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分享】杨蕾：秩序下的波澜：唐代石榴裙时尚研究

摘要：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用物标准都笼罩在严苛的礼制限制下，但唐代石榴裙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石榴裙颜色赤红、染色程序复杂、面料造价昂贵，本应为贵族阶级的专属物，却成为一种时尚在唐代不同阶层中广泛流行。宽容开放的文化生态、染色材料的充裕与染色技术的成熟、女性活动空间的边界拓展、日盛的奢靡之风，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唐代石榴裙时尚的流行维度。石榴裙的流行体现了唐代女性跨越阶层的时尚追求，也成为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和文化自信的象征符号之一。

作者简介：杨蕾，安徽宿州人，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文章原刊：《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5期。

唐代是中国古代世界文化影响力的高峰时期，其文学艺术成就举世瞩目，傅璇琮、陈尚君、陆威仪、薛爱华等国内外学者都对唐代文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唐代文学作品、古籍文献中常常出现“石榴裙”，但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当代学者较少。相关研究主要散落在唐代女性服饰史论的研究中，如卞向阳、崔荣荣等人的《从古到今的中国服饰文明》、周峰《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黄能馥、陈娟娟《中国历代服饰艺术》、陈诗宇《唐人的四时衣物》、曹喆《以敦煌壁画为主要材料的唐代服饰史》等文献中，主要是对于唐代石榴裙的简单介绍；也有些学者对唐代色彩体系进行研究时涉及石榴裙，如田超对唐代文献和壁画作品中红色襦裙色相进行的整理和对比、夏燕靖考察唐代“品色衣”制度对唐代女性服装色彩的影响等文章对石榴裙也均有提及；另有少数当代学者，如古书蠹、于济源、王媛、周吉国等对石榴裙的源流和风貌进行过考证。以上研究均可以证实石榴裙在唐代存在并广泛流行。

《汉语大词典》中对“石榴裙”的定义是：“朱红色的裙子，亦泛指妇女的裙子”，并形容石榴裙“裙色朱红，甚艳美，类石榴色。”[1]从唐代史籍文献、绘画、文物遗存中都能够发现大量的类石榴色红裙。通过史籍资料与图像遗存综合推断，本文对于唐代石榴裙的界定是高腰束胸、蓬松拖地、有少量绣花或无绣花、色泽浓艳的红色长裙。古人以石榴裙命名，主要是因其色泽赤红似石榴色，同时也借石榴多子，寄托人们对于生命繁衍不息的美好祈愿。

在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有严格的服饰等级应用规制，一般情况下时尚难以形成，更难以突破社会阶层而广泛传播。石榴裙最早有记录是在南朝梁元帝的《乌栖曲》中，“芙蓉为带石榴裙”[2]613，到了唐代成为了一种时尚，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大面积流行开来。因为每个时代的衣食住行背后是政治、文化和经济甚至是特定社会意识活动的外化，所以石榴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对唐代石榴裙时尚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内容，也给唐代服饰文化研究以新的视角。

一、特殊的流行现象

上流社会通过引领不断变化的时尚来确定、固化和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阶级地位，“由于我们钦佩富人和大人物，从而加以模仿的倾向，使得他们能够树立或导致所谓时髦的风尚”[3]。时尚既是阶级分野的显现，又彰显着阶级的不断维护和不断打破。“时尚的历史企图将社会一致化与个性差异化这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4]。石榴裙在唐代具有“特别的”“引领性的”“群体性的”等时尚特性，其滥觞于贵族阶层，逐渐传播至底层社会，从而产生了大范围流行。

唐人的笔记小说、诗词、史籍中都留有大量笔墨展现了当时各类社交场所女性身着石榴裙的风姿，如唐曲《倾杯乐》中的“裙生石榴，血染罗衫子”[5]；杜审言在《戏赠赵使君美人》中留下“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6]520的诗句，唐代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更是常常在诗作中提及，如“郁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6]3180，“烛泪夜粘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6]3317，“银烛忍抛杨柳曲，金鞍潜送石榴裙”[6]3349等等，相关作品多到好友刘禹锡用“忆君泪点石榴裙”[7]来打趣他。唐朝传世的绘画图像、考古发掘出土的历史遗存中也常见到石榴裙的物象。当时的文人画家常以其入画，如周昉《挥扇仕女图》1中的婢女、《内人双陆图》2的贵族女子等都身着石榴裙。对于重视死后世界的唐朝人来说，将生前的享乐生活带入来世，是他们的常规做法。墓室壁画、陪葬品的装饰图案上也都发现了诸多浓艳的石榴裙贯穿其中，让今人能够一窥唐代生活的风貌。出土的唐代女俑也展现了不同阶层女子身着石榴裙的样子，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舞女绢木俑、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陶女立俑；墓室壁画中更为常见，如昭陵唐代墓室壁画上可见多位唐代贵族妇女身穿石榴裙。

