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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研究的大成果——《王铎年谱长编》与其一生行迹及考辨

Image 2021-01-13

王铎是晚明最具个性的书法家,以“好书数行”影响至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近期出版了《王铎年谱长编》,以王铎一生行迹、交往与诗文书画活动为中心,起自王铎出生(明万历二十年),讫于王铎去世(清顺治九年),以年、月、日编次,详细完整地展现了王铎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本文作者看来,该年谱有着三大特色:广来源、慎考辨和具褒贬,不光是对材料并非简单堆积罗列,而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整合与勾连,不仅仅是艺术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灵史的重要参考。

王铎是晚明最具个性的书法家,以“好书数行”影响至今。他所倡导与实践的气魄宏大的连绵草书,在晚明书坛独树一帜,与董其昌一系书风形成奇妙的对比和平衡。王铎书法美学,似乎更加适合近百年来激变时代的审美。日本书坛一度有“后王(铎)胜前王(羲之)”之说。不仅如此,王铎在南明弘光朝曾官至宰辅,其一生行迹在晚明政治史上亦具相当的研究价值。

王铎《五律诗轴》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学界关于王铎作品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已取得很多成果,但关于王铎的生平研究,进展却较为平缓。须羽源一于1975年在《书品》杂志发表《王铎年谱(稿)》。1992年出版的村上三岛主编《王铎书法》五大册,也收入了福本雅一所撰《王铎年谱》。这两部年谱以部分王铎书法作品和藏于日本的《拟山园选集》诗集(清顺治十年刊,五十四卷残本)为核心资料,虽有开拓之功,但因所见材料限制,缺略甚夥。1993年荣宝斋出版《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附有简单的“年表”。200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北师大张升撰《王铎年谱》,拓展了文献来源,颇有创获,但误漏亦不少(如误将“张饱一”定为平湖张培,等等),尤其是对图像材料不甚关心。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费十余年心力,撰成《王铎年谱长编》,使得王铎生平研究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王铎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2019年版《王铎年谱长编》共三册,都一百万字。2020年略加增订,并增加一本彩色图录,出版精装本,皇皇四巨册(刘涛老师对年谱加图录的方式甚为肯定,他评说“年谱中著录的王铎书迹,可谓谱主书迹编年录”)。本年谱长编以王铎一生行迹、交往与诗文书画活动为中心,起自王铎出生(明万历二十年),讫于王铎去世(清顺治九年),以年、月、日编次,详细完整地展现了王铎跌宕起伏的一生。

我在2020年末,费一月之功将这部大书读完,勉力撰成读书报告一篇,向薛龙春兄和诸位师友方家请教。鄙论或有不逮,亦我所自知也。

本年谱长编拜读完毕,我认为有三个特色。

一是广来源,可见著者功力。此前王铎生平研究资料,多局限于一些常见史料和图籍。龙春兄在此基础上,大大拓展了资料的来源,可谓竭泽而渔,巨细无遗。我曾当面听白谦慎老师表扬龙春兄搜集材料是集团军作战似的手法,每隔一段时间,又见他新获材料数十条、图版数十件。我在本谱中读到,在王铎诗文集方面,著者采用了不少稀见文献,如国图所藏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诗集,较日本所藏残本多了整整二十一卷;新见天津图书馆所藏《王觉斯初集》黄居中抄本、河南图书馆藏明崇祯刊本《拟山园初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拟山园选集》残本,利用这几种文献中所载诗文勾稽出王铎早年的诸多行迹。著者还尽力搜求晚明时人的诗文著述,爬梳出与谱主有关的线索和记载,如利用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摘出与谱主四十岁前后数年的多次交游(页215-237),利用陈明夏《石云居诗集》《石云居文集》摘出谱主五十八岁时的多条记载(页1209-1211),等等。时人著述其实是可资挖掘的极为丰富的矿产,但以前的年谱编撰限于条件,也限于精力,似用力不多。本谱后所附参考文献中“明清诗文集”部分,多达二百余种,可见著者用力之深。

