与此同时，他写了《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对六个国家的革命进行了严谨细致的比较：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可见，沃尔夫的理论发展与当时整个时代发展紧密不可分。

七、社会劳动：一个普适而又基础的真理

在对沃尔夫的时代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后，葛希芝重新回到了有关生产的讨论上。沿着马克思的道路，所有的人类劳动都是社会劳动，人类劳动是沃尔夫的分析基础。我们从前辈那里继承工具、技能和知识，与他人交换东西和劳动。如果没有对过去的文化、资源的继承和交换，单一个体或者家庭就无法生产和生存。对于沃尔夫来说，在他开始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时候，他将社会劳动的基础转移到生产方式的思想上，他希望人类学家能够使用生产方式的核心分类来理解世界变化的过去与现在。他的这一做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视野截然不同。在这本书中，沃尔夫运用马克思本人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归纳出三种生产方式：亲族制（kin-ordered mode）、贡赋制（tributary mode）和资本主义模式（capitalist mode）。

八、亲族式生产方式

亲族制的生产方式产生于亲属关系，亲族制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通过诉诸父子关系（filiation）、婚姻关系、血缘关系（consanguinity）、姻亲关系（affinity）等社会劳动来改造自然的一种方式。简单地说，社会劳动是被“固定在”或“嵌入”在人与人的特殊关系中。这种劳动只有通过人才可享有，而这种接近乃是象征建构起来的。沃尔夫讨论的是大部分农业和国家出现之前的世界。因此亲属关系涉及：（a）象征的建构（父子/婚姻，血亲/姻亲）是如何（b）不断地将出生的和补入的角色放到（c）彼此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些社会关系（d）允许人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号召他们每个人完成都必须要承担的那份社会劳动，从而能够（e）影响对自然的必要改造。

“如果亲属关系是人们身上确立权利并因此要求分享社会劳动的一种特殊方式，那么，这种权利和要求的确立方式也确实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亲属关系是通过人们想象或象征靠近社会劳动的概念的支配性机制，没有其他机制能够获得享有他人劳动的资格。亲属关系通过婚姻扩展为血缘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为彼此提供信息和资源。在这里，亲属关系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是资源广泛可用，对任何知道如何获得资源的人开放，资源和人都不受特定群体的约束；二是资源受到限制，只对那些有“亲属关系许可”的人开放，并且严格限制在象征性定义的群体成员的手中。对于第二种情况，环境不是简单的“自然”，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社会劳动的转化，累积各种要求和在亲属群体之内组织要求的系谱，通过声明自己享有的而排斥非亲族成员。这种形式的亲属关系变成了政治关系，引入了持久延续的结构等级，这种结构不一定是指父系的（patriarchal）。

沃尔夫向我们真正展示了人类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生活。通常学界认为，智人出现在10万年前，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6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所以地球直到一万五千年前还居住着从别人那里索取劳动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亲属关系的群体。有关亲属关系的观念是文化建构的，而不仅仅是生物结果。

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倾向

亲族式生产方式仍旧顽强地在世界上一小部分群体当中留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面貌。

这是一张富有现代趣味的卡通画。法官对戴着帽子的猫说：“资本主义，你已经无情地危及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你被起诉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猫说：“我只是相对顺从而已。”然后我们看到在他的背后，共产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被关到牢笼里。它是在说资本主义也许只不过比其他的制度替代品要好一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MP）的主要趋势则包括了以下几点：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控制着他人的劳动；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必须出卖劳动（包括技术、知识、行为等）；生产价值是工人维持自我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来自“经济”手段对他的压榨。持续的竞争，失败者退出，导致垄断；资本积累和竞争推动寻找新的生产方法（科学与工业）；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创造了和经济权力一样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权力；商业化的渗透改变了价值；过去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持它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消失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倾向就是由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控制他人的劳动，包括了技能、知识和行为等各种方面。葛希芝在此引用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提出了“情感劳动”这个术语，举例来说，在飞机上的工作的空姐，她们必须表现出友善、甜蜜、愉快。为此，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他们也会如此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个趋势就是通过经济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的生存产品，这意味着当人们把劳动力带到市场上的时候，所能得到的报酬是市场规定的劳动力的价值，与他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关系无关。于是，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易，意思就是指交易中除了市场价格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重要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是以工人赖以生存的条件来计算的。一个工人每天为他的老板挣100美元，而老板付给他60美元，剩下的40元则神奇地消失了。

另一种趋势就是资本的积累，竞争日益推动寻找新的生产方式。科学和工业在过去的三四百年中发展起来，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寻找新的技术来推动新的生产方式，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鼓励创新与发明的积极一面，不过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看资本主义是如何对待工人的。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累积，创造了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经济权力。由于商品的渗透，这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商品。在英语中有一个笑话：如果能赚钱的话，一个精明的商人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祖母卖掉。由此可见，先前的社会关系的消失以及支持这些关系维系的思想的消失是目前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论述了资本主义使得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割裂开来。

同一个社会拥有不止一种生产经营模式和生产关系，家户式生产方式是生产方式概念的另一种研究视角。萨林斯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石器时代的经济学》，家户模式（domestic mode）并非是家庭成员自我雇佣的家庭生产模式，它是在家庭范畴各因其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人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

消费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思考的资本主义面向。经济可以给人们提供必需品并转化出越来越多的形式。消费主义和过度积累成为经济如何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仅仅工作以维持社会经济，我们也必须消费。正如上图所示，这些小猪从悬崖上摔下来，跌入消费主义的深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