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阿飞”诗人遭遇波特莱尔（三）

城市漫游者

逛街，阿飞式的逛街，在我妈口中是“马浪荡”，在运动后期我们中间流行一些“切口”，其中之一是“压马路”，常跟“车拉三”（意谓撩妹泡妞）搭配在一起。从八九岁起我住在石门一路上的华顺里，这条路是南北交通要道，每天各种车辆南往北来市声喧闹，走出弄堂北头吴江路南头威海卫路，背书包上学、半夜去小菜场排队、拎瓶子拷酱油、挎竹篮买大饼油条……我的青少年记忆不出这数百步方圆，如今毫无往昔的踪迹，二十年前这一带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亿万元拔地而起的黄金豪宅与商厦。

在《五月风——在街上》里，当然没有这些，而是日常生活的唯美演绎，不惮可笑地把自己描画为一个异性窥视者，想象中对街上的糖果店女营业员、对面越剧院的女演员或女理发师频送秋波。这些想象来自目睹我日长夜大的马路，影片《女理发师》在运动前数年爆红，地点即是我出门可望的“南京理发店”。这篇散文诗可说是青年时代淤积情欲的尽情宣泄，对性压抑的一次清算。“你知道不？在二十岁男子眼中的世界，有什么更引诱人的事物，能像露水滴在花上一样，无端地闯入我们的梦中？还不是女子？一个心目中完美的女子？”进入我梦中的是住在同一楼里的邻家少妇，有关她的不幸婚姻和楼上青年的暧昧流言，不提防地落入我的耳中。那段“我需要爱情”的激情告白凝聚着从古今中外文学读到的爱情修辞。街上一名男子的目光中的“无情的嘲谑”：“一个满身长着触须的伪道者，蝙蝠一样的两重人格者，可怜的单恋者！”其实这“单恋者”是非己莫属的自我揶揄。

以石门路为界，吴江路朝西直到茂名路整条是小菜场，朝东通往南京路一段则显得安静，靠右一排有些新式小洋房，内居有产者。其中一栋楼上的蓝色窗户出现在我的另一篇散文诗《窗下的独语》中。我在窗下徘徊，期待着出现在窗户的一个倩影——仅仅是臆想中惊鸿一瞥的倩影。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说波特莱尔是个“休闲逛街者”（flaneur），在巴黎大街上注视人群，如他自述：“诗人享受着一种无以比拟的特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既成为他自己，同时又充当另一个人。他像迷失路径在找寻躯体的灵魂一样，可以随时进入另一个人的躯体中。”（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页54）的确，诗人像阳光一样走进千家万户，与大众分享悲欢，甚至通过天鹅，凭着伟大的“移情”功能，发出被流放者的哀号。作为革命年代的“逍遥派”，我有大把时间休闲逛街，如《五月风》与《雨夜的悲歌》中感情在力比多的驱使下超量溢出，移情于各行各业的人群、野猫与鲜花，或许是波特莱尔与中国抒情文化在我身上产生的“呼应”。而在《恶之花》问世百年之后的上海，用吴亮的小说《朝霞》里的话：“就是另一个住满了革命党和乡下人的东方巴黎。”没有花都的浪漫情怀，没有拱廊商场，也没有夜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商品本身是个禁忌。上海曾经有过咖啡馆、舞厅和跑马厅，这些摩登时代的一切留存于上一代没落阶级的罪感的记忆中。

“这里他来了，夜行者！冷清清的街上有他沉着的跫声。”像戴望舒在《夜行者》中描绘的，我在夜间溜达在吴江路上，或许是个“最古怪的人”，对一座洋楼上挂着“淡蓝色纱帘”的小窗发生遐想，而《窗下的独语》中希望看到小窗的“迷人的容颜”纯属我的小阁楼里幻想的味蕾。“在这城里烦嚣而污秽的一隅，在我寂寞的小楼里，有复活的记忆在暗角里，向瞌睡的孤灯阴险地讲述老旧的故事。还有怠惰的猫在忧郁的烟雾中伸懒腰。寂寞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的心越收越紧，这寂寞太可怕了。”因此想象与写诗作为一种治愈孤寂的自慰，想象中的夜行者如此胆怯与自制：“我没有奢想过这扇小窗会让一双纤手打开，一个苗条的身影抛下一方手绢或一根绳索。我也不会有福份消受如绛雪之于黄生般的情谊。”文学中不乏这类窗下谈情说爱的段子，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例子无人不晓，而绛雪与黄生是《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而“我”仅满足于无中生有的狂想，爱情似不可得也不必有。这如果在“五四”以来“浪漫的一代”眼中可说是个退步吧。

