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安家瑶：宿白先生的人格魅力

2018年2月1日宿白先生离我们而去。宿白先生的严厉严谨严肃的治学态度和达到的学术巅峰无人可及。宿白先生公私分明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折服。想起和先生相处的时刻，点点滴滴都化作幸福的回忆。

考古不是游山玩水

1979年秋，我有幸成为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刚入学时，与79级新生听了苏秉琦先生的讲话，他说你们就像候鸟，春秋飞出去了，夏冬又飞回来了。我们都对考古实习充满喜悦和幻想。1980年初，我和同学陈英英随先生在武昌湖北省博物馆实习。当时他的助教权奎山和湖北省博物馆的全锦云正在整理武昌郊区隋唐墓，为了寻找墓中出土的瓷器的来源，宿先生带我们到湖南、江西考察窑址。我们最后一站是从九江乘轮船回武昌。陈英英央求先生给我们半天假，让我们上庐山看看。庐山不仅是近现代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而且当年《庐山恋》刚刚上演，这是刚改革开放拍的最有影响的电影。宿先生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通过这件事，我们明白考古不是游山玩水，再也不向先生提出这类无理要求。1981年暑假，我们跟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实习一个多月，名胜地月牙湖就在附近，我们也没有去游览。后来我到考古所工作，才知道夏鼐先生对本所考古工作者的要求更为严格：直接去考古工地，中途不得下车。直到八十年代，这项规定才稍稍松了一些，沿途可以下车进行业务考察。

对公款吃喝非常反感

我们跟宿先生出去考察，一般都是在单位食堂吃饭，有时就是简单地吃两个馒头。1981年夏，随先生考察炳灵寺。当时炳灵寺交通不便，早上不到六点就从兰州出发，到刘家峡后，乘小船抵达石窟。考察石窟爬上爬下，不到中午早已饥肠辘辘。当时的现场没有食堂，更没有饭馆，炳灵寺保管员给先生和我们一人下了碗白水挂面填饱肚子，我们继续工作。宿白先生对公款吃喝非常反感，有一次在湖南的小县城，地方官员为我们准备了一桌酒菜。拿现在的眼光，算不上奢侈，也就是有鱼有腊肉。因为有碍当地文物工作者陪同，宿先生不好拒绝，事后宿先生对我们严肃地说：“这样吃喝不好，这都是民脂民膏啊!”先生的话为我们后来走向工作岗位警惕乱用公款敲了警钟。

宿先生反对用公款吃喝，但自己出钱请学生吃饭却十分大方。在武昌东湖实习时的一个周末，先生掏钱让我们买螃蟹，在全锦云家蒸熟，请我们吃，并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吃螃蟹。

先生请我们吃螃蟹 （全锦云摄）。自左至右：权奎山、陈英英、宿白、安家瑶。

我工作后才知道，考古界的老先生都保持着这样优良传统。1994年秋，我随黄景略先生去河南检查考古工地。在南阳的一个县上，午餐准备的很丰盛。那天还没有等到菜上齐，黄先生就起身离席，我们看组长走了，也跟着出去了，让地方陪同人员很下不来台。黄先生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公款大吃大喝的不满。后来传出来的故事说黄头将酒桌掀了，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不给他人添麻烦

宿先生一辈子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自己能干的事情绝不麻烦他人，特别不为自己的事情麻烦单位组织。

师母在2011年初离世前曾卧床近十年，先生除了参加北京的重要的会议外，谢绝了其他活动，在家陪伴病妻。师母走后，先生才有精神出来走走。先生想去的地方仍然是古迹遗址。2011年6月6日正好是端午节，宿白先生约我和他女儿宿志丕一同去考察银山塔林。银山塔林是辽金以来北方佛教圣地，位于昌平区城北三十公里处，宿先生是佛教考古的大家，但一直没有机会实地考察。出发前我问先生是否和北京市文物局打声招呼，他不同意。那天他早早准备完毕，带了水和帽子，等我开车接他。我们沿着志新路东行，到安立路北行。先生已近九十岁高龄，多年很少出去，但他在北京生活工作七十年，又熟读地图，路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沿途的变化，讲着过去此地发生的故事。到了塔林售票处，志丕抢先跳下车，买了三张老人优惠票。银山塔林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就是文物局的地盘，如果知道宿先生来，市文物局和区文物局的领导肯定会出面迎接。先生不喜欢前呼后拥。他仔细考察了辽金元明的砖塔，在下山的途中，先生说对我说：“你再上去把那个元代的喇嘛塔拍张照片给我，我觉得它比较早。”离开银山塔林，先生让我找家好一些的饭店吃饭。我说那可由不得我们，沿途看看哪家饭馆门前停车多，就在哪家吃吧。我们找到路旁的一家驴肉馆，屋内客人满座，我们在院子里找了张桌子。先生坐下，先在桌上放上二百元钱，表示他请客。最后，我们只花了八十多元，还把剩的驴肉打包带回。不麻烦单位领导，先生感到轻松自由。