综上可证，石榴裙在唐代确实成为了一种时尚，它的流行大大拓展了唐代服饰整体风貌的形色边界。这些鲜艳夺目的石榴裙，为错彩镂金的唐代时尚审美风格增加了一抹浓重的色彩。

二、宽容、开放的文化生态

唐王朝是“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8]，当时正是“西方人的精神被神学的黑暗蒙蔽时，中国人的精神却充满着开放、包容和探索欲望”[9]。唐朝与波斯、大食、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关系密切，频繁的国内外经济贸易活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聚集地，唐代诗人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描述，大明宫早朝时出现“万国衣冠拜冕旒”[10]的景象，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与东亚最伟大的帝国建立外交关系，使节们源源不断地进入唐朝。同时，还有三万多留学生、僧人、商人等外国人生活在长安，“在长安城一百万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约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加上突厥后裔，其数当在百分之五左右”[11]。中亚的乐舞、杂技和魔术在长安大为流行，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美术，西亚的各类宗教、医学、建筑及马球都朝着长安一涌而来。杂糅着埃及、亚述、希腊、罗马、萨珊、拜占庭等世界文化背景的中亚、西亚和南亚文化，从首都长安传播到各地，呈现出“风动于都市，而声闻于四野”[12]的发展动态。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和文化凝聚力，异质文化被兼收并蓄，成为中华文化的滋养和补充。宽容而开明的文化政策促使唐代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面，因为多种文明的大交汇而形成壮丽恢宏、热烈奔放的时代气质，艺术、文学、建筑和工艺美术都彰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展现出强大的民族自信。唐代书法气势磅礴,绘画灿烂迤逦,诗歌雄壮自信，反映在时尚上，表现出富丽堂皇、浓情热烈的审美趋向，石榴裙是其中重要的外在表现之一。

衣裳不仅是保护身体的工具，进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还成为了阶级社会等级贵贱的标志，承载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隐喻。在传统礼制观念下，女性服装应包裹严密，“短毋见肤”[13]，身体肌肤若裸露出来被陌生男子窥见，对女性则是极大的羞辱。但唐皇室以胡汉杂糅的血统始立，气质和礼法上都颇有“胡风”，唐代服饰上极大地突破了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和阶级等级限制，出现了抹胸、半臂、襦裙、履等新时尚。唐朝中期，胡舞又在中原盛行，“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2]1150，短小精悍、设色浓艳的胡服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唐人的穿衣打扮，天宝年间，一度还出现了胡服、胡帽全民皆用的状况。胡服因不受传统礼制的限制，没有等级约束和尊卑区分，加上胡服贴身便于出行，唐人又热爱追逐新鲜事物等原因，所以很快就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胡服还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服饰本身的形态、颜色和样式，如圆领袍的出现、靴子的应用、衣领和衣袖的变化，都能明显看到胡服影响的痕迹。石榴红色是胡服中最常见的主色或配色之一，胡服的流行实际上为石榴裙的发展和流行破除了制度上的障碍，并开启了唐人追求浓艳绚丽时尚的审美之门。

三、材料与技术

物质产品的大范围流行背后必然需要足够的材料供给和成熟的生产技术支持。红花种植的各地域普及、红花染色技术的成熟共同为石榴裙在唐代的广泛流行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练染之作”所用材料“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14]。染红的染料主要有苏木、茜草、红花等。第一种：苏木，也称苏枋、苏方和苏方木等，我国的苏木主要产于两广地区、云贵地区等南方区域。苏木可以染出绛红、紫红、大红、淡红等非常丰富的红色色系，最早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唐代苏敬的《唐新修本草》中出现，但都只有极少而且简单的苏木染色记载，且当时也仅限于两广地区使用。直到《宋史》，才可以在正史看到较为详细的苏木染色记述[15]；至明代，苏木才开始成为重要的染材，以上能够说明在唐代苏木还不是主要的红色染材，当时盛行一时的石榴裙就更不可能为苏木所染。第二种：茜草。茜草染红的历史悠久，印度茜和西洋茜染色虽然较为鲜艳，但原料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古代并不常用。我国常用的主要是东洋茜，用其染色颜色为暗赭红色，业界称为“土耳其红”，与唐代石榴裙上鲜艳的朱红色在色相和明度上都有明显的差别。第三种：红花。红花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染色植物之一，起源于埃及[16]，西汉之后被引入中国。唐慎微《证类本草》引《本草图经》有云：“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今处处有之……叶颇似蓝，故有蓝名，又名黄蓝。”[17]魏晋时期，红花得到大规模栽培和染色应用，由于无需媒染，且染红效果更好，因此茜草染红的主要地位渐渐被红花所取代；至唐代，红花已经成为一种在南北各地都普遍使用的染材，色泽如唐诗《红花》所赞叹的那样——“红花颜色掩千家，任是猩猩血未加”[6]5507。白居易的诗词《红线毯》也能佐证当时使用“红蓝花”（红花）染红：“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6]3070。综上，可以证明唐代石榴裙的主要染色材料应当是红花。唐代红花种植遍布全国各地，成为当时重要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为石榴裙的流行提供了强大的染色材料保障。

