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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笛安:我打算写“一群很脏的人”

Image 2021-01-26

以下文章来源于硬核读书会 ,作者硬核读书会

硬核读书会

关注全球思想文化,在阅读中测量时代体温。

2009年,《西决》的出版,让笛安从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明星作家。笛安的身上有很多标签,“畅销书作家”“青春文学作家”“文二代”“女性作家”“人民文学奖获得者”……

她有极高的起点,第一部中篇《姐姐的丛林》就发表在《收获》杂志,“龙城三部曲”取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重成功。

之后,她成了《文艺风赏》的主编,写了明朝女人的故事《南方有令秧》,也写了关于名利场的爱情故事《景恒街》。

许多人都在期待她再创作一部像《西决》那样的超级畅销书。她自己也在不断摸索。她说,有了孩子后,她已经成为复杂世界的一部分,想表达的东西也一定会和之前不同。

欢迎你来到本期“硬聊”,我们和笛安一起聊聊她的创作、她所学的社会学、她在法国和北京的生活,以及她眼中的“复杂世界”。

采访、撰文 | 程迟

编辑 | 萧奉

十一年前,笛安的《西决》出版,她从小众作家变成了畅销书作家。随后几年《东霓》《南音》出版,与《西决》组成了“龙城三部曲”,这个系列成了她的代表作。之后,她办了《文艺风赏》杂志,写了《南方有令秧》和《景恒街》两部长篇。

“龙城”的原型是笛安的家乡太原。工业城市里郑家三姐弟的故事受到年轻人追捧,取得意想不到的市场效果,在笛安看来,或许是她当时有意无意地触碰到了“原生家庭”这个话题。

确实,在当年面向年轻人的畅销书里,校园故事占了很大一部分,在铺天盖地伤春悲秋的“青春文学”里,笛安冷静、真诚、偏严肃的写作让许多年轻人看到另一种表达。

笛安总是热衷于写边缘人,比如《圆寂》里的残疾人、《广陵》里的嵇康、《莉莉》里的那只母狮子、《南方有令秧》里困在家族之中的明朝女人们…… 她说,她迷恋虚构的过程,但是学习社会学让她有了观察的本能。

在法国生活、学习的八年时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像一座孤岛”。这八年,她一边学习社会学,一边创造自己的虚构世界。《西决》成为现象级畅销书时,她想得最多的,是论文交上去,导师会不会骂她。

她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如何解读抑郁症。她独自完成田野调查,并且从田野中学会了如何观察人。

这些经历或许能解释她的“野心”,就像她在《文艺风赏》里做的专访栏目“白银时代”,她想要记录下时代的集体记忆;在《南方有令秧》里,她从明代人的身上,去追寻现代的“自由精神”;她做了小型的“田野调查”后,在《景恒街》里,写爱欲与名利纠缠的名利场……

说到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她说她还想写北京,她要写“一群很脏的人”,但是“他们组成了生机勃勃的北京”。

对边缘人的关注,是笛安作品的底色。图/图虫创意

我理想中的世界,应该有保守的核心,但能容纳所有的离经叛道硬核读书会:“龙城三部曲”其实是一个北方工业城市的家庭故事。这让我想到最近流行的“东北叙事”,关于那些在曾经辉煌的工业城市里失落的人。“龙城”的原型是你的家乡,你从小到大生长在工业城市的氛围里,对你创作上有什么样的影响?笛安:“龙城”的原型确实是钢铁重工业城市太原。

但我觉得还是和东北不太一样,90年代,在太原虽然也有国有大厂破产造成的下岗失业,但对城市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冲击。

但它总体没有东北人数那么多,一些东北的小城,可能一个城市就那么两三个大工厂,所有的人可能都跟工厂有关,这个工厂一旦不存在,确实是灭顶之灾。

在我上大学时,也就是我写《西决》的时候,因为煤价变得很贵,所以大家对我的家乡还是有刻板印象——中国留学生同学里,10个有8个问我,你爸爸是开煤矿的吗?我说对不起不是。然后还有人问说你们家是做焦炭的吗?好像就觉得从我们这儿来的人就只能干这个,不能干别的。但钢铁重工业城市也的确影响了我。我小的时候听说高炉能把铁化成水,而且铁水是通红的,我可震惊了。

