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Basileus——阿伽门农们是君王还是头人？

本文来源：《国外文学》2016年9月

转自：阮在故阮思，感谢阮炜教授赐稿！

阿伽门农们是君王还是头人？

从荷马史诗看早期希腊政制

阮炜

内容摘要 ：从荷马史诗可知，早期希腊国家远非成熟、王权仍处于萌芽期，因为希腊人群体中仍然存在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这些机构仍发挥着民主性的集体决策功能；多个巴塞斯或酋长、头人相互竞争，但无一人能取得稳定的世袭权力。可是不少论者、译者戴着现代人的有色眼镜看古代，把荷马史诗中表头人、酋长义的词语译为“国王”甚或“君王”。这显然无助于我们认知古代社会。

关键词 ：荷马史诗、阿伽门农、早期希腊、氏族民主

PART 01

自从19世纪欧洲知识人大搞希腊崇拜以来，一直存在一味拔高希腊文明的倾向，很多人甚至戴着现代阶级社会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早期希腊（约西元前1150-700年），把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当作成熟的专制国家，把暂居权位的个人视为君王，似乎希腊人早在蛮荒时代便有了成熟的国家。但早期希腊究竟是否已有君主制并非不言而喻，而是需要探讨的。

如我们所知，荷马史诗中使用频率很高的βασιλε s一词有“领主”、“贵族”、“王者”等义，[i] 在史诗形成的英雄时代（约前1110-800年，亦称“荷马时代”）尤其如此，尽管这个词也有“王”、“国王”或“君主”、“君王”等义，指君主制形成后的国家首脑更是这样。但在一些希腊语-英语词典里，βασιλε s大多被译为king，lord，甚至emperor，在汉语中则被相应地译为“王”、“国王”、“君主”、“世袭国王”、“皇帝”；对应于βασιλε s的形容词βασ λειοs则几无例外地被译为kingly，即“国王的”、“国王般的”，甚至royal，即“君主的”、“君主般的”；表示相应政体的βασιλε α一词也几无例外地被译为kingdom或monarchy， hereditary monarchy，即“王制”、“君主制”、“世袭君主制”。[ii]

除βασιλε s外，荷马史诗中示政治首领还使用了诸多其他词语，其中 ναχ和κο ραναs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词汇。[iii] 这两个词比βασιλε s更古老,在君主制已见雏形的迈锡尼时代（约前1600-1150年）泥板文献的线形文字B中就频频出现，词义与βασιλε s大致相当,表示“首领”、“头人”、“统领”、“统帅”，或“主子”、“主人”。[iv] 据新近研究， ναχ除这些含义以外，还被用来表示“一家之主”、“奴隶之主”、“动物之主”（如马的主人）等。[v] 但一些希腊语-英语词典因存在以今释古的倾向，这两个词的“国王”、“王子”义都很突出，而“主人”、“主子”义则不彰显。[vi]

词典编纂者以今释古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能恰当地区分国家尚处萌芽阶段与国家成形后βασιλε σ、 ναχ、κο ρανασ一类词的不同含义，而这很大程度又是因为他们浸染于现代阶级社会已久，思想固化，难免戴着现代人的有色眼镜，以今释今古地看待某些现代有而古代没有、现代明晰而古代模糊的概念。这使他们不可能不误解古代社会和人，有意无意抬高了部落头人即巴塞勒斯之类人的身价。

不仅词典编纂者有以今释古的问题，研究者亦然。影响很大的19世纪的希腊史学者格罗特（G. Grote）就从《伊利亚特》中找出一些章节来证明早期希腊政制是“君主制”。[vii]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种政制是专制君主制，特征是“国王掌权，国王个人做出决定，其他人很少、也不可能批评他”。[viii] 格罗特并非孤立现象，马克思当时就指出：“‘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酋长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还给他们加上绅士的资格。’”[ix]

中国学界因有重视国家起源问题的悠久传统，晚至2006年仍有大部头著作《荷马社会研究》出版。作者虽相信早期希腊存在“王权”，但认为这是“早期王权”，明显不同于成熟的“专制王权”，[x] 这就与格罗特之辈一口咬定早期希腊政制为专制君主制拉开了距离。

[i] 《奥德赛》，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I，386译注（译本24页）。以下引文若非另行标明，均出自此译本。希腊文原文均出自Odyssey (edited by A. T.Murray) (G.P. Putnam's Sons, 1919)。