红花染色技术在北魏时期已经具备，这种技术至唐代发展成熟。从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可以得见其中的重要技术要点是“杀花法”——“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饭浆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绞去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著瓮器中，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令均，于席上摊而曝干，胜作饼”[18]。红花饼的发明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延长红花的保存期限、扩大红花染色使用区域。由于红花同时含有红色素和黄色素，匠人发现使用酸性溶液如米醋等可以将红花中的黄色素去除，再将剩余的红色素在草木灰的澄液中萃取出来，最后通过乌梅等酸性汁液中和获得浓艳的红色染液。红花保存和染色技术的成熟促使石榴裙的广泛流行成为可能。

四、女性空间的逾界与呈现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是石榴裙流行的催化剂。从人类最初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开始，女性的活动空间就被设定到家庭之内。始于周朝的两性规范明确男女“内外有别”，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封建社会权利地位的分配和继承均以男性本位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保障，排除女性对于政治和军事等重要活动的参与和影响。其中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样的限制，男性更具社会价值、发展潜力和重要性，而女性却被限制、贬低和封闭起来。在家庭之中，对女性也有着种种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限定——“三从四德”，使女性的本体判断和社会价值消失，更难以在社会上进行个人表达和自我实现。但唐代女性境遇有所不同，她们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出现成为可能。生活在更宽容的社会环境，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礼制的限制。如礼记规定“男女不通衣裳”[19]335，但唐代女官着男装行走朝廷为常事，民间也多有保留女性妆发却着男装的倾向，说明不是以伪装成男性为目的，而是大胆将男装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

唐代女性热衷于组织和参加丰富的室内外娱乐活动、各类节日活动，她们常常结伴出游，乐此不疲。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的贵族女性几乎都是以纤瘦、娇弱、谦卑为美，但唐代追求丰腴、健硕、活泼、勇敢、开放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能够进行骑马、射箭、打猎、击毬等社交性的运动，《虢国夫人游春图》3中就记录了唐代上流社会妇女骑马盛装出游的场景。在女性空间内部，唐代女性也有着更积极的交际活动，著名的人物画家张萱和周昉诸多作品中都记录了当时女子“在室内和室外的各种空间里，从事宴饮、奏乐、写作、观花、熨帛、戏婴等活动。”[20]其他画家的作品中也多有展现，如《乞巧图》4中绘制了三十二位女性在乞巧节日的状态，她们服饰奢华、妆容精致，仪式组织井然有序。《唐人宫乐图》5也展现了当时女性群体的娱乐生活场景，她们吹笙或胡笳，弹着琵琶、古筝，正在推杯换盏、饮酒取乐。社交活动的增加、社交圈的扩大，使这时的女性服装除了要满足最基本的保温、遮身蔽体的需求外，还需要具备更高级的社交功能：在社交圈彰显较高的社会等级、引人瞩目的审美、炫耀财富等，价格昂贵、光彩夺目的石榴裙能够辅助穿着者达成这一社交目标。

五、奢靡之下

唐代多元的文化背景、富庶的经济环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唐代女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生活空间，使奢靡的物质追逐在当时成为可能。唐代官府为促进桑蚕业的发展开设了可以永久性保留的土地——“永业田”；唐代温暖的气候、南北方土地和水域的合理利用、农业经济的发达、缫丝以及染色技术的提升等，都为奢侈的时尚追求打下优厚的物质基础。唐代享乐之风盛行，贵族喜设豪宴、讲究排场，奢靡风气几乎贯穿始终，盛唐和晚唐尤甚。虽统治者多次颁发禁奢令，然收效甚微。唐代女性服饰也崇尚华丽，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形式多样、织造复杂、色泽明艳、大胆多变的风貌，贵族女子还开创了百鸟裙、间色裙等求新求异的时尚潮流。