就是说一个人从上往下掉,他还没有掉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化成灰了,就像动画片一样——我对这个其实是很着迷的,我曾经总是在写这个东西。

这可能跟我小时候一个经历有关系,那时候我四年级,有一个钢厂或者冶炼厂的人找到我爸爸——是因为他们厂有一个人失踪了,家属想要个说法。我爸爸是个作家,他们想让我爸爸帮他们润色一下诉状语言,我爸说法庭的材料不是写小说,这个也许他做不好。但是他们家的人坚信失踪的人被杀了,因为这个人消失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线索。我爸就说得相信证据和警察,因为找不到尸体的时候,警察也不能随意按照“故意杀人”来立案。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人跟我爸说,你根本不知道,在我们工厂,他只要把人推进炉子里面什么痕迹都没有,他们就认定了是这样的。

这种对话给小学四年级的我印象太深了。

《西决》

笛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12

硬核读书会: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你的“龙城三部曲”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笛安:我隐隐地觉得可能和“原生家庭”有关?当然,那个时候原生家庭这个词没有那么时髦。

我的印象里,10年前比较爱用“原生家庭”这个词的其实是占星师。10年前占星师写运程的时候,他们经常用这个词儿,后来我才注意到在社交媒体这个词被高频使用。

关于原生家庭引起的共鸣,不是我当时有意为之的。

很多人喜欢三叔三婶的家,觉得很温馨。其实三叔三婶这样的一对夫妻,是我当时有一点理想化的处理。

一个我理想中的社会,或者说我理想中的世界,它应该是以一个比较保守的东西为核心,但能有胸怀去容纳所有的离经叛道。

我在写一个我理想中的小世界。这种家庭的氛围,虽然会有冲突,但还是给人安全感。像东霓有一对那样奇葩的父母,她觉得三叔三婶才更像一个能给她安全感,给她安定力量的存在。有一些读者感知到这个东西了,所以会喜欢它。硬核读书会:现在回太原还多吗?

笛安:比较少了,我外婆去世以后就很少。

她是一个理想的女性的模板。我外婆是经历过革命年代的知识女性,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而且是非常硬核的女权。

她在少年时代跟家里打到不行,要出来读书,要读新学校。新社会开始后,参与过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的那种建设。

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跟她一起在她工作的医院等接送车,她跟我说女人要自己赚钱,才能独立。

我其实觉得像我外婆这样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的波澜壮阔,而这具体到个人经验里未必是好事,波澜壮阔的人生通常不幸福。

硬核读书会:能说说“龙城三部曲”里,你写得最痛快的、印象最深的部分吗?

笛安:写《东霓》比较痛快。我之前写的女性的形象,总体来说还是受过点教育的,但是东霓其实挺没文化的。

她是一个十几岁就自己出来讨生活的姑娘,她就是工厂厂区里的“钢铁厂一枝花”。人比较厉害,她有一套漂亮女人的生存之道。我在写她身上那种强悍的东西时,自己好像得到了一些鼓励。

在龙城三部曲里面,有一个我自己写的时候也觉得挺大胆,但是挺过瘾的情节,好像很少有人注意到。就是东霓的爷爷死得早,东霓的奶奶弥留之际告诉东霓说她不愿意跟她爷爷合葬。然后东霓get到了,说没问题,之后她就把骨灰盒给偷走了,换了一个假的埋在她爷爷身边。

我并没有从正面描写过这对爷爷奶奶,奶奶说我绝不愿意死了以后再跟这个人合葬,我觉得这已经够了,什么都不用说。当时我写这个时觉得非常过瘾。就可能也符合她的性格,她确实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东霓》

笛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2

有社会学的本能在里面

硬核读书会:除了“龙城三部曲”里的东霓,你还写了很多边缘人的故事,比如中篇《广陵》《圆寂》里的主角,再到后面的《南方有令秧》,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关于贞节牌坊的故事?

笛安:其实《南方有令秧》有一点意外,当时我想写一个喜剧类的东西。我想写的就是一个从来都在绣楼上,没有见过别人,没有去过别处,有点傻,但什么都敢做的女人,笑到最后拿到贞节牌坊的故事——就是“你看我拿到了你们谁敢说我不贞洁呢”?

