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藏考古30年

考古的魅力是什么？也许就在于科学的发掘与严谨的考证，让一个个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人物与事件，跨越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倏地来到你我跟前，似乎触手可及。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考古发掘实物，让我们对人类的历史不再停留于想象。

1990年4月1日，成都街头的一家“苍蝇馆子”门口，我与李永宪点了两份肥美的粉蒸肉，津津有味地吃罢，我对他说了一个字：“走！”

如今可以用无数的辞藻去详细描述当年的那一个春天，但对于我俩，最精准的形容却只是简单的两个字：进藏。当时的我们哪里知道四川大学西藏考古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更不知道收获的金秋将徐徐展开。

图为20世纪90年代的霍巍（右）与李永宪

图为1994年，李永宪（中）、丹扎（左）、旺堆次仁在拯救翻进河水中的考古队的车

图为1997年，考古队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措拉山发生了翻车事故

30年西藏考古 让历史不再停留于传说

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各地开展，西藏缺少专业力量，向全国借调人手进行为期3年的文物普查。四川大学考古系的林向教授得到指示后告知全系老师，想派出两位年轻老师参与调查。让林教授意外的是，全系老师都表示愿意前往。最后，我和李永宪争取到了名额。

初入西藏，我和李永宪首先被派去日喀则地区（今日喀则市）最远最偏僻的4个县，1991年转往山南地区（今山南市），1992年转到阿里地区。想起那3年，李永宪曾感叹：“都说‘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了才知道这‘一部分’有多大……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风土人情。”

今年夏天的西藏阿里大规模古遗址联合考古调查，我们俩又一次来到了札达县。和第一次入藏一样，依然进行墓葬清理和田野调查工作，和老乡交流、钻到墓穴清理、与同行研讨……一样不少。只是此时，我们都已过了60岁。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从事西藏考古近30年。虽然西藏数次用冰封路、悬崖峭壁、稀薄的氧气阻碍考古队的脚步，但我们仍然愿意用“一块宝地”形容它。这“宝”，不仅是灿烂的文明，不仅是口耳相传的“神秘”，不仅是壮美的大自然……还有历史和学术的宝藏。“奇妙”的30年，西藏的历史在考古学家的工作中，渐渐不再只是“据说”“相传”。

图为1997年，中外学者在东嘎山下的合影，右二为霍巍

图为2019年重返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皮央遗址，左起为札达县文物局局长罗丹、村民仁真、霍巍、李永宪、夏格旺堆

30年空谷觅音 让史实在争论中越辩越明

1989年《中国西藏》杂志创刊时，我正好也刚刚进入到西藏考古和藏学研究这个领域，这是一个特殊的缘分。从那时起，我既是《中国西藏》杂志忠实的读者，也是供稿者，与中国西藏杂志社结下了友谊，这份情谊历久弥坚。

我已经不记得在《中国西藏》杂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了，但我一直在这本期刊上发表有关西藏考古的文章，向全世界披露西藏考古的最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向全世界的学者告知西藏在历史研究、考古发现方面所获取的大量的新资料、新研究成果，丰富了藏学研究的内容，也引起了国际藏学界的关注。

我在1999年第1期的《中国西藏》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蕃尼古道上的考古发现》，讲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经过及意义，这是唐代初年大唐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印度）时，在位于今中、尼边境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镌刻的碑铭。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藏学界极大关注，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蕃尼交通和中印交通方面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蕃尼古道上的考古发现》一文刊发后，不少读者对此很感兴趣，不断向我们询问进一步的研究情况，对西藏首次发现的与大唐使节王玄策有关的史迹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这使我很受感动。原以为搞考古的人写的这些枯燥无味的文字，除了少数专业人员之外，不会有多少人去关心它，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后来我在1999年第4期的《中国西藏》杂志上看到佟伟先生撰写的《王玄策从何处到马拉山口》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我很高兴当初的那篇文章能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与讨论。2000年我又在《中国西藏》杂志发表了一篇《王玄策和蕃尼古道》，对读者的关注做出了回应，也谈了谈我对此的一些不同意见。