[ii] H. G. Liddell & H. S.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 309； F.W. Danke，The Concise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9)，p. 69；H. G. Liddell and R. Scott,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128；James Morwood & John Taylor, Pocket Oxford Classical Greek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 63；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48-9页。

[iii] 在荷马史诗中，有关政治首领的术语除了最重要者βασιλε σ、 ναχ、κο ρανασ，还有αριστε σ、αρχ σ、 γεμ ν、κρε ων，ποιμ να λα ν等。但这些术语并非很“专业”，彼此间关系极复杂，因时因地而异，一个称号可用在地位完全不同的多个人身上。参见有关词典及宴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119页。

[iv] Liddell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114、p. 970；Liddell and Scott,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p. 52、p. 384；Morwood & Taylor, Pocket Oxford Classical Greek Dictionary, p. 25、p.188。

[v] Pierre Carlier, “Αναχ and Βασιλε σ in the Homeric Poems”， in Sigrid Deger-Jalkotzy & Irene S. Lemos (ed.),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Mycenaean Palaces to the Age of Hom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1.

[vi] Liddell and Scott,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p. 114、p. 970；Pocket Oxford Classical Greek Dictionary, p. 25、p.188；Liddell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52、p. 384；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64页、469页。

[vii]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单卷本），杨东莼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01页。

[viii] 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转引自宴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133页。

[ix] 此两段引文的前一段指威·尤·格莱斯顿《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第11章（1869年伦敦版428页）里的说法；后一段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5年版，510页。

[x] 宴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139页。

PART 02

在荷马史诗中，究竟有何内容被格罗特引为君主制的证据？不妨看看《伊利亚特》开篇处奥德修斯（希腊联军中来自伊大卡岛的王者）的表现：

每当（奥德修斯）遇见喧叫的普通士兵，

他便会举杖击打，教训一番：

“还不给我静静地坐下，阁下！聆听你的上司、

些比你杰出的人的安排。你这逃兵，

胆小鬼，战场和议事会上的小不点！

不用说，阿开亚人不能个个都是王者 (βασιλε s)，

王者众多(πολυκοιραν ν)不好；这里只应该有一个王者(κο ρανοs)，

一个统管(βασιλε s)……

辖治民众，行使评判的特权。[i]

这里，奥德修斯俨然是秩序的维护者。对“王者或有影响的人物”表示尊敬已是他的习惯，而对地位较低的挑战秩序者，则态度恶劣，甚至暴力相向。格罗特之所以认定荷马时代希腊政体为君主制，主要理由便是奥德修斯充当阿伽门农的打手，以及他所说“不能个个都是王者……只应该有一个王者”。[ii] 暂不论其论据多么弱，“王者众多”的观察与“只应有一个王者”的呼吁难道不恰好从反面证明，阿伽门农之辈地位很不稳固，并非真正的君主？

判断早期政制究竟是君主制还是头人/酋长制的关键，是共同体最高权位是否已严格地按世袭原则父子相传。影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在早期希腊，巴赛勒斯职位已严格按世袭原则父子相传了；尽管首领的长子或次子往往继承权位，但这是按惯例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而非在任酋长或头人行使世袭权力的产物。[iii] 在摩尔根看来，当时雅典的βασιλε α 即头人制与君主制并无共同处；后者是这样的政府类型，“在这个政府中有一个国王，他的周围环绕着一个有特权和爵衔的阶级，这个阶级占有土地并握有土地所有权，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颁布诏令敕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不能说他的统治权是由于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的，所以只能宣称有世袭的统治权。”[iv]

如果早期希腊酋长像摩尔根所说的那样，并非世袭君主，他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权势较大的贵族，一个其权位并非世袭的军事统帅（尽管前8世纪之前雅典头人的权力明显大于后来民选的执政官）。当然，酋长也可能执行祭祀和司法职能，甚至承担一些行政责任，但这并非因为其他贵族愿意赋予他如此多的权力，而是由于国家仍处于初级阶段。[v]

这也就是为什么晚至1970年代，古典学学者W. G.福勒斯特为了证明早期希腊政制是“贵族统治”，虽仍引用格罗特引以为据的荷马史诗中语，也提到塞耳西忒斯因不安于“本分”而遭奥德修斯暴打的故事，但并不同意“君主制”的说法，而认为早期希腊政制其实就是“贵族统治”，[vi]这显然比格罗特对有关情节的解读更符合荷马文本的原意。

[i] 《伊利亚特》，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II，188–206。以下引文若非另外标明，均出自该译本。希腊文原文版本信息为Iliad (edited by Thomas William)(published online, by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下同。

[ii]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01页。

[iii]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01-202页。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观点做了呼应：“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公认的机关 — 议事会或人民大会 — 所认可的。”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09页。

[iv]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00页。

[v]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02-3页。

[vi] W. 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800–400 BC（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2），pp. 64–65.

