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与阈限生命：清代志怪小说中的盲聋叙事

“残疾”在志怪写作中，更多以叙事义肢（narrative prosthesis）和戏剧化工具的形式出现：具有身体差异的生命形式，为自认“正常”的人们提供了某种超越现实的道德想象。它可以是潜藏的威胁和危险，可以是虚弱无力的恐惧，又可以是激发灵感的鼓励，或者几者兼具。但是，它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聋、盲知识：由有具身体会的残障者从自己的视角开展的言说和书写。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当代中国共有八千五百万残障人士，其中一千二百万为视力障碍者、两千万听力障碍者。美国人类学家马修·科尔曼（Matthew Kohrman）上世纪末来到北京，记录了当时邓朴方带领下刚成立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如何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将“残疾”作为一个涉及道德关怀的范畴，逐渐推动国家对具有肢体差异的人群施行机构化、系统化的福利行政管理。例如：残疾证的诞生、特殊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建制、高考听力障碍学生免除英语听力考试。

科尔曼认为，对“残疾”者进行照顾的国家工程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中，身心障碍者在政治系统中都是边缘化的存在。在明朝记录税收和户籍信息的黄册中，被当地官员列为“废疾”者无法参加科举。这个群体被自认受到良好教育、通过千军万马考试进入到帝国官僚系统的男性文人视作他者；“士”与“贱民”的区隔仿佛天堑，不可逾越。

21世纪的“残疾”和帝国晚期的“废疾”有何区别？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藏在这些语词背后的隐含视角？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将明清时期流行的志怪文学作为一个富有张力的场域，观察不同的写作者如何杂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道听途说，描绘出他们想象中的自我和他者。

看相的盲人

志怪、残疾与写作

在志怪世界中，“盲”和“聋”作为特定的阈限（liminal）境况，以多重方式和神鬼、精怪、底层庶民产生连接。人类学和民俗学文献中关于阈限的观察纷繁复杂，它代表着某种“站在门槛上”、无法被归类、暧昧和模糊的中间状态。如果像科尔曼所理解的，“废疾”是文人眼中某种超越边界的阈限生命，那么，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他们通过这种他者凝视讲出了什么故事，这些故事又给当代留下了什么遗产。笔者将聚焦于三位因志怪小说闻名的写作者：蒲松龄（1640-1715），袁枚（1716-1797），纪昀（1724-1805）。三人皆在非常年轻时就参加了科举。蒲松龄多年辛苦，最终依然止步于乡试；其他两位却顺利许多，在庙堂之中担任了重要的职位。对蒲松龄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它凝结了黄金年岁流逝、不被官方正统认可的浓烈情绪。“求而不得”是书中不断复现的主题，构成了蒲松龄故事中的书生学子常常陷入的窘境。

袁枚的志怪写作受到前辈蒲松龄的启发，但他有意识地明确了自己更加随意的态度。在《子不语》卷首，他写到：“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虽然袁枚将收集志怪故事看做是忙碌行政生活中的偷闲和逃避，但他故事中形形色色的官场生态呼之欲出，映射着他为官多年遇到的各层同僚、上级和下属——这些原材料是蒲松龄的生活中不曾拥有的。

与蒲松龄和袁枚都不同，纪昀试图给志怪写作赋予某种严肃的学究气质。作为面圣的朝廷官员，他认为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三重作用：“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纪昀强调，学者即意味着“惟不失忠厚之意, 稍存劝惩之旨, 不颠倒是非, 不怀挟恩怨, 不描摹才子佳人, 不绘画横陈”。有当代学者认为，纪昀的这段说法直接是在影射蒲松龄的写作风格：纪认为蒲过于沉浸在自己的科举失败情绪之中，生产出来的故事也会毒化受蒲影响的后辈年轻学者。

蒲松龄的孤愤，袁枚的游心，纪昀的劝惩——虽然这些情态无法完全界定他们各自的写作意图，三人的风格也并非固定不变，但并不妨碍本文以此为基点，探索几位明清文人如何在特定的生命体验之中创造了特定的“残疾”和“聋”角色。接下来我将对四个故事展开细读，从最晚期的纪昀《盲鬼》开始，再来到袁枚的《刘刺史奇梦》和《樱桃鬼》，并最后分析蒲松龄的《司训》。