石榴裙是唐代奢靡之风的外显之一。首先，石榴裙采用丝织物制作6，仅从面料上来说就价格不菲。石榴裙的广泛流行，背后依托的是当时发达的丝织业。唐代拥有令人瞩目的桑蚕和丝织业成就，形成了诸多丝织品类，包括罗、绢、绸、絁、縠、缯、纱、帛、绫、丝布等。其次，红色素的萃取和提纯难度极高，虽然红花可以染出从浅绯至深红等层次非常丰富的赤色系，但是“真红”“猩红”等浓艳色彩的获得，常需要染色六七遍以上[21]，因此石榴裙的染色工艺可以说相当耗工费时。再次，石榴裙的款式也非常消耗面料，为了追随当时主流的审美追求——华贵肥美，裙幅从初唐到盛唐变得越来越宽大和奢靡。白居易的“时世宽妆束”[6]3167总结了当时的流行趋向，唐代女性本体态丰腴，裙摆又尽可能以灯笼状散开为尚，面料耗费更多。从诗句“裙拖六幅湘江水”[22]、“书破明霞八幅裙”[23]、“长裙锦带还留客”[6]1108能够发现当时的裙式特点。不仅宽大，且高腰至胸，又拖地数寸，导致“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6]1140。唐代裙制一般用布六幅，据《旧唐书·食货志》的记载，当时布幅宽度约等于0.53米，6幅宽度就约合3.2米，而奢华的裙子竟然有七八幅之多。这种浪费后来引来了官方干预，如文宗时期规定女性“裙不超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24]531，纵然有这样的限制，仍需要消耗相当多的面料制作。石榴裙的彰显方式又进一步加剧了唐代的奢靡气息，《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25]。虽然骄奢的红花染色极易被污染，且制作不易，但贵族仕女们毫不珍惜，也很可能是因为她们每个人拥有的石榴裙数量颇多，因此为欣赏名花，可以拉扯红裙为幄，由此也可见当时上流社会生活的奢靡之风带来的影响。

六、跨越阶层的追求

当奢靡追随成为一种风尚，实际上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等级的秩序外显，高位阶层的利益变得不够稳定。中国封建时代的服饰一直被用来作为明辨贵贱尊卑的重要符号，去保护当权者的权益。所以古代服饰的纹饰、形态、色彩、质地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阶级等级差异，超越阶层的使用行为被称之为“僭越”，通常被视为“非礼”而严令禁止，严重者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但人们对于这种超越所属等级的追求从未停止，或藏于衫服之内或公然于集市之上。同时，唐代朝廷又从官方角度允许甚至推进这种超越等级秩序的应用，如“唐初，赏硃紫者服于军中，其后军将亦赏以假绯紫”[24]530，赐服、借服、借紫、借绯等制度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构了社会等级结构外显的权威性。

从色彩方面来说，《春秋·谷梁传注疏》中就有“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苍，士黈”[26]的色彩等级应用规定。战国末期邹衍的“五德始终说”，成为中国“五行、五德、五色”系统的基础，这个系统区别了正色与间色，赋予了色彩贵贱等级，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甚至将国祚色与国运联系起来。五色中“赤色”与五德中的“火”德相对应，赤色系几乎一直属于贵族阶层的专用色彩，根据染色遍数和色彩浓淡深浅程度的不同，分为丹、赪、朱、绯、纁、縓等。《说文解字注》中有记述：“一入谓之縓，再入谓之赪，三入谓之纁，五入谓之緅……郑注《仪礼》曰：‘朱则四入与’”[27]。其中，朱色是五色之首，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权利与地位的重要象征，史籍中多有体现，如《诗经·小雅·斯干》中：“朱芾斯皇，室家君王”[28]，《礼记·玉藻》中“天子素带朱里终辟”[19]376。依照唐代服饰规制，官家女眷服色依随丈夫的官阶等级，因此官员服饰色彩规制可供参考。唐武德四年，“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硃，饰以金”，贞观四年颁行“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后又改“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29]太尉长孙无忌议：“服袍者下加襕，绯、紫、绿皆视其品，庶人以白”，并确定“绯为四品之服……浅绯为五品之服”。[24]529总的说来，综合唐代不同时期的色彩等级规制来看，赤色系仍为贵族专属。即使是其中的浅绯色，在唐代也应为五品以上官员所服，由于色彩贵贱等级与色彩浓度高低相对应，石榴裙是浓郁的朱红色，所以按规制必应为贵族女眷所使用。