但我当时那个年龄可能处理不了一个那样的喜剧人格。我写完头500字,就已经知道它成了一个正剧。

我很喜欢写女人的那种友谊,大家都团结一致地帮令秧拿到贞节牌坊。虽然一开始是阴差阳错,后来就变成了大家共同的目的。

女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都遇到过非常好的女性朋友,不同年龄段女孩子之间的相互扶持。

原先我以为我能把《令秧》写得更好,在后1/3的时候,我本来想写一点朝廷的东西,完全跟主角无关,是男人之间的故事。现在我可能有这个能力去写这个东西,但当时我还没有。硬核读书会:这本书写很多女人生活在前现代的封闭的环境里,会让人想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笛安:其实我不觉得明朝是前现代的,我当时看了《三言二拍》和《金瓶梅》。我觉得《金瓶梅》,或者说明朝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

明朝很多年的时间里皇上不上朝,民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有,它反而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为这部小说做了功课,大量阅读和搜集史料之后,我开始相信那个时候是存在有现代精神的人的,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

像书里的令秧和谢先生其实都是一些有现代精神的人,只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南方有令秧》

笛安 著

花城出版社

2021-1

硬核读书会:你的作品里不管是写家庭还是社会,有意无意间似乎都在写一种隐形的权力关系,是否和你的社会学背景有关?

笛安:社会学确实教会了我观察世界的方式。比方说我觉得我学了一两年社会学之后,再看《红楼梦》时,我关心的东西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开始非常有兴趣地看王熙凤的部分,看她怎么管两个府,看她怎么平衡之间关系。其实在平衡这些关系的时候,里边都是权力的投射。

我在构思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不会这么清晰地去设定在这一组人物关系里,我要投射什么,但我认为一定是有一些社会学的本能在里面。硬核读书会:最喜欢的社会学家是谁?

笛安:福柯,还有一个社会学家,可能知道他的人不多,他是我们索邦的老系主任雷蒙德·布东。他的理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从个人出发,它的基本理论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脉络出发,跟结构主义是有区别的。

我也很喜欢福柯,在《西决》里,小叔跟他的学生们讲白话文运动,他说,我为什么给你们讲说白话文运动?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知识是有血有肉的,知识的每一步积累、每一点进步,都有无数前人的血肉,甚至是情感和错误,就是这样积累而已——这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教我的。

《疯癫与文明》

(法)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 / 杨远婴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9

但我也很喜欢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本书。这种影响你慢慢才能看出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好像突然有一天长大了才想起来,这是韦伯很早就跟我说过的事,但是小时候不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 / 简惠美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9-4

清算日常生活,我觉得太可怕了

硬核读书会:很多时候你会被强调 “女性作家”的身份标签,会觉得困扰吗?

笛安:我倒不觉得困扰,我其实一直都理解给你贴标签的人,因为标签最核心的一个功能是便于记忆、区分,便于换取一个最简单的能够高度概括的印象。

但我觉得无论中国、外国,看到一个写小说的,只要是性别女,他们就永远会问作为一个女性你的女性写作、你写作里的女性主义,等等一系列问题。其实这是刻板印象,男性作家很少被问到“男性写作”这样的问题。

前两天我跟波兰的有几个女作家做一个对谈,我们也聊到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读者交流的活动上,往往非常多的问题就是问我们的小说里是不是有我们自己的经历,好像大家觉得一个写小说的女人,她必须有一种敏感或者创伤经验。

更糟糕的是什么?是在这个时代,有读者翻开一个女作家的书,他非要看到他理解的那种女性主义。

他需要看到这个女人对男权有没有批判,她批判到哪一步,她有没有展示他们脑子里所谓的象征性暴力?

可能是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学,我其实觉得布尔迪厄的象征性暴力的概念,开了一个极坏的头,他教会很多人去清算日常生活,我觉得太可怕了。

象征性暴力这个概念特别容易变成某种搞斗争的武器,因为万事皆可象征性暴力。这里边有一个风险在,其实当时在社会学界并不是人人都同意的,只不过布尔迪厄迅速地成了一个旗帜。

《男性统治》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1

硬核读书会:成为母亲之后有什么改变?

