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吴湖帆藏《董美人》抉隐
收藏家的题跋，未必句句靠谱。尤其像吴湖帆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对心爱的藏品又特别喜欢制造韵事。有时，为了满足心中的秩序感，不惜在题跋中虚构一些故事，但最终也不免会露出马脚。吴湖帆收藏《董美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1927年夏，觅得隋志名品《董美人》后，吴湖帆欢喜异常。此志恰好与他旧藏隋志《常丑奴》能配成一对。因此，吴湖帆不光将一丑一美合装一箧，他还特意镌刻了一方“既丑且美”的朱文印钤盖在两本隋志上，这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收藏佳话。
不过，今天重检吴湖帆旧藏《董美人》，我们发现，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剪裱本。一为浓墨本，藏上海图书馆，原为归安陆树彰旧藏，1932年秋由吴湖帆赠与潘景郑。一为淡墨本，拓印更精，藏上海博物馆，册前有嘉定钱红稻题记，册后附吴湖帆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并五十二首和作，最后还有吴氏1961年赠周鍊霞跋语。
《董美人》浓墨本
《董美人》淡墨本
如果细细梳理两本《董美人》上的众多题跋，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究竟哪本《董美人》才是吴湖帆最初获得，来与《常丑奴》配对的本子？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易回答。不妨先看看浓墨本上的吴氏题记：
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为陆耳山之子得于兴平，旋归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拓本传世绝尠。咸丰癸丑沪城之乱，徐氏遭陷，石亦毁去，至今片纸拓本珍如星凤矣。隋志中以《常丑奴》最为难得，余藏金氏冬心斋旧本，久欲得此为侣。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遂镌“既丑且美”小印为押。丁卯六月养疴嵩山草堂题，吴湖帆。
浓墨本《董美人》题跋
这段题记，写在“既丑且美”的小印之下，既是对全志的题跋，也可看作是对印文的解释。而从“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来推断，浓墨本《董美人》似乎正是吴湖帆寻觅了十多年，才最终与《常丑奴》配对的本子。不过，如果再看看淡墨本，上面同样钤有“既丑且美”的小印，也同样有吴氏题记：
吾家旧藏冬心斋本隋《常丑奴》志，久欲觅此为侣，搜访十年，始获此初拓精本，欢喜无量，遂镌小印为押。丑簃。
隋《董美人》志石道光间出土，陆剑庵令兴平时得之，辇归江南，为徐紫珊易去，遂更号“隋轩”，秘若球图，不轻毡椎。咸丰癸丑之乱，徐氏构陷毁家，贞珉亦付沦灭，从此一纸之传等如星凤矣。丁卯五月识于四欧堂。
余于丁卯五月得此原石真本，制《哨遍》词于前，集宋人句成《金缕曲》题其后，并乞诸家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倚《洞仙歌》殿尾……
淡墨本《董美人》题跋
根据题记，吴湖帆“搜访十年，始获此初拓精本”似乎又成了淡墨本。若看时间，吴湖帆自称获淡墨本的时间是“丁卯五月”。而浓墨本上题跋的时间既在“丁卯六月”，那入藏的时间也应在此前不久。如此说来，淡妆浓抹的两位“美人”，孰前孰后，仅据题跋，实难判断。难道两本《董美人》的入藏时间竟如此之巧，都是在丁卯（1927）夏吗？