《盲鬼》

在《盲鬼》的开头，纪昀提及这段传闻收集自督察院右都御史梁铁幢。一位夜行者在树林边发现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路过之人对其大吼，却没有任何回应，所以断定其为“精魅”。他捡起一块石头向物投去；物化作黑烟，隐身躲入树林，啾啾做声说：“我缘宿业，堕饿鬼道中，既瞽且聋，艰苦万状。公何忍复相逼”。听到此言，路人才让精魅自行离去。

纪昀

在这个短小故事里， 聋、瞽和饥饿被再现为灵魂因为前世宿业而必须忍受的肉身之苦。虚弱他者所受的折磨会引发健全者的同情——夜行者在听到精魅的诉苦后，就决定停止攻击、任其存在。对于纪昀和梁铁幢来说，他者的肉身之苦毋庸置疑来自个体前世道德问题。在《盲鬼》正文之后，纪昀提及了他收录在《滦阳消夏录》关于女鬼因为“巧于谗”而受到“哑报”的另一则听闻。作为结尾，纪昀把精魅和女鬼对比，写到：“此鬼受聋瞽报，其聪明过甚者乎”——会同时受到盲、聋的报应，这个精魅大概是生前过分聪明了吧。

纪昀将自己放置在一个裁决者的位置，对故事中的角色进行衡量判断。在这个故事中，他强调了聋的惩戒源头，将其陈述为一种佛家业报，并把聋性生命看做是有着脆弱命运的艰苦主体。他虽未亲自和女鬼和精魅对话，但却通过报告信息源头——梁铁幢、王菊庄等人——试图将判断性的陈述变成毋庸置疑的“事实”。

《刘刺史奇梦》与《樱桃鬼》

身体残疾是一种“应得”的前世报应——这个思想亦出现在袁枚的故事之中，但被镶嵌在了复杂得多的故事线里。在《刘刺史奇梦》中，袁枚记录了他的朋友刘介石亲口和他分享的经历。在上任江南地区新职的路上，刘被一个恶鬼尾随纠缠。巧遇陕西故乡旧邻，建议刘将恶鬼挟去城西观音庙。一段神奇经历完毕，刘受观音指点直接将恶鬼带到了阴府。将鬼押归原处后，刘想，既然已到阴府，为何不了解一下自己的前生过往？接待他的金甲神同意了，展示给他看的信息却让刘大吃一惊:

“汝前生九岁时，曾盗人卖儿银八两，卖儿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夭死。今再世矣，犹应为瞽，以偿前愆。”

惊恐至极，刘介石立刻反应：“作善可禳乎?”金甲神答那要看做怎样的好事。对话还未完成，刘就被送回了观音庙。向观音陈述阴府发生之事时，刘发现旁边有个和他相貌如出一辙但缩小如婴儿的童子在模仿自己说话。观音解释道，这是刘的魄：“汝魂恶而魄善，故作事坚强而不甚透彻，今为汝易之。”观音取下自己的金簪，从刘的左腋窝插入，剔出一肠，小童也随之缩小最后不见。在故事的结尾，观音用手掌一拍桌子，刘突然“悸而醒”，发现自己在苏州客栈的卧榻之上。

刘介石的玄妙经历有多少属于一个“奇梦”，正如故事题目所暗示的？不同于纪昀，袁枚悬置了志怪传说的事实性问题。更进一步地，袁枚还在这段诉说的结尾提及刘介石醒来后，虽然一切如常，但他“胁下红痕，犹隐然在焉”。一个月后，刘收到陕西故乡的来信后才得知，他的老邻居原来早已亡故。