PART 03

除了上文所引证明阿伽门农们地位远非稳固、君主制尚处萌芽期的诗句，《伊利亚特》中其他情节也可引为论据。当下级军官塞耳西忒斯因阿伽门农企图霸占阿基琉斯的女奴而在议事会上对他大加申斥时，又是奥德修斯出来收拾局面，恢复秩序。他是自愿充当阿伽门农的打手来整治塞耳西忒斯的：

“尽管口齿伶俐，塞耳西忒斯，你的话

粗俗不堪！住嘴，不要试图和王者们（βασιλε σιν）比攀。

跟随阿特柔斯之子进军伊利昂的全体

官兵中，我相信，你是压底的孬种。

所以，你不该鼓唇弄舌，与王者们(βασιλ αs)争辩，

指责他们的作为……”

言罢，奥德修斯狠揍他的脊背双肩，扬起

权杖，后者佝偻起身子，豆大的泪珠顺着

脸颊流淌，金杖打出一道带血的条痕。[i]

这里表示“王者”的βασιλε σιν和βασιλ αs均为复数（复数与格和复数宾格），清楚表明，阿伽门农作为“王者”并非至高无上，与其地位相当者还大有人在。此外，像塞耳西忒斯这么一个下级军官就敢于挑战最高统帅的权威，使奥德修斯不得不出面用暴力“维稳”，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又说明氏族民主遗风仍强大，中下层人士仍有较大发言权，对暂居权位者或仍能形成掣肘，使之难以专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

更需要注意的是，此前，与阿伽门农地位接近、女奴本来的主人阿基琉斯已经与他发生了激烈争吵，骂他是“酒鬼，长着狗的眼睛，只有牝鹿的心脏”，[ii]骂他“无耻”、“狡诈”、“缺少勇气”，为“世上最贪婪的恶人”，[iii] 叫他不要再对他发号施令。[iv]对于阿基琉斯的痛骂，阿伽门农自知理亏，仅指责阿基琉斯对他想取而代之。[v] 此外，随军占卜师卡尔卡斯之前便已介入争端。他并非没有偏向，所占之卜似乎别有用心，对阿伽门农极不利，对阿基琉斯对他的指控则是火上添油。只是在能言善辩的“王者”奈斯托耳以中立者身份出面劝架后，争吵才告结束。[vi] 但正是这个奈斯托耳一方面拥戴阿伽门农，称其为“民众的王导”，“有权决断，王统民众乡胞”，一方面却毫不犹豫对他进行掣肘，当众教训他说：正因为“宙斯给你权杖，使你有权决断”，所以“你有责任……听好，善纳别人的建议”。[vii]

此外，达耳达尼亚兵勇的首领埃内阿斯有一个和阿加门农完全一样的称号，即 ναχ δρ ν。这再一次说明，即便权势显赫如阿加门农，也并非独一无二；[viii] 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并不存在权位世袭、不容挑战的君主或国王；确然存在的，是一个巴赛勒斯或头人阶层。这个阶层中很多人都拥有很大的权力，与暂居权位者的关系大体上是平等的，与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君臣关系，或者说与统领之间还远没有君主制中那种典型的臣服与支配关系。[ix] 事实上早期希腊社会群雄并立，荷马史诗中“英雄”一词出现频率极高，决非空穴来风；古典学界用“英雄时代”这个术语来指称早期希腊社会，并非没有根据。

同样有意思的是，《伊利亚特》里天神宙斯的权威也很有限。众神开议事会时就特洛伊城的命运讨价还价，青睐特洛伊人的宙斯虽受尊敬，却没法搞一言堂否决赫拉（希腊人的保护神）摧毁该城的意见。[x] 再如在《奥德赛》第五卷开首处，众神议事会所议之事是头人奥德修斯的悲惨处境；宙斯虽受到尊重，其他神祇如雅典娜、赫尔墨斯、卡鲁普索等表达意见时却毫不客气。[xi] 这些例子中与会者虽是神祇，荷马却不可能凭空捏造细节，因“众神”实在是贵族集团在神界的折射，宙斯只是一个突出的头人。[xii]