石榴裙的流行，代表着用物僭越现象的大面积发生，背后是特殊的政治环境。儒家的服饰礼仪制度在魏晋时期被战乱破坏严重，混杂有鲜卑血脉的隋朝和唐朝初年都还未形成新的制度和体系。唐初一度出现“满朝文武皆朱紫”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极为不满，“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开始严格等级“品色衣”制度，并昭告天下：“自今已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30]其后，严令官员必须根据品级适配相应的纹饰、面料和色彩。事实上，据《旧唐书·舆服志》描述，当时“风尚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不讳。”[31]1198唐高宗还曾谈及当时的服装样式的违制现象，“天后我之匹敌，常着七破裙”[31]67，而当时贵族女性却常以八破、九破为常态。高宗咸亨五年五月十日敕文显示：“僭越之人有官人、有百姓,僭越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僭越场所有闾野、有市井”[32]。唐高宗上元元年又进一步调整和规范服饰制度，却依然难以阻止贵族阶层违令而行，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24]531。这些不断发布的昭告更证明了唐代服饰规制应用的紊乱，唐代上层社会的僭越之风，波及民间，使得帝王的多次禁奢令都流于形式，到唐末这种现象更加泛滥。

据王媛统计流传下来的唐诗中，“关于‘石榴裙’的诗歌共32首，作者25位……涉及皇室和贵族女子的诗有14首、青楼女子的诗有12首，另有6首指代不明。”[33]可见，石榴裙的流行跨越了广阔的社会阶层，上至武则天、皇室贵族，下至倡优阶层。文献也记录武则天曾“开箱验取石榴裙”[2]975，而身为侍妾之女的霍小玉也身“着石榴裙”[34]，诗句“红裙妒杀石榴花”[6]1020中描述的鲜嫩红裙正穿在乐妓的身上。奴仆、倡优、吏卒等在封建社会皆属于社会底层，比平民的社会阶层还要更低，当时被称为“贱民”。但由于其中一部分歌姬和青楼女子服务于权贵阶层，与士大夫贵族交往密切，具备相当高的文化和审美水准，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引人瞩目的野心，她们的服饰妆容常因新奇和华美而成为唐代时尚的风向标和文化输送纽带。唐代孙棨的笔记小说集《北里志》记录了当时唐代著名风月场所“平康里”，为达官贵人，尤其是为科考士子提供一个社交和疏解压力的场所，其中的在册妓人都经过了诗文创作和艺术表演的培训，使她们能够接触到当时最新鲜的前沿时尚，也具备额外的经济能力去实现这一追求。唐代诗人们对于石榴裙的反复歌咏又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时尚的传播。虽然从阶级地位上看，这个群体属于社会底层，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她们成为当时实际意义上的城市新贵阶层，这也是石榴裙能够在这个群体中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

结语

石榴裙大约于南朝时期在贵族阶层中开始出现，在唐代的不同社会阶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唐代之后则盛况不再。唐代帝国的政治统一与经济强盛，给石榴裙的流行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基础。古代社会的等级物化以及僭越现象的产生机制与当代社会的时尚迭代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石榴裙的流行折射了唐代女性的时尚追求，在用物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跨越了多个社会阶层而广泛存在，成为中国古代服装历史长河上泛起的波澜，为设计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特殊样本。石榴裙的流行群体是当时富有的有闲阶层，它是新富阶层炫耀家族财富、社会地位及阶层晋升的标志，也是女性自我个性彰显的载体。石榴裙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礼制社会用物等级规范的禁锢，实现了时尚在阶层上的跨越，是唐代经济富足、文化自信、社会开放的象征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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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周晨,译注.唐人传奇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86.

注释

1[唐]周昉《挥扇仕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内人双陆图》传为[唐]周昉所作，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3北宋《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4[唐]佚名《乞巧图》，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虽然这幅《乞巧图》的年代和作者都无法确定，有些专家提出其创作年代可能是五代或者宋代，但根据巫鸿的研究，这幅作品风格属于“张萱-周昉”风格系统，图中女性丰腴体态与唐画一致，且建筑中使用的是“人字栱”（这种斗栱唐代以后就消失了），基于此，至少可以认为该图描绘的时代是唐代，因此在此把它作为研究唐代女性生活情况的参考。

5[唐]佚名《唐人宫乐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6唐代主要的纺织业是植物纤维为材料的麻织物和动物纤维为材料的丝织物。由于红花色素与植物纤维纺织品--麻结合效果较差，难以呈现明艳持久的鲜红色；丝织物主要成分是动物蛋白，两者结合较好，色彩明艳且固色持久，所以红花染色依托的载体当为丝织物，参考白居易的诗词《红线毯》，“一丈毯，千两丝”[2]1172，也能佐证当时红花以蚕丝作为染色载体。因此石榴裙的载体应当为丝织物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