我还在《中国西藏》杂志刊发过系列介绍西藏西部发现的佛教石窟壁画的文章，构筑起一道西藏佛教文化研究的靓丽风景线，向世人展示了西藏高原如同敦煌一样，保存着大量别具一格的佛教艺术文化遗存。

与此同时，我也发表过关于西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考古发现方面的文章，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遗存，有力地证明了至少在距今3万年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在距今6000年左右已经有了已知最早的一批农业村落，它们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所撰写的这类文章，都有翔实的实物材料和科学的论证，产生的学术影响非常深远。正是由于中国西藏杂志社对西藏考古工作的支持，使得我们能够借助《中国西藏》杂志这个非常具有传播优势的平台，向全世界发布关于西藏考古的新发现、新研究成果。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意外地发现周围的几位乘客都在翻看《中国西藏》杂志航空版。出于好奇，我有意询问了他们喜欢《中国西藏》杂志中的哪一类文章。旁边的两位乘客告诉我：“我们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西藏历史文化的文章，尤其是‘西藏考古新发现’这个栏目。”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是我一直坚持为这个栏目供稿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我在国内很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有不少关心西藏的老师和学生告诉我，他们是通过《中国西藏》杂志和中国西藏网了解西藏的，还知道了很多西藏考古的新发现。在他们眼里，《中国西藏》杂志和中国西藏网既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发展。可以说，杂志社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我也曾经在国外交流访问时注意到一些大学收藏有《中国西藏》杂志英文版，我想这样可以把这份刊物的主要精神和内容传递到国外，起到积极作用。

图为10余年前，霍巍在阿里地区穹窿银城调查施工组

图为霍巍（左）在象泉河上游指导研究生发掘古代祭坛

30年砥砺再出发 让世界读懂中国的西藏

《中国西藏》杂志和中国西藏网有着鲜明的特点，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强烈的现实关照，同时又非常的接地气，不少栏目还涉及到具体的行业和个人，可以说既有大局意识又关注细节，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翔实的事例，既能够被学术界接受，又能够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这就是这个刊物和网站与其他专业性学术刊物和网站最大的不同点，因此也能起到上下沟通、将各个层面读者集合在一起的特殊作用。

中国西藏杂志社的周爱明副社长是一位非常敬业，也非常诚恳热情的社领导。有一件事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多年前，为了向我约稿，周爱明在抵达成都的当天夜里还约我面谈，我们都不熟悉见面地点，见到对方时已是深夜。那时我便感觉到，她为了能给《中国西藏》杂志约到好的稿件，并让作者感到中国西藏杂志社的诚挚感情，非常尽心尽力、不辞劳苦。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人员，使得作者与中国西藏杂志社之间始终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我与中国西藏杂志社原社长金志国在西藏便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就开始并长期保持着对西藏考古最新发现的关注，一旦得到信息就会及时地与我们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并对相关稿件的题目设定、内容编排提出非常好的意见，对我们的写作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

这两位都是中国西藏杂志社资历深厚的工作人员，我们已经认识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业务上的交流始终不断，我感到无论他们是否还在岗位上工作，对杂志社的热情不减当年，始终深深地热爱着《中国西藏》杂志。

在《中国西藏》杂志创办30周年、中国西藏网创办2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老读者、老作者，我想向中国西藏杂志社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个杂志和网站已经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西藏最重要的一扇窗口，让中国西藏的声音以普罗大众能够接受并喜爱的方式传递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衷心期待杂志和网站保持这样的风格和品位，继续将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有机的结合，把一个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栩栩如生地展现给全世界的读者。

来源：中国西藏网

讲述者/霍巍 记者/李元梅

图片由霍巍本人提供）

原标题：《中国西藏》与我的西藏考古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