本雅明说波特莱尔享受人群拥簇的都市景象，“而这种景象最吸引他的地方却在于：他在陶醉其中的同时并没有对可怕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页57）在我的诗中似乎看不到“可怕的社会现象”，如《无题》这一首针对青年男女早婚的“社会问题”，应当是唯一触及“社会现象”的，其实算不得“可怕”，也没收入我的诗选（见陈思和主编《青春的绝响》，武汉出版社，2006，页75-76）。今天的青年读者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可怕的社会现象”，即使听说，也不会感同身受。对于我来说，可怕是每天的现实，不是视而不见，而是见得太多，因而麻木、恐惧而逃避。记得那天街上锣鼓喧天，运动开始了。我回家见到父亲单位来人抄家，父母在弄堂里被勒令站在长凳上接受群众的批判，由是明白我的家庭属于革命的对象。写诗本身伴随着担惊受怕，自觉写的内容无非“封资修”的东西，像《绣履的传奇》明显为“历史垃圾”悲悼，至于写下“悲泣”的“伟人”“燃烬”的“太阳”时，那种又刺激又颤抖的体验难以言说。我曾经煞费脑筋发明一种符号来写诗，或者在抄诗时改动写作年份，都是恐惧使然，事实上终于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因为写诗。因此对《窗下的独语》中所表现的爱的胆怯不妨作一种自我解读，其中含有政治与美学的隐喻，在诗里一再表现出来，如《嗜烟者》：“他像沉醉于一个旖旎的梦，/看见一切愿意看见的东西。/静默地观赏吧，别把手伸，/它祗像云雾一样空虚而美丽。”吐出的烟雾像“追求自由的勇士越出牢狱，/却化成尘埃，被更快地吹散。//小缸里升起一缕最后的浓烟，/像一声长叹满含无奈的愤怨”。甚至在《无题》中劝年轻人别忙着结婚：“诗人教你们欣赏‘期待’，/它比‘满足’更富于美感。”这种对现实的规避心态是恐惧心理作怪，却合乎康德式的艺术“无用”论，美感产生于对事物的距离的鉴赏。

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是我的创作追求个人主观表达的基础。这种规避也有助于免除外来的干扰而进行纯美的探索，包括免除各种理论的干扰。实际上《无题》中的“美感”一词背后已有相当明确的理论支撑。六十年代初所谓“修正主义”的大学教程已相当完备，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皆在浏览之列。因为钟意王阳明的“心学”，对朱光潜所讲的克罗齐的“移情”说一拍即合。这方面朱育琳专讲趣味，对他来说波特莱尔一言以蔽之，“文学即鸦片”。我下过一番功夫的是美国帕克的《美学原理》，翻译者张今，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克罗齐移情说的基础上作了系统阐述。我写了十几页的阅读心得，如同情是审美的出发点，艺术家通过白日梦想象与完美的形式而获得情绪的快感等，这些说法对我犹如玉液琼浆，今天看来是老生常谈，在当时作为“内部读物”发行，书前有李泽厚的题为《帕克美学思想批判》的长文，说此书“鼓吹本能冲动”“疯狂腐朽”，是“出于没落垂死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悲观绝望”的理论表征。这些批判对已经逆向思维的我并不起什么作用。

颓废精神的开掘

我写了好几篇散文诗，也与波特莱尔有关。穿过吴江路到南京路，贴对面有一家国营旧货商店（叫“南国旧”，另一家在淮海路上，叫“淮国旧”），花了十几块买了一架英文打字机，记不得从哪里借来一本英文诗歌选集，有四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窗》《老艺人》《点心》和《“已经过去了”》。我等于发现新大陆，把它们打了下来，只是这架机子实在老式，色带已经褪色，打出来像鼠牙啃的，还是挺开心。我的散文诗中《梦幻香》是较长的一篇，其中“我”在一个盛夏的深夜漫步在幽静的马路上，跳上一辆驶向市中心的电车，由座位的香味引发关于“香”的漫长的幻想，结集了我的所有相关的文学记忆，先是由座位的香气连接美人的套路，本能地诉诸从《玉台新咏》到《花间词》的“艳情”风格，各种景观纷至沓来，如中世纪古堡的假面舞会，自己扮成骑士，与淑女在喷泉边喃喃情语，继之以幼时端午的火树银花与彩灯上西厢、红楼故事的画面，接着是如中秋节的月宫与仙女散花，又来到野外的墓地，记起亡友日记里的留兰香，又飘向一个幸福的岛屿，少男少女在篝火边歌舞狂欢，最后是即将出现的夜都会的景象，由是中西杂交地编织成整个文本。