友人王叔重、陈含素伉俪编著《吴湖帆年谱》，即云1927年：“五月，获……《隋美人董氏墓志》原石蝉翼精本……六月，再获《董美人墓志》精拓本……”即定淡墨本五月入藏，而浓墨本六月入藏。友人梅松兄在《六朝秀色锦屏空——吴湖帆的“董美人”因缘》中也说：“‘周本’得于1927年五月……‘潘本’很有可能也是得于1927年。”（按梅文“周本”即淡墨本，“潘本”为浓墨本。）
《吴湖帆年谱》与梅松兄的说法，都是以吴湖帆的题跋为依据，按说不致有误。不过，对吴氏题跋本身的抵牾之处，也皆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浓墨本说“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淡墨本也说“搜访十年，始获此初拓精本，欢喜无量”。两本题跋，显然都在标榜自己才是吴湖帆初遇的“董美人”。为什么吴湖帆的说法会彼此矛盾呢？
这里，我们不妨先抛开吴氏题跋，也不去管淡墨本上五十二家题词后的款识，只看看两本《董美人》上的扉画和观款。
上图浓墨本上，册前有冯超然“丁卯秋日”所作扉画，册中有王同愈“丁卯中秋”观款，赵尊岳、陈承修“丁卯冬日”观款，冯君木、陈巨来“戊辰正月”观款，张紫东“戊辰二月”观款，程文龙、张士彤“戊辰季秋之月十有二日”观款，蒋谷孙“己巳冬日”观款。友朋扉画、观款从丁卯（1927）秋开始，至己巳（1929）冬而止。这与浓墨本入藏于丁卯（1927）夏正相吻合。
再检上博淡墨本，册前有张大千“甲戌春日”（1934）和郑元素“丁丑四月”（1937）所作扉画，册中有蒋谷孙“癸酉二月”（1933）观款、陈巨来“丁丑正月”（1937）观款。不难发现，如果将淡墨本上的吴氏题跋和词笺上的款识去掉，那剩下的扉画和观款，其实全部在1930年代后。
试想，如果两本《董美人》都是在1927年夏所获，那为什么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扉画和观款都只出现在浓墨本上，而到1930年代后，又都只出现在淡墨本上？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丁卯（1927）夏，吴湖帆所得之《董美人》，只有浓墨本一种。而所谓“丁卯五月”入藏的淡墨本，其实是吴湖帆在1930年代后所获。吴氏在淡墨本上的部分题跋（特别是落款“丁卯五月”者），则是他后来才补写上去的故弄狡狯之笔。
我们看“丁卯冬日”在浓墨本《董美人》上题款的陈承修，也同样在吴湖帆藏《常丑奴》上题有“丁卯岁暮闽县陈承修记”。这说明，1927年冬陈承修过访四欧堂时，在一丑一美上都留有题记。这时，如果吴湖帆还有更好的淡墨本，他为何要秘而不宣，而只出示较为逊色的浓墨本，并请陈承修在其上题款呢？
同样的道理，己巳（1929）冬蒋谷孙过访吴湖帆，也是在浓墨本《董美人》和《常丑奴》上分别题写了一行——“己巳冬日乌程蒋祖诒观”。这说明直到1929年底或1930年初，吴湖帆出示与友人的一丑一美中，《董美人》仍为浓墨本。而直到1933年，淡墨本《董美人》上才留下蒋谷孙的新观款：“癸酉二月，与《元仁宗》《常丑奴》二志同观于四欧堂，乌程蒋祖诒题记。”这也说明，1933年蒋谷孙再访时，一丑一美中的《董美人》已经被换成了淡墨本。
浓墨本《董美人》与《常丑奴》之蒋祖诒观款
究竟浓墨本何时被换成了淡墨本？我们看1932年夏吴湖帆在淡墨本上的一段题记：
余旧藏《常丑奴志》，颇欲觅此志为丑美伴侣，十年来搜录之勤，所得都三本，一即此册，淡墨笼纱，真如蝉翼，且锋棱毕现，自是石墨上乘；其一浓墨拓，嘉兴陆氏鬲鼎楼旧物；一为整本拓，最次，以未剪裁为可贵……壬申夏日重与《常丑奴》《元仁宗》《惠云》《陶贵》《元智姬夫人》共装四册，题之。
淡墨本《董美人》之吴湖帆题记（1932年）与蒋祖诒观款（1933年）