在《奥德赛》中也不难看到，在荷马时代，要么王权尚不存在，要么王权虽存在，却仍处于萌芽形态。事实上，《奥德赛》的故事一方面假定，与奥德修斯之妻裴奈罗佩的众多求婚者相比，其儿子忒勒马科斯享有继承父亲“王位”的优先权，甚至还让求婚者之一安菲诺摩斯反对其他贵族谋杀忒勒马科斯，理由是忒勒马科斯是“王者”的后代，[xiii] 另一方面却几乎明示，奥德修斯的父亲莱耳忒斯并非伊大卡的“王者”，遑论“君王”，尽管曾“统治”（αν σσων）过开法勒尼亚人或作过其“王者”（至于如何成为其“王者”则语焉不详），[xiv]因此，“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之成为伊大卡“王者”，应是靠本人的能力而非子承父位的制度安排。这有力地证明，王权仅刚刚萌生，离真正的君主制还相当遥远。

应特别注意的是，求婚者虽不否认奥德修斯的权 位和财产应由忒勒马科斯优先继承，但伊大卡并不存在一股明确拥戴他继承父位的势力，一大群贵族甚至争相逼婚其母；[xv]这不啻是夺取最高权位，而真正的君主制一定是世袭的，因王位继承者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定地位，即便未成年也应按程序即位。只因奥德修斯较长时间在外，妻子就不断遭受其他贵族逼婚，财产受到觊觎，儿子忒勒马科斯受到蔑视，这说明同样他远非真正的君主。

尤需注意的是，奥德修斯对求婚者大开杀戒之前，所给理由竟只是：

你们糟毁我的财产，

强迫我的女仆和你们睡在一起，

试图逼婚我的妻子 — 而我还活在人间 —

既不畏拥掌辽阔天空的神祇，

也不怕子孙后代的谴责非议。[xvi]

奥德修斯为何全然不提他们逼婚裴奈罗佩的最终目的是篡夺“王位”？这清楚地表明伊大卡的政制并非君主制，至多只是萌芽期的君主制。此外，在上古时代，王权要稳固，王位要顺利传袭，就得利用宗教手段使之神圣化，即得到宗教信仰和仪式的支持；若伊大卡的政制已真是稳定的君主制，王权定然神圣无比，奥德修斯在报仇杀人之前则不可能完全不提仇人的首桩大罪即篡夺王位乃冒犯神灵，而会以此作为消灭他们的头条理由。

[i] 《伊利亚特》II，243–267。

[ii] 《伊利亚特》I，225。

[iii] 《伊利亚特》I，121、148-60。

[iv] 《伊利亚特》I，292-303。

[v] 《伊利亚特》I，285-91。

[vi] 《伊利亚特》I，247-84。

[vii] 《伊利亚特》IX，96-113。

[viii] Iliad（tr. by Richmond Lattimor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V，311；也参《伊利亚特》，V，311。

[ix] Kurt A. Raaflaub,‘Homer and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Greece’，in Robinson（ed.），Ancient Greek Democracy — Readings and Sources( Published Online: 14 JAN 2008), p. 35.

[x] 《伊利亚特》，IV，1-72。

[xi] 《奥德赛》，V，1-90及以下。

[xii] 查·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238页。

[xiii] 《奥德赛》， XVI，400-1。此处讨论受到了宴绍祥《荷马社会研究》启发（143页），谨向作者致谢。

[xiv] 《奥德赛》，XXIV，375-82。

[xv] 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56页。

[xvi] 《奥德赛》，XXII，31-41。

PART 04

氏族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主机制如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显然发挥了遏止权力向个人集中的效用。早期希腊政制究竟已是君主制，抑或只是酋长制，这种政制究竟有何内涵，学术界虽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 由于高度散裂的地理格局，各地希腊人社群大体上保持了政治独立，氏族民主得到了延续；在英雄时代至古风时代（前8-6世纪）早期，各地希腊人普遍召开贵族议事会（既“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这些氏族机制不仅存在，而且仍发挥着集体决策的功能。