这个“可怜的梦幻者”已养成早上懒床的习惯，在梦幻想象中消度“幸福时光”。那时用纸吝啬，不惯在纸上抄写修改，而躺着一遍遍打腹稿，细节也不放过。美文的写法渊源于朱自清的《匆匆》与《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香”的灵感来自波特莱尔，他的《异域的芳香》是最初老朱给我四首之一，前面两段：“当温暖的秋夜，我的眼睛闭上，/闻着你灼热的胸脯的芬芳，/一片幸福的海岸在眼前展开，/那里浸透着火热的纯粹阳光。//一个慵懒的岛屿，为自然慨赏，/奇特的森林，还有美味的果子；/男人的体格瘦削而又健壮，/女人的眼神惊讶他们的大方。”这首诗诱发我对健康与自然的想往，尤其那奇特的想象力，让我不时感受到它的驱动。因而在《梦幻香》中化为大段的演绎：“我眼前展现了一片幸福的岛屿，那里是溶银的月夜，盲人在树荫里弹着月琴，动情地歌唱；少女少男们围绕在欢跃的篝火旁，携着手跳舞，眉目间飘漾着微笑和甜蜜。满岛飘回着椰子树的香味、红豆的香、蔗田的香。这成熟的香呵，幸福的香呵，沁入我心中，酥软而迷醉。”

《梦幻香》是一种新的叙事，以这样的句子开始：“她叫什么名字？忘了看演员表了。那灯光缤纷的变换，油彩与衣裳的缀饰，也许会显得美丽而迷人的。那么，那个跑龙套的花脸，就所谓丑陋的吗？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自言自语的心理独白，自由联想穿梭于不同的时空，段落之间没有逻辑的衔接。这么写是因为读到袁可嘉的《论英美“意识流”小说》一文，介绍乔伊斯与伍尔夫的“意识流”创作手法。他们对“真实”持一种新的看法，认为世界是“变化莫测、错综复杂与不可理解的”。伍尔夫“肯定‘真实’是由‘人类感性的无限丰富’所决定的，指责老一辈的现实主义作家没有表现人物‘私有的幻想’，因此人物是‘不真实的’”。这些说法跟我以往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一时难以完全理解，因而逐字逐句读得极其认真。袁可嘉的这篇文章和他的另一篇《略谈英美派诗歌“现代派”》也同样被我奉为“圣经”，甚至抄写了两遍，分别在练习簿与日记簿上。袁文在运动发生前不久发表，带来了二十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与“现代派”的丰富信息，且很少粗暴的批判。

“可怜的梦幻者”即将到目的地——“都会”，语调欢欣：“在这不夜的都会里，我有一个充溢着更浓更甜的香味的去处。如在我理想的家园里，得到销魂的陶醉。”自己将坐在一家Café里倾听留声机的音乐，萦绕着威士忌、夜来香、郁金香的香味。虽是简短一段，都市的美好虚构与阅读经验并不一致。巴尔扎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狄更斯的伦敦，几乎是罪恶之渊薮。不消说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是在巴黎绽放的。中国作家很少写都市，那时“新感觉派”还在历史中沉睡。在闻一多的《现代诗抄》中读到王独清的《我从CAF 中出来》：“我从café中出来，/身上添了/中酒的/疲乏，/我不知道/向哪一处去，才是我的/暂时的住家……”写得很有气氛与节奏，不过跟《梦幻香》中把Café当作“理想的家园”没有关系。我生长在红旗下，城市和大家穿的人民装一样朴素，留下我多少童年的印痕，在马路上飞香烟牌子、打弹子、钉橄榄核、造房子……记忆中的这些像普罗斯特的玛德莱娜，这些刻写在“都市”与“家园”之间的亲密纽带上。关于老底子上海却常从父辈那里听到。他们最难忘那些好莱坞电影，当父母与邻家阿叔阿姨闲聊时，说起《魂断蓝桥》或《出水芙蓉》便眼中发光，一派荡气回肠的神情。数年前一次我从香港回家问起老爸，他给我写了一张纸，开列了一长串影片和明星的名单，那时他年届九十，每次叮咛给他带影碟，点名要林青霞、刘嘉玲和舒淇。