笛安:做了母亲之后,我有一个非常本质的改变。我的写作曾经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的写作——不遗余力地去展示世界的复杂性,拼命地告诉别人,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极力想要证明我不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

但我成为了妈妈之后,我自己就变成了复杂世界的一部分,有很多话反而不想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不知道好不好。硬核读书会:你后面有什么创作计划?

笛安:我其实想写一个中短篇集,这个短篇集里可能大部分的人物都生活在北京,他们都是外地人,他们大部分过得不好,少数的一两个过得好的,其实内心也是支离破碎。就一群很脏的人,但是组成了这个很有生机的北京。

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客居的。跟所有的暂居的人一样,我即使在这里住到死,我都认为它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我觉得现阶段我适合生活在这而已。我女儿出生以后,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这儿是这个小家伙的家。

今天你面前的这个人,一半以上都是留学的经历塑造出来的

硬核读书会:说到北京,我想聊一聊《文艺风赏》。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是在你那边发的。做杂志使你有了哪些改变?杂志里最偏爱的内容是什么?

笛安:做杂志时,我遇到过最极端的情况,是一期杂志50%以上的内容是在最后48个小时里组来的。

有一些作者说给的文章就不给,有一些给了稿子说不行,我不给你们这发了,我拿走——所有这些我都经历过。当经历过这些事情的锻炼,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在我只会写作的时候,我没有解决问题的意识。

我最偏爱的一个栏目叫“白银时代”。

这个栏目我想做什么?我想做集体记忆。第一期我讲我们BBS时代是怎么样的,还有一期我们就做钱柜,因为钱柜倒闭了,就聊那些年你在KTV里的青春是怎样的。它不是纯文学、电影或者艺术。我们想做时代的记录者,我们真正想探讨的内容是我们的生活到底有过什么样的改变。

如果我们以一个“文青”的视角去打量这个时代的变迁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什么?

做杂志跟小说是不一样,做杂志要有观点,要有价值观,杂志就是靠一期一期不停地重复一个价值观才能得到认可。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13年的时候杂志销量突然断崖式衰落,当时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在兴起,那个时候你知道时代在改变,而且有一些改变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文艺风赏》2012年5月刊

硬核读书会:除了北京,你在法国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的生活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它怎样地影响了你的创作?

笛安:今天你面前的这个人,可以说有一半以上都是被留学那段经历塑造出来的,但我很难说它具体改变了我什么。

那是关键的年纪,我出国上学的时候才18岁,18岁到二十五六岁这个阶段对于女生来讲,它其实是一个产生巨变的年龄段,男生的巨变可能来得稍微再晚一点。在那几年,我开始学新的语言,接触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开始一年一年地升级做功课。

我写论文的时候,脑子里幻想过无数次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答辩完的那天,给我爸打一个电话,跟他说你要的硕士学位我给你拿到了。

但是后来没有这么做,到最后我会觉得,这也不是给我爸学的,但它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在那的生活像孤岛一样。我在两个城市生活过,搬过无数次家。8年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动荡中,一年搬一次家是常事,但也习惯了。

当时也没有想过专职写作,那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决定,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一个多么重大的决定,然后影响我的一生。

写《西决》的那一年我正好毕业。在写论文那几个月里,有人告诉我《西决》已经卖得很好,我没有时间管,也没有任何喜悦。

其实现在要回过头去看,它是我人生迄今为止一个分水岭式的改变,但当时就想着我下个礼拜要见导师,导师会不会骂我。

硬核读书会:你当时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研究?

笛安:我的论文是关于在1980年代到2000年代,这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大众文化如何解读抑郁症。

主要内容是关于从文化界到大众,是怎么理解一个疾病——这事里边折射出来的很多的社会的改变。其实就是文化符号所隐含的含义变迁,它其实就是所有社会的变迁。

那个时候中国完全没有人关心这个东西,所有的田野是我自己做的。田野是很有意思的,这些经验让我现在看一些学术书,懂得判断这个人的学问到底好不好。我迷恋“从无到无”的过程硬核读书会:你提到过有一些电影人,比如伯格曼和阿莫多瓦导演对你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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