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宋美华：后现代翻译研究：后殖民、女性、解构

本文来源：《中国翻译》2020年第2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后殖民、女性、解构三个主要派别有互相交叉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理念和关注点。国内外翻译研究鲜有将三者放在后现代背景下加以同时考察，尤其是鲜有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本文尝试分析后现代翻译研究产生的哲学背景，理清后现代、后结构、解构之间的关系；梳理后殖民、女性、解构翻译研究的发展特点，分析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期为更好地理解或利用后现代翻译研究理念提供启示，帮助从宏观上把握翻译研究发展的问题及趋势。

关键词：后现代翻译研究;后殖民;女性;解构;

作者简介：宋美华，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译介学方向博士生，利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研究、译介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研究同时存在已是公认的事实，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后现代翻译研究主要学派有后殖民、女性、解构等(1)。国外翻译研究百科全书和手册（Baker&Saldanha, 1998/2009; Milla n&Bartrina, 2013），很少有专门词条或文章题目用到“后现代”的说法，而是更为具体地使用“后殖民”、“性别”、“解构”等表达法。在涉及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一些著作、论文集里（如Bassnett&Trivedi, 1999; Munday, 2001/ 2016），女性翻译研究或多或少被看作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一部分。相比国外，国内“后现代翻译研究”的说法相对多些（刘军平，2004；宋以丰，2006/2008；向鹏，2012/2015），但鲜有把后殖民、女性和解构同时放在后现代框架下加以考察的。个别学者（向鹏，2012）有宏观考察，但在学派学者分类上值得商榷。对三个学派的专题引介和研究很多，但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误用，如：把韦努蒂看作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者”，把德里达的“relevant”translation看做是翻译标准等。此外，解构翻译研究主要是对德里达解构的引介和解读，对翻译研究领域内堪称“解构”主义代表的阿罗约（Rosemary Arrojo）则鲜有介绍。国内外对后殖民、女性、解构三者的关系研究亦相对较少。戴维斯（Kathleen Davis）指出德里达的解构对后殖民、性别翻译研究影响很大，这些领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工程”（Davis,2001:2）。

针对以上情况，这里尝试把后殖民、性别（主要是女性）和解构翻译研究放在后现代背景下考察：分析后现代翻译研究产生的哲学背景，理清后现代、后结构、解构之间的关系；梳理后殖民、女性、解构翻译研究的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三派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或利用后现代翻译研究理念提供启示，帮助从宏观上把握翻译研究发展的问题及趋势。

一、后现代翻译研究的理论背景

后现代（postmodern）的含义和用法已多到无法对其下定义，但是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两个基本名词，至少表达两层含义，“前者更指向于时间轴”，也就是社会状况发展到什么时候后现代性登场并区别于现代性，而后者“更指向于以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终结为特点的认识论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多元化趋势”（Stegu,2011:347）。首先，人文学科的后现代转向与促成后现代性的知识状况的蓬勃发展有关，表现在“后现代对传统和启蒙基础主义论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去中心化”（Seidman,1994:2-5），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特点。其次，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反现代主义的艺术策略出现，60年代成为一种反文化“态度”（先锋派的“新敏感性”），“70年代就逐渐走向后结构主义轨道”（Bertens,1995:3-5）。所以，无论是从后现代性还是从后现代主义来考察人文学科的后现代转向，都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紧密相关。翻译研究也不例外。

后结构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法国，迅速在美国崛起。总体是对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这种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把真理归于先验的所指，在基督教里是上帝，在启蒙运动里是理性，在科学里是自然法则。后结构主义思想代表学者很多，围绕去中心化的主题以及语言和意义的表征等，这里仅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罗蒂（RichardRorty）为例简单谈一下翻译研究后现代的理论背景。

利奥塔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质疑”（Lyotard,[1979]1984:xxiv）；元叙事，也称大叙事，包括基础理论与社会进步的宏大叙事，具有使世间的知识和真理“统一并合法化的权力”（同上：38）。利奥塔对后现代的定义不是说大叙事从他之后才终结的，而是以此来提倡体现差异的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s）并表达后现代使社会去中心化的主题。