1967年写诗近二十首，1968年仅存六七首。这无疑与8月里我们“东窗事发”有关，随着老朱之死，写作中断了。诗风突变，视域更为广阔，思考更为深入，也更讲究形式的完整，或许标志着走向成熟，然而失去了青春的抒情、童真的梦幻与古典的色调，殊生焉知非福之感。或者说我在走向波特莱尔，如5月里写的《空虚》：“这城市的面容像一个肺病患者/徘徊在街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晴天被阳光浸成萎靡的黄色，/阴云下泣悼一般苍白而凄惨。”好似一个都市漫游者，从其视角下的现实片段，接上了《梦后的痛苦》的线头，所谓“擦肩的腻语，转身有眸子回顾，/她们在眼角抛情，唇边展靥。”。也在重复《五月风》中性心理母题，而放弃了绮词丽藻而转向写实。在革命初期的狂风暴雨之后，各种名目的运动仍在一波一波的开展，于我却无所事事而感到心灵空虚，而城市也成为个人颓废的镜像投射。最后一段：“负载沉重的暮色疲惫归来，/阴湿的过道充斥刺鼻的煤烟；/拉开门，屋里沉闷而暗黑，/两只坐椅像幽灵默默对言。”是我家一间灶披间的实景，前面是店堂间，从后门进去一道板壁把水龙头与煤炉隔开，屋里一扇窗面向狭窄的弄堂，阳光从来照不进，白天也黑戳戳的。如果要解释最后一句的出处的话，那么老朱翻译的《烦闷》可拿来做注脚。诗中最后两句：“红桃杰克和黑桃皇后在闲谈，/阴险地谈起他们死去的旧爱。”

在前法租界私家花园，1967年

还有几张照片也可用来做我的颓废唯美的注脚。运动开始后前法租界淮海西路和复兴西路那一带有些私人住宅空荡荡的，主人被扫地出门，无人照管，却成了我们光顾的地方。那一张我身后的玻璃窗都被砸碎了，作为背景颇有现代艺术意味。我穿一件深咖啡色衬衫，是从南国旧淘来的。另外两张在另一私家花园，神态忧郁，鞋尖上几瓣叶子，当然是我在摆拍，掌镜的是初中同学嵇幼霖。前不久和他在徐家汇海港广场的小南国叙旧，我给他看手机里这几张照片，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衡山路上。”“不然就是在复兴西路上。”实在年代久远，记不真切了。我说几时要去找找看。

在前法租界私家花园，1967年

在前法租界私家花园，1967年

当我读到陈敬容翻译的《仇敌》中这些句子：“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此刻我已接近精神生活的秋天”，在我心头引起共鸣，久久缠绕。在1968年初作的《荒庭》中发出类似的哀叹：“啊！我精神的庭院已一片荒凉，/断垣颓墙被无情的风雨摧残，/从此不再有花红叶绿的繁荣。”但此诗反映了我所陷入的一种焦躁不安的精神形态，时时听到被鞭笞的击打声，自己犹如一头在“灵魂的地狱里”挣扎的“猛狮”：

当我独自一人默默而语的时候，

一只猛狮从灵魂的地狱里跳出，

戴着脚铐乱舞，发出震裂的怒吼，

暴突的眼睛把燃烧的光焰喷吐。

它要挣脱，回到自由的森林!

那里有成群的野狼向它屈膝。

但来了狰狞的狱卒，将它死命

鞭笞，它终于倒下，昏在暗角里。

从人的自然属性描写精神的痛苦，是一种超出“阶级斗争”的二元思维模式而转向人性本能的认识，这多半与读到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有关。当时这本书流转到我手中，被限定两天要还，于是能抄多少是多少，简直忘寝废食地把关于催眠术、迷狂症与多重人格、压抑作用和潜意识、弗洛伊德的泛性观、心理分析法、梦的心理等部分抄在一本日记本里，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在稍后的《致命的创口》中描写人的情欲的原始力量，以“狼”自比：“来到野火蔓燃的森林，/辨认、俯嗅祖先留下的脚印；/这是我致命的创口在流脓，/如今又听见它发起冲锋的号令！”又把在牢狱里受“烙炙”的“蛇”作象征：“纠集所有帮凶——本能、堕性和情感，/发出放纵的狂笑，把铁窗震撼！”这样的表达却触及更为深层的现实，如果说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根本目标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要把人的欲望连根拔掉，那么这首诗则扬起一个否定的手势。

2013年秋我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回到上海。次年从复旦古籍所运来近五十箱书，搬进我的寓所。全靠我的同门兄弟们保存了三十多年。一箱箱打开，原先以为已经遗失的两小册手抄诗稿赫然在目，发现其中一首《初恋》的手稿，第一段：“‘沉默’像一具死尸，横在你我之间，/彼此窥见了心底的厌烦。/啊，极乐鸟在遥远的云天飞翔，/我们像鸵鸟，因见沙丘而伤感。”当时没有另纸誊抄，后来没能收入诗集。此诗也等于与我的心爱的诗作别，至于那些涉及我的罗曼情怀的诗，以后有机会再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