在这个故事里，残疾并不是主角刘介石实际的身体感受，而是噩梦般的潜在威胁。刘一直因那些剥夺他能力的境况而提心吊胆：行路中遭鬼缠身、被阴府的群神审视，发觉前世罪行或将带来“瞽报”、直面自己的“恶魂”。大量噩梦片段动摇了刘对自己的认知——一个即将赴他乡新官上任的理智、清醒、健全的男性文人。尽管如此，这些危险并没有转变为真实生活中刘需要处理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出现在“奇梦”所框定的空间之中。但在这个梦里，刘依然通过收集自己的命运信息，发挥能动性去修复自己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残疾”象征着刘身处官场——尤其是未知的新职位——对于自己能力不足的深层恐惧，那么这段奇梦叙事则暗合了他试图扼杀潜在威胁、恢复自信的努力。作为这个故事的收集者，袁枚并没有对刘的身份认同管理作出评价。仿佛刘是在自己讲述这些怪奇瞬间，袁则照单全收、不予置评。与纪昀不同，袁枚在《子不语》大部分的志怪故事中都没有留下明确的劝惩按语。

袁枚

同出自袁枚的记录，《樱桃鬼》中聋门房的形象也很值得玩味。这个故事基于太史熊本在年轻时在京师居住时发生的轶事。彼时熊本时常和住在隔壁的同僚庄令舆喝酒聊天。某次宴会上，熊本半醉间发现一个蓝色身影在偷喝酒，转眼却消失不见。庄令舆玩笑地让熊本在宴会大厅中睡一晚。年轻气盛，熊本持剑守夜，果真再次看到了蓝鬼翻窗而入。熊本剑伤了蓝鬼，追着它一路来到棵樱桃树下。在追逃发生的过程中，有个老门房全程睡死、不为所动：

“窗外有司阍奴，老矣，既聋且瞽，所卧窗榻乃鬼出入经过处，杳无闻见，鼾声如雷。”

第二天，庄令舆醒来，发现了窗边的血痕。庄和熊一起来到樱桃树前，把树砍倒烧掉，火光中还散发出了酒气。

虽然这段轶事的中心在熊本、他和庄之间的互动、以及勇斗蓝鬼的惊险，但出现在末尾的聋门房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戏剧催化剂角色。据东亚研究学者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考证，熊本和庄令舆都通过了戊戌科殿试，青年时期即进入国子监。在袁枚收录《樱桃鬼》之时，熊本已是耄耋之年，两子在湖南和浙江分别身居要职。即便如此，熊本依然时常向他人宾客分享这段年少斗鬼的经历，并笑曰：

“余以胆气、福气胜妖，终不如司阍奴之聋且瞽尤胜妖也。”

对熊本来说， “既聋且瞽”的老门房身处危险却毫不自知，构成了一个有勇有谋、诙谐聪敏的学者的完美对照。这句总结通过突出残疾老者的迟缓、被动，侧面高光了自己的力量。诚然，这句玩笑话亦可以被解读为熊本年纪渐长后，对于自己年轻时对未知之物穷追猛打的感慨——蓝鬼只是偷酒，并未害人，为何一定要赶尽杀绝？老门房不听不觉，看似毫无动作，却也给了蓝鬼无伤大雅的存在空间。但不管在哪种解读中，盲聋老者终是熊本用来书写自己的一个工具。

《司训》

由于纪昀和袁枚的信息报告人——官员、邻居、学者，自身并无听力或视力障碍，我在前文分析的几个故事中，聋、瞽和残障共同被成呈现为一个遥远的他者，与文人社群保持着距离。与之形成对比的，接下来我试图分析蒲松龄的《司训》。这个短篇涉及到了文官世界内部的男性身体健全性的暧昧边界，并是为数不多真正以“聋”作为主题的叙事。

在《司训》的开头，蒲松龄提及一个乡镇教官“甚聋”，但是，他与一只狐狸结交为了好友，亦能听到狐狸在他身边的耳语。每次去面见上级时，狐狸都陪在他身边传递信息，他人都不曾了解教官原来重听。这样过了五六年，狐狸决定离开，并留下了这样的话语给教官：

“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则五官具废。与其以聋取罪，不如早自高也。”