世界的去中心化思想在福柯的著作里得以充分体现，如《事物的秩序》、《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以《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为例，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如身体/灵魂、肉体/精神、本能/理性、冲动/意识等，把“性”排除在理性之外，但福柯通过谱系学方法研究“性”观点的历史形成并指出“性话语，如医学、精神病学等，不只出于道德，也出于理性”，背后是权力作用的结果，“权力在本质上为性设定规则，并通过语言或话语行为来维持对性的控制”（Foucault,[1976]1990:81）。简单讲，二元对立的两方没有中心之说，性话语的产生与权力关系分不开，语言不是客观地表达“性”而是权力操纵性话语的工具。福柯的去中心以及话语与权力关系的思想对后现代翻译研究影响很大。

罗蒂批判了西方现代哲学把思想、语言作为自然之镜来映照先验知识和真理的观点，“解构了自然之镜的形象”（Rorty,1979:390），摒弃了哲学的基础主义论和知识论，摒弃了语言作为客观中庸的表征工具之说。

综上所述，后结构主义哲学观主张世界去中心化，反对具有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的大叙事或知识基础，倡导差异性与多样性，认为形式与内容不分离，主体与客体不分离，意义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知识和真理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制约条件和权力关系分不开，强调语言和话语对塑造主体性、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的作用。为此，后结构主义需要打破多种形而上主导的二元含义，需要借助德里达的解构。

德里达在很多著述里都谈到解构意义观，下文讨论解构翻译研究时会再涉及，在此只做简述。根据索绪尔，语言系统中的符号由能指（语言单位）和所指（概念）组成，符号意义来自系统中该符号与其它符号之间差异的关系（Saussure,[1916]1983），也就是来自其它符号的“印迹”（traces）；以此为出发点，德里达认为这些印迹仅是能指，是为印迹的印迹，想象中纯粹概念的在场已被能指“延异”（différance），符号和系统的构成“只有差异和印迹的印迹”（Derrida,[1972]2002:26），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符号的意义被持续延异，但不是缺席或不可能，而是意义就产生于这样连续差异运动的过程，没有最终的诠释，没有稳定来源。如此一来，那些基于有稳定意义假设的“基础”就瓦解了。解构主义正是“通过展示整体性、稳定性的不可能来解构或打破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Derrida,1985a:2-3），成为后结构主义部署的做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文学科的后现代研究，包括后现代翻译研究的不同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应用到了德里达。

以上关于去中心化、语言、意义和表征等哲学观的发展变化表现在知识的各个层面，构成翻译研究乃至大部分人文学科的后现代背景。翻译，作为一种符号（包括语言）表征，一种跨文化交流形式，各种差异根植其中，受到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领域的关注。80年代，人文学科的后现代转向推动后殖民理论、性别研究的发展，也相应推动后殖民和女性翻译研究的发展。

下文从历史背景、研究内容、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等方面，简单梳理后殖民、女性、解构翻译研究的发展。

二、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翻译研究离不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后殖民理论家，仅举几例，如：赛义德（Edward 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c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开始和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他们基于后现代背景、站在后殖民主义立场上分别论述西方的翻译如何压制东方文化、第三世界女性、边缘文化的差异，使得亲近、解读和重写被统治语言和文化的边缘叙事（小叙事）成为可能，也影响着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关注：西方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如何影响翻译实践；翻译在殖民地、后殖民地、解殖民地过程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研究涉及的分析方法和概念工具（Wang,2009）。

后殖民话语下，关于帝国主义影响翻译实践的案例研究很多。赛义德之后至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史学家等对文化冲突、对翻译开始感兴趣，后殖民翻译研究迅速发展起来。早期的主要研究者（如Vicente Rafael, Eric Cheyfitz, Tejaswini Niranjana），并非来自翻译学科领域，关注文化交流中体现权力不平等的翻译事件（如欧洲通过翻译对菲律宾、美洲、印度等地土著居民和文化的殖民统治）。90年代，来自翻译领域内最著名的后殖民翻译研究者是韦努蒂，他站在后殖民主义的立场，提出“异化/少数化/抵抗式”翻译，目的是要削弱目标文化的霸权，体现源语文化的差异，同时把目标读者从那种无意识的“归化”状态中拉出来（Venuti,1995/2008;1998）。此外，还有大量关于非洲文学的翻译研究等。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论证翻译对被统治文化起到积极作用，如巴西的食人主义论，把翻译看作是输血，可滋养目标语文化，打破源语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Vieira,1999）；翻译在爱尔兰文学史上（包括被殖民时期）起了积极作用（Cronin,2000）。总体上，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大量案例证明一个普遍认可的事实：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或者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文化交流是不对称、不平等的，而翻译是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工具。

