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与启后：站在思想史转折点的韩愈

关于韩愈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陈寅恪曾有这样一番评价：“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观陈氏《论韩愈》之大意，重点不在“承先”，而在乎“启后”，谓韩愈实为开启赵宋以降新儒学的先驱。无独有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凡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更加明确了韩愈“启后”的历史定位。以陈、钱两位先生的学识与影响，这一观点迅速为学界接受、认同，成为不移之论。此后但有讲述宋明理学题目者，大都以韩愈为起始点，陈来的《宋明理学》、杨立华的《宋明理学十五讲》可为代表。然而笔者以为，要作出这样的解读和判断，还需准确把握韩愈学说的基本样貌，以及细致考查宋儒接受的具体情状，倘或失察，恐生误解。

韩愈的思想学说并不复杂，总其大要在于三点：尊孟子、树道统、排佛老。孟子之学是韩愈思想的理论来源，树道统、排佛老皆由借鉴孟学而来。《孟子》卒章已然勾勒出一条由尧、舜、禹、汤至文、武、周公又至孔子的儒家传道谱系，韩愈直接取为己用，将孟子附骥其尾，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发愿以己身接续孟子，延续中断千年之久的正统儒家之血脉，“道统”之说遂具雏形。孟子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儒学不昌，孔道衰微，故而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韩愈在日，“释老之害，过于杨墨”，封建统治者信奉佛老导致朝纲昏乱，而寺庙经济扩张又加重百姓负担，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主导地位受到严重侵扰。这种情形是以儒学正宗自命的韩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终生以“排佛老”为志业。距杨墨与排佛老是不同历史时代具有相似性质的事情，都是儒学处于危机存亡时刻的应对举措，而孟学再次为韩愈提供了殷鉴。

由于韩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渐升高，自中唐至两宋，延续了一条“升格”的进程，特别在二程、朱熹那里，孟学备受关注，成为理学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内核，《孟子》也由子书升格为“经”。从这个角度看，说韩愈影响了宋学自无不可。但是，如果我们稍做一番深入的考察，那么事情似乎并非这般简单。

其一，虽然韩愈与程朱都崇孟，但是其着眼点大相径庭。如前所述，韩愈对孟学的汲取主要体现在建立道统、排斥异端两个方面，对孟学的其他理论观点则并不着意。譬如孟子主张的性善论，韩愈就不甚赞同，而是提倡性三品说；但在程朱那里，性善论却是理学的思想核心。可见，韩愈的崇孟，意在通过孟子的几点主张为处理当下现实事务作历史参考、提供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孟学对韩愈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理学家的崇孟则不同，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孟子的学说，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孟学实为其根底与内核。

其二，虽然程朱从韩愈那里接过了“道统”大旗，但是最终却把韩愈排除在外。韩愈言“传道”，仅止于孟子，孟子之后的荀卿、扬雄诸人皆不得列于门墙之内，与儒学发展的历史颇不相符，后世多不从其说，如宋初多以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为“五贤”。迨至朱熹立言，复从韩说，以孟子为截断中流，而以二程为其接续，称韩愈不过“依稀说得略似耳”，已有轻忽之意。朱熹后学如黄榦则称“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直接剔除了韩愈，以周敦颐等理学家直承孔孟，“道统”之说由此定格。

其三，由唐入宋，儒家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也由相互排斥走向了相互融合，“排佛老”失去了时代意义。韩愈“排佛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特别是佛教的东传引发了思想领域激烈的冲突，也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化，矛盾达到顶峰时曾发生过由最高统治者发动的多次“灭佛”事件。但是随着宋朝建立，佛教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进程，不再与儒学相龃龉，三教之间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平衡。更甚者，宋儒反倒吸纳佛、道二教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资源，融入新儒学体系的建构中，“排佛老”一变而为“融佛老”，韩愈之说遂无从谈起。

综上可见，从表面上看似乎韩愈启发了宋学，但从实质上看彼此之间却存在巨大鸿沟。同是尊孟，宋儒与韩愈所侧重之处全然不同；同树道统，宋儒却把韩愈赶出了门墙；同面佛老，态度却判若云泥。韩愈之于宋儒，与其说是被接受，不如说是被扬弃。

韩愈与宋儒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这种差异，表明了唐宋之间儒学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钱穆在《周程朱子学脉论》中谈到，“汉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韩愈之尊孟、传道、排佛，指向的是现实政治与经济问题，并不在意理论建树与宗派之争，对于孟子学说也仅取其可为所用、可依参照之处，而不关注其整体大局。宋代理学家则不同，他们借孟子心性之学而发为新儒学思想体系，寻求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致力于“内圣”，而在实际政治层面略显迂阔。从韩愈到程朱，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思想史的一次大转向，从儒学内部的主导倾向来看，就是从政治现实主义转向了道德理想主义，其中伴随着孟学升格与荀学贬抑的过程。

孟与荀皆是孔子之后先秦儒学的大师，其思想主张同源而异流，颇相扞格，如孟子主性善、独尊王道而荀子主性恶、王霸兼用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荀学贴近时代之需，求新求变，不拘泥于原始教条，务求为现实所用，可视为儒家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脉，汉唐以来的儒学精神多与荀学相合，故康有为称“唐以前皆是荀学”。孟学固守礼义内在化的方向，直指人心人性，强调道德的超越，坚持对现实的批判立场，可视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一脉，历经两宋理学家的阐发，终在宋末元初成为官方学说，主导了此后数百年风气。饶有意味的是，自司马迁著《孟子荀卿列传》，孟荀齐号相沿成习，唯独到了韩愈，以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语加以评价，遂成为扬孟抑荀运动的滥觞，后世虽有异议，但到了程朱那里却彻底坐实了孟优荀劣的定位，荀学由是湮没不彰。

事实上，韩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视荀子为“大醇”之儒，称其“与孔子异者鲜矣”，又称孟、荀同样“优入圣域”，亦贬亦赞，绝不是将荀学看得一无是处。从精神气质上讲，韩愈所求的是“善治”，关注的是政治现实，秉承的是汉唐儒家的风尚，本质上与荀学特征更相一致。所谓“举孟旗、行荀学”之说，放在韩愈身上似乎最为合适。故此，站在思想史转折点上的韩愈，“启后”之处容或有之，而“承先”之处亦有可观，不可偏于一隅而失全豹。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