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李天纲的2020书单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

陈乐民著：《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68元

陈乐民先生为学者们素所尊敬，不是因为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而是他很早就对处于文化困境中的中国与世界有了基本的看法，且一直坚持，引领学界。他不断研究，不懈思考，观点和论据都愈见精当。最近结集的《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由陈丰编辑完成，给我们呈现出陈先生数十年的思想轨迹。最早的一篇演讲稿《历史与展望》，发表于1985年12月，内中提到“中欧之交”三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叶以前”。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不甚稀奇，但在学界仍然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近代史叙述中是破了大戒的。陈先生的思考系统而有据，他熟悉十七世纪的思想巨擘利玛窦、徐光启。上海学界纪念徐光启自有渊源，陈先生在北京关注利、徐事迹却是独有眼光。按目前保存的手稿来看，陈先生在“文革”中已经写了阅读徐光启的札记，实属超前。2003年，上海徐汇区修复徐光启墓地，重建墓前十字架，陈先生和资先生闻讯后，专程从北京赶来支持。犹记得在凯文公寓咖啡馆的交谈，两位先生对我们鼓励有加。文集收录的《上海人徐光启》《大写的徐光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等文章，就是我们因“利徐之学”起缘的证明。“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最为难得，陈先生和他的著作就是！

王水照著：《钱钟书学术生涯》，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58元

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水照先生在1978年调回上海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向钱锺书先生问学达18年之久。此后20年里，王先生仍然和钱先生谈学，“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于是，听王先生谈钱先生，也成了复旦文、史、哲师生的荣幸和特权。钱先生诞辰110年之际，王先生的《钱锺书的学术生涯》出版了，很多佚闻就在书中留了下来。比如，王先生讲钱先生厌烦炒作的故事，书中影印了王先生的藏信，其中有云：“宣传多，如发行钞票多，货币反而跌价”（扉页图片三），这是典型的钱氏幽默。不知什么原因，有些读者总以“思想体系”来衡量钱先生的学术，仿佛有所欠缺。王先生说：“文学所的年轻同志中间流行过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第22页）这当然是对钱先生的“一种误会”。王先生认为：钱先生虽然是用札记、笔记、笺注、文选等传统体裁写作，但有自己的整体观念和思想，“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第12页）读钱先生的著作，即使是听他的幽默，需要领悟“通感”之下的完整思想，才能品到钱先生治学的妙处。不能认为套用了混杂的主义，暴露出矛盾的观点的作品有思想，而于“事中求理”的钱先生还不够系统。

周绚隆著：《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38元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这个书名，令人想到一个老问题。明清易代之际，为什么江南人不像钱谦益向多尔衮保证的那样柔顺，反而那么刚烈？惨酷的“扬州十日”“江阴围城”“嘉定三屠”都在江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发生？1644年，明社既屋，各地的情况很不同。李自成在陕西起事，张献忠在四川屠城，辽东吴三桂是临阵叛变，山东孙之獬是申请剃发，只有江南士绅坚守一隅。陈子龙、夏完淳、夏允彝、黄淳耀、侯峒曾、侯岐曾，这一批嘉定、松江士人都在家乡英勇就义。本书作者周绚隆是出版社编辑，他在经手编辑《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时，对其中的侯岐曾日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微观史学”笔法深描人物和时代，读来兴味盎然。从《侯岐曾日记》等著作中可以看出，江南士人带领本地民众抗清，实在是因为大家是在保卫自己的权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非常同意作者在本书序言里的看法：“忠、孝、节、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只是敌我双方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宣扬和利用的概念。”

有鬼君著：《见鬼》，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58元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序》有句：“衰退不复事丹铅，六十原非亲学年；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按他的说法，人过六十，阳气日减，精神恍惚，就会常常陷入鬼神世界，所谓“谈鬼”、“见鬼”。据我所知，有鬼君行年尚在盛年，“谈鬼”却已有近十年之久，可见和“右台仙馆”里颓唐的俞樾大异其趣。有鬼君说：“我想做的，是将志怪小说中关于幽冥世界的不同元素分门别类地找出来，像作拼图游戏一样，拼出一幅那个世界的整体图景。”有鬼君看似继承了《搜神记》《子不语》《新齐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志怪小说文体，其实是把“幽冥世界”看作一个独立存在，有着一个鬼神本体论。作者“说鬼”是认真的，并不是像《论语》里无趣的孔子那样“敬鬼神”而“子不语”，是想弄明白中国人的地府幽魂是怎样系统而复杂地操弄着阳间的人生。

《见鬼》全书是以札记体写成的，但每一条考订都很有意思。第271页有一条“入冥第一课：洗脑”，比喻很妙。有鬼君把阴阳之界上必要喝的“孟婆汤”比作洗脑膏，用以忘却前世因缘，以便在下一个世界成为了无牵挂的新人。人鬼之间，阳阴交替，原来如此？！

马国川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68元

自从傅斯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实证史学主张之后，历史学家都是要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之上，写出一部信史。然而，对于百年之内的历史，要穷尽档案、日记、回忆录、报刊、杂志中的记载，几乎就是missionimpossible。除了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门史需要尽可能搜集完整的数据之外，窃以为一般目的的通史，史家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史德、史才、史识，对过于丰富的材料作出裁断，即用人物和事件的片段来表现一个大历史。继2018年出版《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之后，马国川又完成了下篇《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的毁灭之谜》。作为著名财经记者，作者比一般文史学者更加洞悉政治与经济、社会和人事中的要害；作为关注二十世纪东亚国家崛起之命运的思想者，作者抓到的人物、事件和对话，既有宏观视野，又富细节魅力。比如，“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外交家吉田茂曾劝告外务大臣，说：“如果你无法制止日本向美国宣战，就应该辞职，以使内阁无法讨论，甚至连军方也得三思。”然而，战争爆发，吉田茂赋闲。战争一败涂地后，还是吉田茂出面收拾残局，出任首相，并写作了为1980年代中国所震惊的《激荡的百年史》——一部充满细节的大历史！

李天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