后殖民翻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倡导以实际行动“干预”到统治文化中来，以达到未来翻译的伦理实践。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非流畅”翻译策略的倡导，译者行使活动家和干预者的作用来抵抗翻译的同质化，保存被统治文化和语言的“他者性”，把第三世界的人群、语言和文化拉入到全球对话中来，是对“差异伦理”的诉求。如韦努蒂的异化策略，本意是倡导目标文化和读者对外来文化采取的一种伦理态度而非传统上以原文本为中心、与归化二元对立的翻译方法，异化的“异”是相对于目标文化和语言，“其结果可能与原文相近，也可能不同”（朱志瑜，2009:8）。

后殖民翻译研究从理论到（伦理）实践的研究内容仍在继续，涵盖很多少数语言和文化，做了大量案例研究，其中以多语种、多文化国家为主，比如有54个国家、9亿人口、2000多种语言的非洲。非洲当代后独立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对后殖民等标签不再反对，在创作中使用杂糅的语言和文化状态，这种“杂糅性质成了他们身份的符号”。在这样的文学中，“杂糅语言是混合身份和跨文化遗产的反映”（Signès, 2017:321-322）。对这样复杂作品的翻译研究也为后殖民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后殖民翻译研究因为其过于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目的，遭到很多批评。有学者早就指出后殖民在倡导差异的同时，忽略自身杂糅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全球化环境下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与能动性（Simon&StPierre, 2000）。锡格纳（ChloéSignès）通过案例研究表明，后殖民翻译研究应该重新思考其认识论基础，突破殖民地影响的考虑，飞跃到对当前纷呈的社会因素的关注（Signès,2017）。

三、性别翻译研究

性别(2)翻译研究始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受女性主义运动影响。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纪初，其议程主要是政治性的，为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60-70年代，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瓦解了文本之间、性别之间的主从关系，解构了“性别”本身，把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变成由差异构成的碎片，男性、女性、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同性恋等，推动“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激进，关注被压迫的少数女性，如女同性恋、非白人女性、发展中国家女性）以及“第三次浪潮”（90年代前半期，倡导性别的多样性）（Yu,2015:4）。很多人文学科开始关注性别与语言的关系，把“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研究语言与性别之间内在的社会政治联系，揭示语言如何折射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的交集与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拿大魁北克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实践以及她们在翻译前言和论文里对翻译的讨论，使性别问题，包括语法性别和社会性别，成为翻译研究的话题。“性别”，作为一个概念和分析范畴于80年代末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同后殖民一样，女性主义翻译也倡导“非流畅”翻译策略以进行“干预”。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翻译发展主要受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推动，本质上秉承的仍是传统女性主义哲学，目的是通过翻译打破男权中心主义，与传统争取女性地位的女权主义运动差别不大，但总体是后现代思潮推动女性主义发展的结果。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由于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以及过于突出女性在男女二元中的地位而受到批判，女性主义译者自己也意识到“两性兼顾的语言不能解决性别的社会问题”（Flotow,1997:78）。80年代末和90年代期间，“同性恋行动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发展拓宽了“性别”概念；同时，女性主义发展第三次浪潮使女性开始关注自身生活中的多样性，反对用普遍性眼光看待所有女性。这一时期的性别翻译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把性别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范畴对翻译现象做宏观分析，这些现象包括生产、批评、传播、作品名声、作者、译者等；二、把翻译作为政治、文学/美学参与的场地，对翻译文本进行微观分析，研究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三、探索应用于或衍生自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性别翻译研究的分析范畴已扩展到“同性恋”和“性”（Flotow,2009:123-124）。

这些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目前仍在进行，就发展趋势而言，未来性别翻译研究应该以女性翻译研究为主。佛洛托指出“由于酷儿理论的发展，酷儿理论避免定义和分类，瓦解了性别分析范畴，导致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女性翻译研究陷入低谷”（Flotow,2012:131-134）。然而，性别分析范畴涉及男性、女性的二元含义，隐藏着异性立场，对女性主义分析很有效。虽然酷儿翻译研究在发展，但缺少概念和范畴恐难将研究推进。性别翻译研究，不大可能放弃对“性别”的使用。此外，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批判中不断地自我纠正与发展，“‘干预’策略也在不断改进”（Yu,2015:23），以兼顾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女性翻译研究。如此看，未来的性别翻译研究仍可能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或者确切地说“女性翻译研究”为主。

