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罕评《话语如刀》︱知识分子如何制造暴力？

《话语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法]樊尚·阿祖莱、[法]帕特里克·布舍龙主编，王吉会、李淑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398页，98.00元

谈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坚守良知、勇于担当的一面，然而无需讳言，知识分子与人类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暴力倾向也不可分割。法国历史学家樊尚·阿祖莱（Vincent Azoulay）和帕特里克·布舍龙（Patrick Boucheron）主编的论文集《话语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一书，汇集了二十余位法国历史学者的文章，以“知识暴力”（violences intellectuelles）为主题，考察了古希腊罗马至当代各个历史时期，西方知识分子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知识暴力”古已有之，存在于一切人类思想活动之中。从词源来看，暴力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过度的限制，二是对规则的违反。知识暴力就是违抗行为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它和政治暴力、经济暴力、性暴力一样，属于各类暴力的一种，并不一定拥有明确的实施主体群，体现的是对言语、辩论习惯的违反，目的是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甚至强加给他人。知识暴力不限于语言暴力，但并非简单的谩骂。它与激烈的暴力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大屠杀之类的激烈暴力，往往首先源自一个思想过程，在向暴力行动演变的过程中，知识暴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知识暴力并非必然导致激烈暴力，它是知识分子群体制造的特殊暴力。知识分子通过言论、文字、处世方式、彼此之间的冲突，蜕变为暴力的参与者。

一、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暴力

知识暴力可以分为两类：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暴力和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暴力。纵观西方历史，这两类暴力贯穿始终。

众所周知，至少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质疑传统、颠覆规则、挑战权威，是初出茅庐的法国作家成名的捷径，后来以“我控诉”名垂青史的左拉即是如此。其实在西方历史上，各类知识分子团体、各门学科、各种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以争论、对立、笔战等对抗形式出现的知识暴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古典时期，雅典社会即具有一种“粗暴性”，伊索克拉底煽动对波斯的仇恨，希望凭借以此获得的声望在雅典知识界获得话语权。而西塞罗则在演讲中，用巧妙的修辞，以对手的暴力为借口，将对手赶出知识界。进入中世纪，知识暴力被加以制度化、礼仪化和体系化。托马斯·阿奎那通过论著和小册子大肆攻击从未谋面的布拉班特的西格尔。“笔战”在人文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也功不可没。纵观彼特拉克从早期到晚期的作品，笔战无处不在并且获得了成功，他构建的作家形象一直持续到当代。彼特拉克巧妙地游走于羞辱和论辩之间的空间里，否定对方的理智，而不是否定对方的理由，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当着掌权者的面战胜对手，获得有限的资源。在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数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中，还盛行模仿击剑的“决斗”的形式，以此决定双方职业生涯的成败。

在宗教战争初期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们的辩论中，开始出现威吓、人身攻击等以前被禁止使用的方法。知识暴力改变了辩论的方向，知识合法性的冲突变成了掌握知识的人之间的对立，同时还贬低学校知识和世俗知识。十七世纪的笔战逐渐带来了一个文学领域的出现，关注的主要论题从其他社会领域分离开来，诉讼案、争论和“文学战斗”催生了文人群体的出现。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医生职业化的过程中，法国医生们以法国第一本医学期刊为阵地，使用各种手段将名医皮埃尔·波姆（Pierre Pomme）丑化为“江湖骗子”并驱逐出职业领域，剥夺他医学专家的资格，迫使公众接受了他们定义的“好医生”和“坏医生”的标准，确立了自己的权威。督政府时期，书商科尔奈·杜拉维尔（Colnet du Ravel）对当时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几乎所有知识精英展开了激烈的抨击，扮演了反启蒙思想的先锋和主力角色，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兴起。

甚至法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也是在语言暴力中诞生的。该词原先在法文中只是形容词，并不具有名词的含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费迪南·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将其作为名词使用，旨在讽刺那些德雷福斯分子。直到左拉发表《我控诉》之后，经过知识界的激烈争论，这个词才随着德雷福斯的平反而获得了正面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暴力与知识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的。

二、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施行的暴力

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施行的暴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首先是“独占真理”，知识分子常常公开或含蓄地要求独占解读世界的工作，从而使社会丧失思考和自我反思的能力。

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高高在上或者训诫者的姿态，仿佛站在不信教的百姓面前的教士一般。教士们因为掌握着知识，所以要争取神圣的地位。这种企图独占真理的想法在十二世纪拉昂的安塞尔姆（Anselme de Laon）等神学家身上已经昭然若揭。在拉昂的安塞尔姆的一些著名言论中，真理成了教育的客体，这意味着要为掌握知识的大师们缔造一种社会职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传播和灌输真理。教士们的笔战，除了内部的知识暴力之外，它们首先是一种针对大众的暴力，百姓作为观众置身于激烈的辩论中，但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到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之初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们的辩论中，教士们不仅贬低对手知识的价值，而且还贬低不信教的大众，特别是妇女们的知识。

