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那到底是四书重要还是五经重要

大家都知道，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同时科举考试的考试主要内容也是四书五经。

那么，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在复习科举的时候，应该重点抓哪些书呢？或者说在科举考试中，到底是四书重要，还是五经更重要一点呢？

四书远大于五经

大部分人觉得四书和五经地位应该是相等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

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其实在《明史》和《清史稿》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明朝科举的主要内容是“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选举志》”

清朝科举的主要内容则是“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清史稿》”

两段都提到的四子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书，也就是说，明清两朝的出题范围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始终是在四书五经之中出题。

但实际上五经的地位远远低于四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这些应试经义的规定是，“士子各占一经”应试的士子只需要专精一经即可，这叫做“专经”，说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考的仅仅是四书一经而已。

而且，就这一经，还有很多水分。乾隆五十七年，礼部尚书建议考校《春秋》时，改变以往使用胡安国的注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国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胡安国这个版本能够用来出题的仅仅数十处，考生不需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出题之处即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这几年艺考生尤其编导专业，凡是提及怎么看待《红高粱》，总是众口一词，负责考试的老师打断考生熟练的背诵简单提问，“你别背了，《红高粱》的导演是哪位？属于第几代导演？”此时原本侃侃而谈的考生登时哑口无言。其实这位考生并没有看过《红高粱》，只是熟背了有关《红高粱》的相关问题而已。

即使胡安国的注解的《春秋》本需要研究的地方很少，但在具体的考试时，选择考《春秋》和《礼记》的考生还是少之又少，以至于《春秋》和《礼记》被称为“孤经”。毕竟相较于其他三本，这两本的难度还是太高了。

总之，最终对于五经文的考察就渐渐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这种重四书轻五经的风气渐渐流行起来，甚至由潜规则变成了明晃晃的政令，顺治年间，御史赵祥星请钦定第一场的四书和五经的题目，礼部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最终，顺治帝却颁布诏令，“第一场四书题目，候朕颁布”

从此之后成为定律，四书题由皇帝亲自颁布，而五经题则由主考官自行出题。

乾隆也曾经直言“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

总之，自从考官和士子都揣摩上意，感受到了大清重四书轻五经之后，五经和四书的地位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原本对四书和五经的考教都在第一场考试，但等到乾隆年间，五经甚至跌出了首场考试，转为第二场考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的展现了五经地位之底下。

为什么四书重于五经呢？

晚清大儒陈澧曾经解释过为什么朝廷认为四书比五经更重要，“以尊朱子故也”

显然，这事和朱熹有关。

要想弄清楚个中关系，关键还得先弄清楚四书五经是怎么来的。

五经的成书远远早于四书，在孔子游学的过程中，他老人家发现有六本书写的非常好，于是在进行删改整理之后拿来讲课，这六本孔子亲手编辑的书有一本不幸失传，于是只剩下了五本，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经。这五本书虽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但却是孔子亲手整理而成。

四书则是孔子之后产生的，其中，《大学》是曾子所做、《中庸》是子思所写、《孟子》则是孟子和他的弟子所写，还有一部记载孔子话语的《论语》。

汉代的儒生认为，五经是孔子亲自整理，其中蕴含了孔子真意，是最纯正的儒家经典，而四书相对而言并不正经。

于是，等到汉朝独尊儒术的时候，就规定每个儒生都要学习五经，四书并不重要。

那么四书是什么时候打了翻身仗呢？

想一下前面陈澧的话。

没错，四书地位提高就是在唐宋之际。但要指出的是，四书地位的提高，并非是朱熹的一人之力。而是唐宋之际大批儒家学者发力的结果。

汉朝时儒家独尊，这种局面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改变了，内生的道家，外化的佛学，都对儒家的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儒家早就被推下了独尊的宝座。

这么一来，儒家的学者自然要奋起反击，唐代的韩愈不就以排佛斥道闻名吗？

汉朝之时儒家为什么能成为官方认定的唯一学派？

原因很简单，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的理论，提倡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些都能够有效的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因此，也就必然被选择为地主阶级的官方思想。

如今，儒学受到佛学和道学的冲击，想要统治者再次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思想，恢复儒学荣光，就要发展儒学本身，更加的和统治者的需求相适应。

唐宋之际的儒学大家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提高四书的地位从而指出一套儒学新的理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朱熹对四书做了批注，在批注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本书叫做《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喊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让皇帝非常满意，朱元璋的反应就非常直白，出题需从四书五经之中而来，但考生的答案必须从《四书章句集注》中来，其目的昭然若揭。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从朱熹抛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之后，儒学的发展就走向了某种可悲的结局。不停的为了迎合统治而阉割自我曾经的学术成果，最终将道德人伦推向极致，反而成为了压制人性，迎合封建统治的工具，其中对于女子的压迫尤为惨烈。

小结

因此，科举考试中，四书地位远远大于五经的原因就在于此，四书所代表的是被朱熹等宋儒改良之后更加适应封建统治的宋儒学，而五经更多的代表被佛道两家冲击的汉儒学。

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更加垂青于宋儒学，因此，在皇帝的示意和推动之下，四书的地位从宋至清始终水涨船高。等到清朝甚至不屑与五经在同一场中进行考校。

无论从儒学还是从科举的角度来说，四书五经地位沉浮的历程，都值得我们为之思考。譬如说，学术活动中，政治的领导究竟应该处于一种怎么的状态？又要通过建设什么样的制度来达成这种状态呢？

作者：未定君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_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 王晓华 束景南

【2】《朱子四书学的羽翼与修正--以元代《四书笺义》为中心》 许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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