在狐狸看来，教官在仕途上已经无法离开自己的帮助，一个人耳聋迟早要出事，不如辞官保节。然而，教官不愿忍受失去官禄的代价，没有遵循狐狸的话。自此之后，他常常面对上级词不达意、表现乖张。

一日，乡镇教官在考试文场做事。外来的学使和基层教官们坐在一起闲聊之时，很多人从靴子中掏出考生名单献给学使，希望得到特殊关照。一会儿后学使笑着对重听教官说：“贵学何独无所呈进？”重听教官迷惑不解，周围近坐的同事用手指向靴子示意。时下重听教官恰好在替亲戚寄卖“房中伪器”，将其藏在靴中。他看着学使在笑，以为是想要索取伪器，于是拿出来鞠躬回答：“有八钱者最佳，下官不敢呈进。”在座的人都偷偷大笑。学使怒赶教官出去，后终罢了他的官。

蒲松龄

在这个故事中，蒲松龄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一个汲汲营营的基层教官因为耳聋而面对的沟通障碍。当代语言学和特殊教育文献表明，现在我们所知的现代中国手语来自十九世纪末北美传教士来到山东省后建立儿童聋校的教育尝试。在那之前，出生在听人家庭中的聋童大多孤立于彼此，成长阶段缺乏可以用来和听人沟通的语言工具。事实上，时至今日，中国手语依然在普及过程中；它的系统化发展仍是很多语言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在《司训》的故事里，蒲松龄将狐狸表现为一个忠诚跟随在聋人身边的隐形翻译。狐狸暂时性地修复了聋人与外界的关联，即帮助他追求一份赖以生存的职业。但经由媒介建立起的连接始终是脆弱的，因为当狐狸决定离开之时，随时终结翻译劳动的选择权在它身上，而重听教官只能直面曾经支持自己的力量消失不见。

《司训》的叙事充满了讽刺。从读者的视角，我们能够看到教官的生理差异（重听）其实从头到尾都一直存在，但在狐狸的帮助下，他有了一段在官场中顺滑的日子。狐狸的消失，突然让教官变成了唯一看破皇帝新衣的小孩，维持往日的融洽突然变得困难，官场的残酷丝毫尽显。如同狐狸所表述的那样，它相信一个不再有翻译帮助的聋人是“五官具废”的“傀儡”。随着故事线展开，障碍果然出现了：在健全男性占据的官场中，教官不仅被期待完成任务，还被期待和上级搞好关系。恰恰是由于他无法解码上司对他提出的种种要求，聋教官不断陷入窘境，最终被驱逐出了他努力想留在其中的官僚系统。

基层小官心惊胆战，害怕自己“以聋取罪”，而腐败伪善的学使和阿谀奉承的下级则如鱼得水、任意索取。在这个意义上，乡镇司训和蒲松龄经常写的“寒士”形象构成了某种平行：科举考试贿赂成风、徇私舞弊，而认真读书应考者往往呕心沥血却不被承认。当然，聋司训并非在体制之外，而恰恰是构成清朝科举系统的一部分，这使得他在故事中的位置更加微妙——作为教育官僚，他需要维护体制，然而耳聋带给他的脆弱性，却不断让他如履寒冰、岌岌可危。在写到聋司训被罢官后，蒲以“异史氏”为名留下了他的评语：

“平原独无，亦中流之砥柱也。学使而求呈进，固当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冤哉！”

“冤哉”体现出了蒲松龄对于聋教官的复杂态度。首先，在整个故事之中，蒲松龄并没有刻意美化这个重听的基层官员：读者看到的是他贪恋官禄、售卖房中伪器，亦无从得知如果不是因为耳聋，他是否会随波逐流、跟着其他教官一起游说关说。但异史氏上述评论将重点放在了学使对下级予取予求的想当然，并讽刺到这样的人就该得到房中伪器。此时，耳聋不再是乡镇教官可悲命运的源头，有毒的官场文化才是真正创造障碍和排挤的原因。在这层意义上，蒲松龄似乎用耳聋来指代男性文人努力融入制度、却总被阻断疏离的异化感受。冤屈和愤懑来自于这种努力从未被承认，相反，还迎来了同僚、上级进一步的讥笑和欺负。

