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评《记忆记忆》︱俄国历史的记忆拼图
《记忆记忆》，[俄]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著，李春雨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2020年11月出版，432页，78.00元
在孩提时代，玛丽亚·斯捷潘诺娃便决定为自己的家族写一本书。十来岁时，她在小学的练习本上洋洋洒洒写了五六页的家族史。在以后的三十多年，这个计划一直没有搁浅，她为此搜集资料，遍访祖辈们定居过的偏远小镇，直到这本以记忆为名的书完结定稿。
斯捷潘诺娃的写作初衷是私人的：源自个人对整个家族的使命感。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她渐渐扩张了自己的野心，用她的话说，这是“一次注解20世纪的尝试”。从这本《记忆记忆》的呈现状态来看，斯捷潘诺娃检索到的、对过往的记忆是凌乱不堪的，读起来有一种玻璃炸裂带来的震惊与慌乱的感受。那些碎片从不同的角度望过去，可以看到被反映物不同的侧面。极度的困惑与极度的震撼奔涌而至，或许这也是一场实验，用以模仿记忆本身斑驳陆离的面孔。而支撑实验效果的实验参数，除了有叙述者众多经历丰富的祖辈，还有整个俄罗斯20世纪诡谲多变的历史。
整本书的开头第一句话相当简捷—— “姑妈死了”。这几个字确立了整本书的调性——作者想要通过追溯“记忆”，对“死亡”进行再阐释；以回忆为名，还原当时当地的时代氛围。不过，这些回忆性的文字与死者们真实的经历究竟相差多远，抑或只是斯捷潘诺娃单方面与死者展开的“对话”？这些自然无从考证。斯捷潘诺娃作为一名诗人，诗歌风格极其独特，而对于“家族记忆”这同一个主题几十年锲而不舍的思考，也使得她写出的文字层次纷繁复杂，不少已经凝结成了个人色彩鲜明的思想观念（这也是这本书读起来艰深晦涩的原因之一）。读完这本书会忍不住想，也许家族史就是斯捷潘诺娃的一个幌子，她是要通过“写家谱”，展示自己纵横交叉、庞杂深刻的思想。这些五光十色、类别繁多的思想观点在家族成员和历史人物中间交织，仿佛构成了一条条通往神秘花园的、彼此交叉的小径。
恋物：日常器具的神圣之光
斯捷潘诺娃为自己的追忆过程罗列了上百种旧物，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该书封面的、残缺的瓷娃娃。这些本来只为运输物料途中减少碰撞而生产的瓷娃娃，在几十年后成了商店里走俏的摆件，残缺使得它们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隐喻。为了节省成本，这些名为“冰人夏绿蒂”的瓷娃娃在粗糙的加工过程中只有一面上釉，不期然被时间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芒，仿佛当年日本的浮世绘风格绘画，作为瓷器的包装纸被带到欧洲，结果影响了印象主义的绘画观念。附着在器物之上的记忆，增加了它的灵韵。文中，斯捷潘诺娃也是从整理加利娅姑妈杂乱的遗物时，触碰到深居简出、特立独行的姑妈的另一面。作为日常器具的旧物，构成了整体历史的一个个细节。
同样作为记忆凭证被讨论的，是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老照片。斯捷潘诺娃使用了一章的篇幅，对手中的二十张老照片进行了工笔画一般的描述——是文字描述，而不是将照片直接插入书中作为参考。在随后的一章，她又否定了照片对于保存记忆具有的权威意义。斯捷潘诺娃对照相术（包括纪实摄影）所持的态度是否定的。她不信任镜头下的瞬间，认为它们妨碍了抵达生命的本质。彼时包法利夫人第一次经历照相术，不禁发出一声赞叹：“这就是我。”而后，她从三十六张照片中，挑选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张。但是相比于画像追求的“相似性”，斯捷潘诺娃认为照片的刻板和如实再现反而令人抗拒，“照片的机制并不意味着对现实之物的保存”。
“照片首先关注到的是变化，周而复始的成长、兴盛、衰落、消亡……艺术所从事的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任何成功的文本库都是关于成长的大事记，并不与第一条皱纹或者黄褐斑的出现完全吻合。照片则一丝不苟：它确定无疑，所有这些很快就将不复存在，因而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一切。”
这里斯捷潘诺娃展开了一个悖论性的命题：表面上最为忠诚的影像，最终可能距离真相最远。这部分的论述，大概会让痴迷于拍照修图的当代读者陷入尴尬的境地——如今太多人执着于“理想化摄影”，恨不得出门就戴上一副具有滤过功能的眼镜。斯捷潘诺娃带着讽刺，宣称数码技术制造出来的大量机械复制的图片，最终会进入“另一个墓地”，那是一个最终被人抛弃的、庞杂的图像垃圾场。比较而言，她反倒肯定了摄影师拍照时露出马脚的疏漏之处，“比如狂欢节丝绸盛装下的难看鞋子”，至少它们忠诚于自己的时代。
日记与信件：暧昧多义的记忆存储库