贵族议事会的情形从前文讨论的希腊联军众头人/首领开会批判统帅阿伽门农的不当行为以及“众神”会议可见一斑，而人民大会在荷马史诗中同样有详细的描述。在《伊利亚特》里，攻打特洛伊的阿开亚人大帐前面有一块召开人民大会的场地，那里“竖着祭坛，敬祀神明”。[i] 这是因为人民大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神祇的认可，或得到某种神圣程序的确认，这种神圣程序又体现为一整套宗教仪式。[ii]

有关人民大会的更详尽的描述，见于《奥德赛》第二卷开篇处。这里，忒勒马科斯召集了伊大卡人民大会，呼吁乡亲们起来伸张正义，制止求婚者的凶恶行径：

他（忒勒马科斯）命嘱嗓音清亮的使者，

传令长发飘洒的阿开亚人聚会一处，

信使们奔走呼号，人群很快汇合集中。

当人群聚集，在一个地点汇总，

忒勒马科斯走向会场，手握枪矛青铜……

所有的观望，注视着他走来……[iii]

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对众人发话。他一个儿子追随奥德修斯在外，另一个却介入求婚行动，故持中性立场。之后，主持人裴塞诺耳交权杖给忒勒马科斯，让他发言。后者在尽数求婚者的劣行之后，“怒掷权杖，掉落地层，泪水喷涌，怜悯落临所有的人。”[iv]然而此刻众人仍默不做声，只有求婚者头目安提努斯回应，斥忒勒马科斯“大言不惭”。[v]特忒马科斯做出回应后，天神宙斯遗两只鹰鸟飞临会场中央，俯冲与会者。见此征兆，众人“瞠目结舌”，不知何事将要发生。善于占卜的哈利塞耳塞斯适时发言，警告求婚者“巨大的灾难正在滚落”。[vi]听了这话，求婚者欧鲁马科斯立即进行驳斥，称“阳光下众多的鸟儿四处飞绕，并非所有的它们都在显兆”。[vii]忒勒马科斯对此作了回答。之后奥德修斯的“伙伴”门托耳发言，斥求婚者“肆意横行……凶暴地吞食奥德修斯的家产”，并抱怨众人“静坐此地……不用话语驳斥阻止求婚者。”[viii]另一个求婚者琉克坦克托斯对门托耳的发言（以及忒勒马科斯的同情者）作了充满威胁的回应后，方才散会。尽管忒勒马科斯所期望的众人一致谴责并阻止求婚者的情形并未实现，这里仍有一幅两股势力针锋相对、充分表达意见的清晰而生动的民主政治画面。

虽然《奥德赛》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忒勒马科斯在召集人民大会之前，已有议事会做出开会的决定在先，但当时希腊人召开人民大会的惯常程序是，议事会事先就人民大会的议题做出决定，而人民大会的与会者通常会服从这种决定。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议事会成员大多出自巴赛勒斯家族，势力极大，不可能不利用政治程序对暂居最高权位者进行制约。从雅典来看，前5世纪初虽然废除了巴赛勒斯制或头人制，沿自氏族传统的议事会对执政官的权力仍构成了有效的节制。[ix]

相比之下，人民大会也许不如贵族议事会历史悠久，但在英雄时代晚期或古风时代早期便相当活跃了。其权力大小虽因地因时而异，而且可能像在《伊利亚特》中那样，因下层民众几乎没有发言权而打折扣，但因必须定期举行，凡做重大决定须获全体成员通过而仍有不小的权力。[x] 在雅典和斯巴达，越到后来人民大会的权力便越大。这一点从“众神”在后一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权势明显不如在《伊利亚特》中大，也可见端倪。“众神”权威的衰落反映了民众地位的提升。《奥德赛》故事定型时间毕竟比《伊利亚特》晚。[xi]

尽管如此，对暂居权位者的有效制约仍主要来自共同体其他巴赛勒斯或头人。位居最高权位者或能暂时支配较多的人力物力资源，但其权势与其他头人相比，差别并不大。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讲，在一个部落中掌握最高权力的，并非一个权势极大且权位可世袭的君主或国王，而是一个贵族集团。[xii] 即便个别突出的头人或酋长（如传说中的“提修斯”）一时享有较大的权力，却决不可能拥有像埃及法老、希腊化时代马其顿-希腊王国的国王或战国时代及之后华夏君主或皇帝那么巨大的权力，其权力也明显小于民主化之前的欧洲君主。从《奥德赛》中诸神的势力与《伊利亚特》相比明显下降来看，酋长或首领的权力不仅远未达到世袭专制君主的程度，甚至已露出衰落的征兆。前776年之前雅典人之能相对和平地用民主程序来废除贵族制，便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i] 《伊利亚特》，XI，805–08。