据题记，吴湖帆坦承所藏剪裱本《董美人》，原有浓墨本与淡墨本两种。而壬申（1932）夏，正是吴湖帆将淡墨本《董美人》与《常丑奴》等五种隋志共装一箧的时候。而浓墨本《董美人》，在被替换出来不久后，恰恰由吴湖帆送给了潘景郑。（浓墨本上有吴氏题签：“壬申秋日奉景郑兄鉴赏。”）
虽然未能找到更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从两本《董美人》上的扉画、观款等细节，再结合吴氏装匣、汰旧的时间，基本可以推断出吴湖帆获得淡墨本的时间是在1930年代初，而并非他自己所说的1927年夏（“丁卯五月”）。本来，藏家后来获得更好的版本，而淘汰掉之前的旧本，司空见惯，并没有值得隐瞒的必要。那吴湖帆为什么还要在入藏时间上故弄狡狯呢？恐怕，这又与为《董美人》征集题词有关。
今天，淡墨本后所附吴湖帆为《董美人》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其中有款识时间者二十六人，起于“丁卯七月”迄于“辛未七月”。稍作统计又可知，题于丁卯（1927）者四人，戊辰（1928）者十六人，己巳（1929）者四人，庚午（1930）者一人，辛未（1931）者一人。可以看出，吴湖帆为《董美人》征集题词是从1927年开始的，大部分在1930年前已完成。也就是说，今天淡墨本《董美人》后所附五十二家题词，绝大部分原是为浓墨本《董美人》而作的。
那么，在1930年代初，吴湖帆获得了更好的淡墨本后，自然要考虑如何将已裱在浓墨本后的题词改装到淡墨本上去。而将众多友朋对彼“美人”的赞美之词改移到此“美人”之身上，这对完美主义者吴湖帆来说，略显尴尬，自然也是不愿大肆声张之事。何况，吴氏于丁卯（1927）夏收获初拓精本《董美人》且刻“既丑且美”小印的韵事，早已在朋友圈中广为传颂。所以，这时的吴湖帆只能硬着头皮，改认淡墨本《董美人》才是自己丁卯夏（1927）所获者，而历年所征集的题咏之词也就都顺理成章地变成为淡墨本《董美人》而作了。
为此，吴湖帆不得不伪造数则题跋，谎称淡墨本得于“丁卯五月”（1927），以掩盖此本是在1930年代后才获得的事实。但虚构故事，就不免露出马脚。虽然这次对碑志及题跋的装裱，可能改请刻碑名手黄怀觉，而不是一向帮他装裱书画且与海上艺坛多通声气的刘定之。但像蒋祖诒、陈巨来这些关系密切的友人，因为在两本《董美人》上都题有观款，所以他们对内幕也一定是知情的。
《丑簃日记》1937年2月17日载：“晚巨来来，长谈甚欢，出《董美人》重观，题观款一行曰：‘自丁卯迄今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丁丑正月巨来陈斝又观因识。’如此题观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与此帖无关者所能办也。”为什么“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的陈巨来，第一次在淡墨本上题款，竟是在吴湖帆已获《董美人》十年之后？盖十年前陈巨来所观者，实为浓墨本，而今天浓墨本上也仍留有陈氏1928年所书观款。至于吴湖帆说“如此题观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正是他心知肚明，陈巨来如此题款，其实是有意帮自己“作伪证”，帮他一起谎称淡墨本是1927年所获。而这样的交情，也自然“非泛泛初交”者所肯为了。
淡墨本《董美人》之陈巨来观款
附记：淡墨本《董美人》的题咏中，朱孝臧词虽无落款时间，但朱词后因紧接有刘未林“丁卯七月”的一行观款，故可认定朱词是在1927年夏秋间所书。至于刘未林的观款，因与朱孝臧词写在了同一张笺纸上，自然是后来一起从浓墨本中被改装入淡墨本中的，而不可被看作是为淡墨本而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