除了对当事人曾经使用过的器物进行考察，斯捷潘诺娃还把记忆挖掘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上面。从姑妈留下来的黑色日记本开始，斯捷潘诺娃开始借助家族成员的文字进行知识考古。不过，她并不认为这些文字都是可信的，她判断的依据是写日记的人是否构想了一个“潜在作者”。斯捷潘诺娃据此将日记分成了两类：具有特定阅读对象的“表演性日记”，以及为了个人量身打造的私密性日记，外人很难进入。姑妈的信带给她的是后一种感受，那些事无巨细的清单罗列像宽眼渔网一样，留下了本人外部生活的可靠证据，而真正的内部生命却完全留给自己。
日记对于访客或许是封闭的，而信件则尽可能地敞开了语义丰富的大门。这些信件里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二战期间发自列宁格勒战场的几封家书。作家外祖父的姨弟廖吉克由于征兵年龄的变更，十九岁便参加二战，并随着队伍四处迁移。像普遍的战争文学那样，廖吉克在信里向家人传达爱国的热情，分享战场上的喜悦，但他在负伤后也会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向家里人诉说想家的苦闷。或许那些文字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斯捷潘诺娃在文中引用了书写“列宁格勒大围困”的作家利季娅·金斯堡的说法，二战以及“列宁格勒大围困”使得个性特征消失，个体的人变成了群体的“死者”。而她的这些追溯将廖吉克从万千死者的队伍里推了出来，使一段近乎遗失记忆重新被发现，被更多人读到。
此外，书中还有不少信件，穿插在第一、二部分的章节之间，构成了举足轻重的“插章”。这些通信大都与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太姥姥萨拉·金兹堡有关。萨拉·金兹堡曾远赴巴黎学医，从世界著名的医学院毕业。少女时代她受到革命思想鼓舞，曾参加1905年下诺夫哥罗德的街垒战，后来由于散发非法传单被捕。她与后来的苏联高层领导人曾经是同学，也数次在政治劫难中幸免，像足够幸运的“瓷娃娃”一样得以保全。斯捷潘诺娃选取了她与太姥爷“桑丘·潘沙”之间的通信作为“插章”，这些信件沿着两条线行进：个人层面上的学业、生活、男女情感，以及公共层面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对时局的评价。这些进入到记忆存储库的信件材料是有趣的，它或许不过是革命年代里的“大众叙事”，但放在今天的语境里，以我们的“经验”去触摸革命理想主义的文本，会明显感受到记忆暧昧多义的一面。
故地重游，寻找记忆花园的坐标
斯捷潘诺娃在书中提到自己华盛顿的一位历史档案学者交谈时，称自己是如今非常流行的、热衷于寻根之旅的游客之一。事实上，她的寻根之旅比泛泛意义上的游客要全面丰富许多。在筹备这本书的三十五年时间里，她沿着祖先走过的路途去了很多地方：为了更多地获取沉默的家族的隐秘，她走过波钦基的羊肠小道；为了更近地感受到太姥姥当年的心境，她专程造访过萨拉一个世纪以前在巴黎住过的旅馆；为了寻找记忆更深远的源头，她只身前往祖太姥爷的故乡敖德萨……事实上，这些地理坐标也都和俄罗斯历史的不同侧面有隐秘的联系，斯捷潘诺娃的寻根之旅带着一枚俄罗斯历史的罗盘。
寻访的过程有些类似于悬疑小说的情节，但很少有“水落石出”的结局抚慰旅途的劳顿。在赫尔松市的档案局，她从文件中获知祖太姥爷曾经一手操办铸钢厂、铸铁厂、机器制造厂，也从1918年的工厂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中，读到古列维奇私人财产移交至工厂工人所有的决议，甚至从普遍的历史文献中了解到1917-1920年间赫尔松经历的政权更迭、社会变动，但关于祖太姥爷个人的命运，她却没能够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具体的“人”的形象被隐没了，只有博物馆里一台庞大的、配件完整的犁具还耸立着，机身的大写基里尔字母“古列维奇卡霍夫卡工厂”，证实祖太姥爷的家族确实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通过故地重游重建历史形象，这是一种精准的考古，还是个人主观情感的附会，在斯捷潘诺娃笔下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在友人的带领下，她来到位于萨拉托夫的外祖父的旧宅院。院子里的一切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自己与这个地方心灵相通，“我清晰地回想起了一切，纤维毕现地还原了家族当年在此地的生活：他们如何在此地居住，又为何离开这里。院子将我抱在了怀里”。然而，此后不久，朋友却打电话告诉她，上次搞错了，他们去的并非外祖父的宅院。这段经历对所有试图找回记忆的人，都构成了一次拷问：我们真的是在忠实地保存自己的记忆，还是被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力量裹挟着“编排记忆”？
“同时代人”：家族记忆的“大历史”视野
单纯写家族成员的命运不会是斯捷潘诺娃的落脚点。在她包罗万象的追溯中，家族的记忆从纯粹私人的空间跳脱了出来，她将追忆的范围扩大到与自己的祖辈同时代的世界文化名人身上，大量的历史史实与家族成员间的命运遭际相互交织缠绕，作为参考的“同时代人”，构成了通往二十世纪记忆花园的另一条幽暗的入口。