[ii]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 58。

[iii] 《奥德赛》，II，1–15。

[iv] 《奥德赛》，II，40-81。

[v] 《奥德赛》，II，86。

[vi] 《奥德赛》，II，146-76。

[vii] 《奥德赛》，II，181-82。

[viii] 《奥德赛》，II，236-41。

[ix] Murray, Early Greece, p. 56。

[x] Murray, Early Greece,，pp. 57–58。

[xi] James F. McGlew, Tyrann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 51-62。

[xii] 晏绍祥，《荷马史诗中的王与王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各处。

PART 05

头人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固然有效阻止了权力向个人的集中，但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为何在《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的权势如此显赫？为何单单阿伽门农一人被冠以“ ναχ δρ ν”即“众军统帅”（注意，这一出现过几十次的阿伽门农的专号也可译为“众军的王者”或“众军统帅”）的称号，而其他巴赛勒斯或贵族却未能享受如此殊荣，而只能是 νακτεs（ ναχ的复数主格）或βασιλε s（βασιλε s复数主格）等[i]？

原因是多方面的。把众多希腊部落聚合起来，打一场围攻特洛伊的战争，本身就需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最高统帅，此其一。任何文艺作品都忌讳焦点分散，突出一下主要人物或重要角色以吸引眼球在所难免，而荷马史诗式的口传文学因缺乏能够持存的物理文本而比书写文本更忌讳焦点分散，更需突出主角，此其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荷马史诗既是头人们讲自己的故事，他们不可能不突出自己。贵族阶级不讲自己的故事，难道讲平民的故事？贵族阶级不拔高自己，难道拔高其阶级对手？若能突出一下阿伽门农之类的佼佼者，让其显得比现实中的最高首领更威风凛凛，不正好能打击那些不安分守己，妄图犯上作乱的“小人”的气焰？既然是贵族讲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些光辉高大的英雄如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奥德修斯之辈便无可厚非，而把出身低下却偏要向头人们叫板的人塑造成胆小、可鄙的“孬种”，便再自然不过。也需指出，诗史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学作品，其人物和事件不可能纯粹出于想象，而有生活原型作为依据。这意味着，塞耳西忒斯作为希腊联军中唯一一个出身低贱的重要人物，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和概括性，完全可视为平民阶级的代表。

塞耳西忒斯不仅出身卑微，而且相貌丑陋，无显著战功可言，但他竟敢当众辱骂“众军统帅”阿伽门农。这再次有力地说明，即便这一统帅多个希腊部族的最高首领，其权力也决非像格罗特之辈想象的那么大 — 当他想要进一步扩大权力，非分占有一个女奴时，便遭遇到强大的阻力。若再考虑到这一情形，即阿伽门农不过是攻打特洛伊这场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只是在希腊人一致对外的军事事务上才享有权威，对众多主权独立的希腊部族的内政却毫无发言权，他看似权势熏天，实则权力有限就更清楚了。实际上，奥德修斯强调“不能个个都是王者，王者众多不好”恰恰从反方向证明，“强大”者如阿伽门农虽享尊荣，却没有实权，因为有众多“王者”即贵族/头人在掣肘他的行动，觊觎他的权位。

另一方面，塞耳西忒斯之向阿伽门农叫板，而奥德修斯甘当后者的打手，用语言和肢体的暴力强迫他认清位置，不得僭越造次，又折射出英雄时代贵族与平民的紧张博弈关系。这清楚地说明，在国家组织逐渐形成并日益复杂化的过程中，贵族压制平民虽是普遍现象，但因氏族社会末期民主遗风犹存，充分意义上的国家尚未形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贵族和平民阶级虽一直在博弈，二者的关系有时可能相当紧张，但并非总得诉诸暴力才能解决问题。及至前8世纪初，雅典人行进到三岔路口，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贵族手里，甚至高度集中到个别头人手中，从而最终演变为君主制，要么精英们手中本来就有限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平民的力量进一步提升，直到最后废除巴塞勒斯制，开出激进民主。如所周知，雅典人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其激进民主虽只持续了三百来年，但仍不失为一场重要的政治实验。

[i] Carlier, “Αναχ and Βασιλε s in the Homeric Poems”，in Deger-Jalkotzy & Lemos (ed.),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Mycenaean Palaces to the Age of Hom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p. 101.

阅读

转发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