先生考察银山塔林

寻真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

2018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的题目是“寻真”。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考古学是寻真的科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宿先生和老一辈考古学家一生的学术追求就是寻真。

有一件事情我终生难忘。1995至1996年我在西安主持发掘唐大明宫的主殿——含元殿遗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确立的保护大明宫含元殿遗址项目的前期工作。含元殿遗址在1959至1960年曾经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勘察发掘过。马得志先生主持第一次发掘，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搞清楚了殿址及两阁的形制。由于经费不足和时间紧迫，当时仅揭露了殿址和两阁，其他部分则是采用钻探和开探沟的方法大致予以考察。简报发表后，在学术界特别是古建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含元殿的复原图在各博物馆作为唐代代表建筑展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995至1996年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龙尾道并不是像明清太和殿的御路踏跺设在殿南正中，而是设在殿堂的两侧。龙尾道起自殿前广场的平地，沿两阁内侧的坡道，经过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

第二次考古发掘的结果推翻了第一次试掘推测的结果，龙尾道的形制变化是否能被学术界接受？我感到压力很大。1996年春，我先请马得志先生和杨鸿勋先生到现场。马先生在发掘工地待了一周，坐卧不宁。我向宿白先生汇报了发掘的情况，并请先生到现场。先生非常谨慎，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不同意立即去看现场。先生在思索。1996年夏天，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他说，你到渤海上京龙泉府去看看吧！我明白先生这几个月的时间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他想通了。

199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国际专家到含元殿遗址验收考古工地，并进一步确定保护方案。宿白先生带领中方专家提前到达西安现场。有先生在，我心里踏实多了。考古现场验收进行得很顺利，但保护方案的讨论相当激烈。在西安宾馆的讨论会上，争论到夜里十一点，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武井士魂拂袖而去。以宿先生为首的求真务实的中方方案最终得到通过。宿先生对左右龙尾道形制的肯定，就是对中间龙尾道的否定。在学术的真伪问题上，先生总是立场鲜明。

1996年10月30日，先生带领中方专家提前到达含元殿遗址检查工地。自左至右：张廷皓、周魁英、段鹏琦、宿白、刘云辉、安家瑶、晋宏奎、高本宪。

田野工作是先生的最爱

1990年7月20日至8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中国境内）的第一次考察，乘汽车从西安出发直到喀什。宿先生向中方领队徐苹芳先生提出参加新疆段的考察，那年他已经近七十岁了，是国际考察队中最年长的学者。在考察途中，宿先生总是一马当先，带领着我们，看得出他十分热爱田野考察。休息时，先生就随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与我们讨论。在对柏孜克里克洞窟的考察中，一些没有开放的洞窟根本没有路，山体陡峭，全靠手足并用的攀登。我在后边抢拍下宿先生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奋力攀登的照片。先生奋力攀登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行。

先生在丝路考察中。前排自左至右：安家瑶、宿白、樊锦诗、郭旃。

先生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与我们讨论

在柏孜克里克的考察中，先生攀登。

2012年，在配合北京文化硅谷建设过程中，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发现一座大型唐代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13年5月，我有机会先睹发掘现场，回来后向先生谈到这次发掘。先生很感兴趣，希望亲自现场考察。我说发掘还没结束，不对外，不能和上次去银山塔林一样，一定要和发掘领队程利说一下。程利当然非常欢迎宿先生到现场指导。

6月3日一早，我开车接先生和宿志丕到长沟镇，程利在长沟镇迎接我们。墓葬规模很大，坐北朝南，全长三十四米，由墓道、封门、前甬道、耳室、壁龛、墓门、主室、侧室、后甬道、后室等组成。我原想先生在墓葬上面看看规模，再看看出土遗物就可以了。但先生坚持要沿墓道下到墓葬底部（照片7），仔细观察了前甬道的刘济的墓志和夫人的墓志。刘济的墓志刻有十二生肖和牡丹花图案，他夫人的墓志尺寸更大，一百六十三厘米见方，也更华丽，为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当时发掘正在进行，墓志还没有打开。宿先生考察刘济墓时，看到残存的壁画，不禁回想当年发掘白沙宋墓的情景。他说，现在科学手段多了，但现场临摹壁画还是很有必要，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我问那时怎么能请到专业画家到现场临摹，先生说他们都挺愿意来的。先生年轻时曾在中央美院学习过素描，早上进画室前买一个热馒头，吃几口作为早饭，剩下的馒头就是很好的橡皮。先生在学画过程中的师生都成为他的朋友，当白沙宋墓需要临摹时，呼之即来。

生考察刘济墓。自左至右：程利、宿白、刘乃涛。

刘济墓，可能是宿先生晚年最后一次考察的考古发掘现场，他久久不愿离开。先生对田野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感染着年轻的考古人。

宿白先生是好老师，他总是不怒自威，用高尚的人格教学生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先生仙逝后，陈英英从美国打来电话嘱咐我：“请你一定跟先生说，来世我们还要做先生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