四、解构翻译研究

谈解构翻译研究自然绕不过德里达。学界普遍认为他在“Des tours de Babel”(1985b）和“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2001）中较为直接地谈论翻译问题。在这两篇文章里，德里达通过对专名或文字游戏的讨论指出：翻译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是被召唤被需要的，是“恰恰由于不可能才是必要的”（Derria,1985b:171;2001:177）。德里达谈的仍是哲学意义观上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这与理解能力高低和翻译正误与否不相干，是认知层面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不是操作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可译、“相关”翻译或不可译的问题。以文本（包括所有表达形式）的理解或翻译为例，意义是印迹的印迹无休止的延异运动过程的结果，文本之外没有本质的意义，对任何文本的翻译都是进入产生意义的无止境的延异过程，翻译是“有约束的变形”（regulated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D e r r i d a, [1,2,3,4,5,6,7,8,9]2 00 2:20）。“变形”是意义没有稳定来源的必然结果；同时，无休止的延异过程或印迹的印迹之间永不停歇的互动也是意义产生的条件或对意义的“约束”，意义产生于无限的差异运动，不代表意义是无限的差异。“翻译是有约束的变形”表明翻译所做的不是对意义的转移，也不是对意义的任意理解，而是在差异运动中“对意义进行生产和提升”（Derrida,2001:195-199）。在这生产和提升意义的过程中，翻译（translation），或者说差异运动中印迹的印迹之间的互动，更像是指其它“tr-”开头的词，如交易（transaction）、变形（transformation）、分娩（travail）、旅行（travel）、意外收获（treasure trove[trouvaille]）等，翻译在提升、保存、否定（也就是relève）原文肉体的过程中，在“印迹”延异的互动过程中生产了意义（同上：198）。对于德里达，不可译和可译实为一体，表明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没有稳定的意义来源，翻译必然是变形，但翻译同时也是产生意义的必需，所以，只要涉及意义就会有翻译，翻译可帮助揭示意义产生的（部分）复杂过程。这种翻译观或者说意义的不确定性对翻译研究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影响很大。

在翻译研究领域内，对德里达解构反映敏感且在不同程度上应用解构的学者不计其数，然而，严格秉承“意义没有稳定来源”并将其直接用于“解构”翻译研究本身的学者并不多。90年代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代表中最为突出的是阿罗约，其次还有其他学者，如科斯基宁（Koskinen,1994/1996），后者利用德里达解构论里的“延异”、“印迹”、“互文性”、“替补性”等观点对翻译研究提出问题和思考。阿罗约被称为“解构翻译研究的先驱”（Koskinen,2001:241），是“将解构用于翻译研究最持之以恒的”学者（Pym,2014:107）。国内学界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引介中鲜少详细介绍她。

阿罗约是一位来自巴西的学者，目前是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她在1992、1993年用葡萄牙语编写的书籍里通过案例研究表明读者不得不对翻译的成品继续“翻译”，也就是翻译继续生产意义（转引自Pym,2014:107）。阿罗约的一些英语学术论文（1994/1995/1998/2005等）表明她严格恪守德里达“没有稳定意义来源、翻译是变形”的观点，解构既有的或正在进行的翻译研究，指出这些理论的矛盾和非一致性，目的是为译者任务和译者培训提供启示。她指出翻译教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会导致译者“文本/美学和社会经济”的双重隐身（Arrojo,[1993]2012:97-99）；而解构思想可以帮助未来译者意识到自己必然的“显身”并为之负责、为自己的职业认可和利益而奋斗（同上：102-103）。基于同样目的，她解构了传统、语言学以及描写翻译理论，指出这些理论的“期望和假设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沟壑”（Arrojo,1998:26）。此外，阿罗约还解构了部分后现代翻译研究，包括女性主义翻译（1994）和刘易斯（Philip E.Lewis）的“虐待式忠实”（1995），指出他们的做法与研究初始没有稳定意义来源的假设相矛盾。以刘易斯的“虐待式忠实”为例，阿罗约指出“虐待式”实际上是相对原文而言，与刘易斯基于德里达解构观的出发点相矛盾，这种翻译策略“把译者的介入看作是完全有意识的选择，译者确定知道原文意义，从而决定哪些该尊重哪些该冒犯”（Arrojo,1995:25-26）。她在这篇文章里对德里达解构的使用做了非常清楚的阐述：“延异”是意义唯一的来源，翻译或诠释都不可避免地刻在延异的过程中，译者或读者都不可避免地以作者身份介入，翻译或诠释是一种虐待或侵越（transgression）或变形，译者的显身性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同上：22-24,29-30）。类似的表述还出现在她解构当代译者培训理论和方法的论述（2005）以及近些年的书评和文章中（2013）。