王铎《致薛所蕴札》

王铎《致薛所蕴札》

在图像方面,龙春兄大索天下,不仅全方位使用了国内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商店和私人藏品,还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美国观远山庄、莱溪居、台湾石头书屋、香港近墨堂、日本骎骎堂所藏等很难获致的王铎书迹图版。同时,著者关注近数十年来大陆、港台和北美、日本的各种拍卖会,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图像也为数不少。当我在书中看到某件作品来自东京美术俱乐部昭和某年拍卖,或来自北京中汉拍卖这类不太知名的公司时,不禁感叹再三。在广来源的基础上,著者对材料并非简单堆积罗列,而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整合与勾连。如年谱中述及谱主五十岁前后与杨之璋、之玮、之玠三兄弟交游时(页721-725),除王铎本人诗文外,其他材料的来源分别是观远山庄藏手稿、西泠2005、2008两次拍卖、《王铎书法珍品集》、广东省博藏品、《敬和堂藏帖》、洛阳博物馆藏手稿、故宫博物院藏信札(仿本),等等,这些不同渠道的资料,在著者手中条分缕析,井然有序地进行了排比整合;再如,谱主六十岁“为终南无心上人跋《罗汉卷》卷”条(页1367),著者从不同版本的王铎诗文集中,找出一篇文章和两首诗作,与本条所录题跋文字相互参证。读完这些以前被湮没或被压抑的史料,让王铎的真实人生愈来愈清晰、鲜活和立体。至少对我而言,是对王铎的观感有所改变。

王铎《山水立轴》

王铎《兰石图》题跋

王铎题吴镇《渔父图》

二是慎考辨,可见著者心思。年谱撰写会面对大量的考据工作,既有史料的辨析,也有史实的考证。本谱考辨通彻明白,极为精审。如,关于“天启三珠树”问题,著者注意到,收录于河南图书馆所藏明末刊本《拟山园初集》与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拟山园选集》中的同一篇序文《王觉斯年丈初集叙》,分别署名黄道周和蒋德璟,但据其中“僭为选评”四字,可定必出黄道周之手(黄曾评选王铎诗,蒋则未曾);在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中,此篇更易一字,文末“黄子”改为“蒋子”,后署名蒋德璟,另有一篇《题王觉斯初集》述及“三珠树”者,则署名黄道周。龙春兄认为,黄氏绝无为初集两次作序之理,且王铎殁后,其弟王镛、王鑨所编选集(即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有多篇序文被抽换易名(如以吕维祺换邢绍德,以何吾驺换张四知,以马之骏、姚希孟换薛冈等)。

王铎《挽吕维祺诗立轴》

另据张镜心《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中关于王铎、倪元璐、蒋德璟三人“入翰林为庶常”时“鼎峙词林,声实相伯仲”的记载,可知那篇《题王觉斯初集》述及“三珠树”者,作者极有可能是黄道周的同乡蒋德璟。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拟山园选集》编纂者很可能故意将黄、蒋二人名实错置(页151-152)。此处考证,绵密确凿,纠正了书法史上一直以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为“天启三珠树”的旧说,令人信服。王铎书作中有大量上款人只知名号,不晓姓氏,甚至只有其名姓中的一个字,对这些受书人的考证也是本谱创获较多之处。除了著者在《前言》中提到的考出某件手卷上款“遂兄”为王思任之外(页4-5),再举一则:王铎曾为“苧萝大词宗”临圣教序轴,但“苧萝”为谁?龙春兄从张鼎延诗集中检出《赠谢大司农苧萝》,又从薛所蕴诗集中检出《送谢苧萝司农还章丘》,查得谢启光为章丘人,入清后为户部尚书,故“苧萝”必为谢启光无疑(页113)。当然,书中也有不少“待考”“俟考”“姑置于此”等等,疑者传疑,理当如此。这些考证和存疑,或可称为“E”考据时代中乾嘉朴学之风的传承和发扬。

王铎《铜雀瓦砚铭》

王铎题北宋《圣教序》

三是具褒贬,可见著者史识。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出处大节,选择不易。王铎是不幸的,如果其早卒十余年如董其昌辈,则不会面对降与不降的尴尬抉择。无论如何,福王遁走,王铎、钱谦益等南明高官“献城迎降”,终究是人生大污点。王铎一直以“贰臣”之名留在历史上,颇有些脸谱化。在本年谱长编中,收录了大量王铎诗文,在在可见其思想的隐微变化。如谱主四十七岁充经筵讲官时,反语太多,言时事有“白骨满野,人肉相食”等语,遭上怒责(页517-518)。清军薄山右之时,又上《兵议》,上《御试策》,极言御寇之术,愿领强兵,请缨击贼(页557-560)。更多的,则是王铎为明末清初的诸多死节者写诗歌(如为吕维祺等),写传记(如为焦源溥等),写墓志铭(如为张风翼等),写祭文(如为吴阿衡、祁彪佳、杨之璋等)。王铎虽有归隐之心,“鱼鸟当何适,江山且当归”(页880);也曾上疏求去,“诚恳求赐允放于江湖”(页899),但终于还是降志辱身。令我惊讶的是王铎在闻知崇祯自经后的多次痛哭(页879、889等),在南京城陷之前的被人群殴(页969),见到被执的弘光帝时“直立不拜,戟手数其罪恶,攘臂呼叱而去”并言“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页977)等记载。或许,王铎忠于大明,但并非奉南明为正朔。晚明遗民钱澄之曾有“藏文于文”之说,我们在年谱所录王铎晚岁诗文中,或许也能看到这位贰臣的隐秘心灵角落。龙春兄据实录史,虽无明言论说,但我似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隐然呈现的价值评判。不作简单道德判断,已然是一种立场。龙春兄的这部王铎年谱长编,不仅仅是艺术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灵史的重要参考。