譬如，从作品内页的家族人物图谱可以看到，斯捷潘诺娃的祖先们来自于斯捷潘诺夫、金兹堡、弗里德曼、古列维奇，而这些姓氏中有三个都属于犹太人。在追溯记忆的过程里，斯捷潘诺娃也曾经多次提到犹太人的历史境遇问题，这个二十世纪人类记忆绳索上的一个死结。从太姥姥寄往家中的明信片和信中对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信息讳莫如深，到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库兹明、勃洛克等人对曼德尔施塔姆犹太身份的揶揄，犹太人的种族问题像一条充满耻辱的尾巴一样，被藏在了俄国主流文化的背后。不仅如此，斯捷潘诺娃还在世界各地拜访屠犹遇难者纪念馆、犹太公墓，寻访那些文化名人的踪迹，如遭到纳粹迫害的夏洛特·萨洛蒙、安妮·弗兰克等，在一阵虚妄的冲动驱使下，她甚至希望可以凭借个人的回忆，拯救湖里那些“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的头颅。现实生活里，那被驱逐、被迫害的阴影挥之不去，以至于斯捷潘诺娃的父亲得知自己当年的家书要被发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祖辈们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遭遇的无妄之灾，教给了他们韬光养晦的哲学，斯捷潘诺娃却勇敢地向人暴露伤疤，她试图重整这些惨烈的记忆，恢复自己的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应有的地位。
俄罗斯评论家将这本书称为“世界之书”，这主要是就它宽广的写作视野而论。斯捷潘诺娃担任了多年文艺网站的主编，平日阅读面十分庞杂。她身上具有俄罗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特质，对世界文化如数家珍，这从译者在正文后附上的两百多条注释就可以看出来。斯捷潘诺娃在与故去的家庭成员对话，也在和世界文化名人进行观点的沟通，赛巴尔德、曼德尔施塔姆、拉斐尔·戈德切恩、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夏洛特·萨洛蒙等等文化符号，被同一根线串了起来：究竟什么是记忆？应当怎么去看待人类的记忆。尤其是在那些形成巨大历史分水岭的事件之后，应该怎样讲述所谓的“后记忆”？
在具有非虚构特征的散文集《时代的喧嚣》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追忆了自己和同时代人的过去。斯捷潘诺娃认为，他的目的是将过去“盖棺定论”，归根结底“排斥记忆”，而这是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不能认同的。他的朋友茨维塔耶娃也是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她以丈夫的白卫军形象为傲，曾经写过多首诗歌献给心目中的“骑士”。她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诋毁了白卫军，因此在多个场合对他进行批判——她要拥护的“记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斯捷潘诺娃借此对记忆的客观性再次提出质疑。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让家族记忆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模糊了边界，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剖面。
作为本书中心人物的太姥姥萨拉·金兹堡，和“瓷娃娃”一样，是历次劫难的幸存者之一。过往的经历塑造了她，使得晚年的她显得极其干练，“山岩一样”，“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纪念碑”。在斯捷潘诺娃留存下来关于她的记忆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萨拉·金兹堡喜爱在钢琴旁弹琴唱歌，她最后一次天鹅遗曲般的歌唱，选择的竟然是青春时代低沉而悲壮的《你们在殊死搏斗中牺牲》。当那激动的嗓音从她衰老的躯体里涌出时，“身陷布特尔斯基监狱的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手持《爱尔福特纲领》的中学生曼德尔施塔姆、雅尔塔革命者集会上的十三岁的茨维塔耶娃”——所有太姥姥同时代的年轻人奏响了一曲合唱，宣布要与旧世界决裂。通过种种记忆的拼贴，斯捷潘诺娃再次试图扩大家族记忆的范围，所有相互交叉的小径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整个二十世纪诡谲多变的文化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