无名他者与叙事义肢

在本篇文章之中，我从科尔曼的观点出发——在明清时期，“残疾”作为一种他者化的隐喻，被男性读书人用作建立自己主动、清醒、健全的人格边界。通过细读明末清初的四个志怪故事，我发现其中对于盲聋身体的再现提供了很多细节，供读者品味不同写作者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纪昀明确地将身体残疾归因于前世业报，并因此将它划定为个人的、道德的问题，与社会无关。袁枚并未像纪昀一般采取劝诫读者的态度，在他的故事中，耳聋有时是一个新官因为乔迁他地仕途未明时幻想出来的噩梦，有时是一个老年史官在回忆少年时，为了凸显自己的勇气而拿出来对比的老管家身体无能的表现。只有蒲松龄在《司训》花笔墨描写了一个重听之人以及他日常的沟通障碍——且这些障碍并非完全来自他自己身体的差异，还来自于曾经帮助他的好友的离开，来自于他所在环境的阿谀奉承、结党营私。

本文并非想要简单区分三位写作者，对他们的残疾叙事盖棺定论。除了上述涉及的四个文本之外，我阅读了《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中所有聋角色登场的故事。有趣的是，尽管经常出现，但是这些个体无一拥有名字。在《司训》之中，蒲松龄通篇以“教官”“某”来称呼他描写的主角，读者无从得知教官的籍贯、生活地域。蒲松龄也并没有报告故事的信源。但即使是三人中宣称“资考证”的纪昀，也未曾花精力为他故事里的聋生命添加更多细节。

“残疾”在志怪写作中，更多以叙事义肢（narrative prosthesis）和戏剧化工具的形式出现：具有身体差异的生命形式，为自认“正常”的人们提供了某种超越现实的道德想象。它可以是潜藏的威胁和危险，可以是虚弱无力的恐惧，又可以是激发灵感的鼓励，或者几者兼具。但是，它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聋、盲知识：由有具身体会的残障者从自己的视角开展的言说和书写。蒲松龄关于聋教官的写作看似与典型的宿命业报论有所差异，因为它没有强行对耳聋进行个体道德归因，而是将其悬置，转而聚焦聋人的社会处境。然而，细读可以发现，蒲更多是在借助一个或虚构的耳聋境况，强调他对科举官僚制的不满、以及对这个庞大机器教育出的汲汲营营又不被认可的众多失意男文人的复杂感情。

尽管如此，从《司训》的故事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跨越时空，更加严肃地思考很多当代中国聋人社群行动者面对“主流”在努力回应、论辩的议题：手语应该是一种需要被承认和流传的沟通形态，个体之外的机构性障碍如何影响了大量人群的生命体验，争取合理便利的重要性，听人在进行手语翻译时如何确定自己的伦理角色，等等。有趣的一点是，在志怪小说、尤其是蒲松龄的写作里，狐狸通常作为女性出现，容貌出彩、有情有义、可爱动人。《司训》之中的“狐友”并没有被赋予明确的性别化特征，但我们知道的是，他或她在帮助教官传递信息时，是不被官场他人所知的隐形存在。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当代中国从事特殊教育、手语翻译工作的人群绝大部分为女性。手语翻译中既涉及到实时信息传递的技术劳动，同时亦包含了更加微妙的情感传递，这在通过手机电子应用中介的远程视频翻译中尤为重要。如果说《司训》让蒲松龄借着聋教官讽刺了一番官场吃人，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挖掘出另外一个不被看见的角色——翻译？我们如何理解教官和狐狸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又应该如何互相理解？翻译的劳动价值如何被认可，由谁来认可？当这些问题成为关注聚焦时，我们才脱离了将残障者当做戏剧化工具的志怪传统，把具有身体差异的人作为社会有机的组成分子，给他们名字，进入他们的生活，看到他们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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