这项传统的力量十分强大，知识分子为了代替所有其他人来讲话，甚至不惜让别人失去理智，而这种尝试往往出自最善良的动机。例如，作家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因躲避纳粹的迫害而被迫流亡法国，在流亡期间，他不断向德国人民发出反抗纳粹的呼吁。这些呼吁并没有试图通过事实和道理说服听众去批判纳粹及其政策，而是建立在反纳粹的观念已经被所有人接受的假设之上，德国人被要求像亨利希·曼赋予他们的形象那样行事，仿佛是出于自愿，而亨利希·曼则把自己打造成德国民意的代言人。“人民”除了自身的投影外没有别的真实性，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确认作者的世界观和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

其次是通过理论和规定带来世界观的变化。作为象征操控的专家，知识分子有能力给他人建议或者强加一些新的世界观。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小说家首创了寓言式的戏谑手法，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号入座，对固定社会分层、巩固社会秩序起到了促进作用。十七世纪中期的科尔贝（Colbert）对法国贵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重新定义了贵族的两个来源：远古时期的贵族和体现国王意志、有据可查的册封贵族，堵住了试图通过知名度来获得贵族头衔的道路，由此深刻改变了法国社会的流动性。知识分子创造的理论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时发挥作用则需要一段时间。英国政府的智囊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通过不同途径将其推广，最终借助八十年代撒切尔-里根政府的各项政策使人们接受了这一思想。

最后是成为真实暴力的推动者。在纳粹、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等二十世纪发生的几场大屠杀中，一些知识分子笃信暴力并宣传暴力，如后来被判处绞刑的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塞尔维亚首任总统多布里察·乔西奇（Dobrica Cosic）和卢旺达首任总统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egoire Kayibanda）等。此外，作家的文学才能也难辞其咎。他们通过选择华丽的风格，运用动人的辞藻来散布毒液。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反犹主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制定思想框架，撰写了“能燃起烈焰的讲话”。他们创造的词语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在布尔迪厄看来，是因为这些词“蜕变成了口头禅，煽动性口号和动员令，因而从本质上脱离了历史，具有了国籍，演变成了词语所代指的人民及其特点：语言的名字、宗教的名字，民族的名字、地域的名字，等等”。种族清洗就是从最初的这项知识工作开始的。排斥的过程会走向公开化，逐渐让某个群体成员变得无法无天，进而对他人公开惩罚，将其送往苦役营，送上火刑架，或者投入监狱、集中营乃至灭绝营。

布尔迪厄

三、知识分子的责任

分析知识暴力，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传统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极端的激烈暴力往往产生于某个充满危机的社会。社会除了充满分歧之外，还常常会爆发经济凋敝、社会严重不公、被视为外来人的难民大批涌入，种族关系或宗教关系紧张等问题，恐惧心理于是蔓延开来。恐惧来自于他者，被视为外人或仇敌的他者，此外还有对自我的恐惧，因为自我这个概念的标准难以确定。正是在这种公开的危机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介入可以进一步影响人们，凭借着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敌我得以区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对立，开始形成。在国家经历的某个关键节点，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些思想意识工具，一旦投入使用，便会掀起一场民众暴力，甚至他们有时会亲自上阵。例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期间，各级学校的胡图族教师们也都毫不迟疑地拿起大砍刀，和没文化的农民一道去屠杀图西人。

由此，人们指责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等著名的德国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纳粹屠犹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本书主编指出，对这个问题需要格外谨慎，不能将思想和行动混为一谈。依雷蒙·阿隆之见，思想只不过是“脱离行动的空谈”，而希特勒的话语是历史行动，因为“他面向全国人民，他的行动通过一个有组织的党派来完成，或者得到了其支持”。既不能否认思想的作用，也要看到思想和行动所产生影响的差别，如果说有时候某些知识分子的言论扮演了“暴力跳板”的角色，那么其影响总是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要避免走入决定论的陷阱。

知识暴力有时是激烈暴力的开始，有时却只是一场宣泄情绪的狂欢节，一切要视环境而定。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巅峰，各种激进的抗议口号却没有演变为恐怖活动，与西德或意大利的情况截然相反。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法国的民主政治文化比德意更为深厚坚实，人们已经习惯了大规模的语言暴力而不至于升级为行动；其次也有赖于戴高乐的应对，他虽然也使用语言暴力进行回击，但拒绝采取德意那样激化矛盾的强硬措施。

此外，知识暴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知识暴力常常被掌握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部门利用。古罗马当局就曾以演说暴力为借口，销毁知识分子的作品，或者将其流放，甚至杀害。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划分了两个阵营：一方是贵族和大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一心报复的知识无赖，“卑贱的卢梭式人物”，政治恐怖的推动者。拿破仑政权以调停者的姿态，利用这种善恶二元论和知识分子自己一手设计的暴力，对知识分子的事务进行干涉。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场自我拷问，《话语如刀》一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提醒知识分子审慎看待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本书要求知识分子不要以为意义和真理只掌握在他们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同时不要自认为无所不能。”不过我们也不宜矫枉过正，步入反智主义的泥潭。没有笔战的知识界或许既不可能，也不可爱，因为这常常意味着要由单一思想一统江湖，由它来建立“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