王铎《致焦源溥札》

王铎《赠别沈石友诗卷》(局部)

借助于现代即时通讯工具的便捷,我在阅读过程中曾向龙春兄数次请益,都得到他详尽诚恳的赐复。如,年谱第一册中,在谱主三十六岁时有“为新安知县陈世祥(善百)书自作诗轴”,此件后钤“王铎之印”、“宫宾学士”二印(页141)。但“宫宾”是太子属官,理应是王铎当了东宫侍读(1637年,四十六岁)后所用印,不应出现在其早年作品上,因此,这件作品我认为存疑。龙春兄回复,钤有“宫宾学士”这件,他当时也注意到印章时代问题,因作品绝真(在日本看到的战前拍卖图录),前一印“王铎之印”为其时所用,只能怀疑“宫宾学士”为后加。龙春兄补充,在王铎入清后的作品上,还钤有“文渊太傅”,或“大宗伯印”(页991),这是其弘光朝与明朝的官名,虽难以理解,但作品确实为真,只能假设为后钤。再如,我读到崇祯元年“为祉吉刘年兄大词宗”临王羲之书,谱中云“查先生所有同年进士之刘姓者,祉吉只可能为刘士祯之字”(页145)。我则认为除了进士同年,尚应查证王铎的天启辛酉科河南乡试举人同年中,是否有刘姓字“祉吉”者。龙春兄回复,所有刘姓同年进士的字号,他全部查过;举人同年因为只限于河南府,人数不多。而“祯”与“祉吉”之间含义关联,且还查到名祯者字中取祉的许多例子,因此,才判断祉吉只可能为刘士祯之字。他的答复令我心悦诚服。窥一斑以见全豹,可知即便是谱中短短数语,也是著者花费了极大功夫反复考辨才得出的结论。

王铎为翼隆作《隶书诗册》

纵览全书,我尚有二三点建议和意见可供参考。一是龙春兄已刊发有三十余篇与王铎有关的论文,并于去年出版了阶段性的成果《王铎四题》一书,对王铎生平及其艺术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似于谱中应在相应“按语”部分予以提示,以便谱文与论著可以相互参观。如谱中有多处涉及王铎生前身后的刻帖,在《王铎四题》中则有《王铎刻帖考论》专文;再如前述关于“三珠树”那篇序文作者的考证,谱中因篇幅所限较为简略,著者另有《顺治十年刊的篡改与王铎形象的重塑》长文详细考辨,并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王铎在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通过蓄意篡改信札的受书人姓名、诗文集的序言作者姓名、诗集选阅者的姓名等方式,“制造”他与明末清初众多名流的密切交往与深厚情感。借助黄道周、倪元璐、文震孟、何吾驺、刘宗周、钱谦益、吴伟业这些大儒、忠臣、烈士与作家虚妄的背书,王铎企图重塑他的历史形象,而他的两个弟弟王镛、王鑨则实施了具体的刊刻活动。如能在年谱中给出这些论著的出版信息和主要观点,当能让读者按图索骥,更获教益。第二,本书为年谱“长编”,类似年谱相关资料汇编,其“书法”不同于年谱本身,的确可以尽量详尽,多作引申,以备览者查考。但是我仍觉得某些部分的文字似过于枝蔓,如每年“附录”中涉及到的一些常见人物生平不必具引(如页70-71的孙承宗、董其昌);王铎与友人集黄道周斋中,既引王铎赠诗,又引吴伟业、张维机赠诗(页535);王铎题宋权藏范宽《雪山萧寺图》后,复引宋权在宋人《松亭抚琴图》及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后的题跋文字(页1199),等等,似皆蔓衍,可略为芟剪。第三,个别地方还存在编辑技术问题,如第一册最末三页有部分文字重出;个别文字误植(如页67“三株树”当为“三珠树”)。

薛龙春《王铎四题》

这部《王铎年谱长编》,显示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利的学术条件下,编撰艺术家年谱所能够达到的新高度。龙春兄在微信中告诉我,年谱长编本是王铎研究的副产品,他将再用数年时间,撰写一部研究专书,“为王觉老打工打到底”。我非常期盼他的专书早日完成并出版,定将为明清艺术史个案研究树立新的典范。

2021年1月4日改定于成都

(本文原标题为《王铎研究的大成果——读薛龙春著》)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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