这里并非把阿罗约看作同德里达一样的解构意义观的创立者，她本质上还是在使用德里达的解构，而且使用得非常激进，但她是翻译领域内突出的直接将解构用于“解构”翻译研究本身的学者，而且她对解构的使用与后殖民和女性不同。

五、后殖民、女性、解构：联系和区别

同样使用德里达的解构，为什么后殖民和女性还被解构给“解构”？后殖民和女性看起来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情形又如何？以下简单分析三者的关系。

（一）解构派之于后殖民和女性：联系中的区别

翻译研究后现代学派里的后殖民、女性和以阿罗约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都受德里达解构的影响。后殖民翻译研究，以韦努蒂为例，在翻译策略上，他实际“解构”了归化、异化，指出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归化是有问题的，既非摒弃归化，亦非把异化作为归化的另一端。尼兰贾纳的破坏性翻译，目的是想表明所谓译文或来源“已早有裂痕”（Niranjana,1992:186），表明知识的来源就是有问题的，也是德里达解构做法的体现。在对待“原文意义”上，韦努蒂确实应用到德里达对意义的解构，谈到“翻译是借译者诠释的力量，用目标语中的能指链来替换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还指出“意义是差异的、延迟的”（Venuti,1995:17），因此常被学界冠以“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者”的称号。然而，仔细分析，这个定义恰恰说明韦努蒂承认翻译是意义的转换，这一点与阿罗约坚守的“翻译是（必然）变形”的意义观不同；其次，在这个表达中，“译者诠释的力量”表明韦努蒂相信译者诠释意义的能力，这一点更接近诠释派的意义观，只不过韦努蒂比诠释派更强调译者诠释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因素，把翻译看作是“诠释性的变形”，翻译策略需要考虑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考虑意义作为差异性、多元性的概念（Venuti,1992:12；宋美华，2019:12）。皮姆也谈到这一点，指出“后殖民从未否认过译者诠释开始文本（原文本）的能力，但他们想让读者行动起来，于是从目标读者接受一端引入非决定论”（Pym,2014:109）。简单说就是后殖民信任读者诠释的能力，但不信任所诠释出来的意义能中庸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意义或意图，从而在诠释的意义上加强自己所代表的政治日程。女性翻译研究亦是如此，她们不断改进的翻译策略，同后殖民的一样，都有不自觉地相对于原文意义的假设。阿罗约对女性翻译干预策略的解构也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她还指出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在策略上也是对原文（有意识地）变形”（Arrojo,1995:27-29）。这说明，同属翻译研究后现代，解构派与后殖民、女性的意义观是有差异的。阿罗约同德里达一样，否认有终极再诠释的意义，意义没有稳定来源，从“原文”一端到读者一端都是非决定论的。后殖民和女性是从目标读者一端引入非决定论，有相对原文意义的假设，严格来讲算不上翻译研究解构主义者。

同后殖民和女性一样，阿罗约也关注差异，认为任何理论和实践，如果是基于“有内在稳定意义”的假设，不考虑“意义构建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因素，“都是对差异的压制”（Arrojo,1998:34、42）。她也受福柯影响，强调权力关系对译者任务的启示（Arrojo,1995:29）。但她坚守没有稳定意义来源的假设，对解构使用得非常彻底，并未明确使用后殖民或女性作为推行政治日程的分析范畴，也不倡导“干预”的解决办法。

以上分析说明翻译研究领域里的后殖民、女性和解构都用到了德里达，然而应用的程度不同，主要表现在哲学意义观的差异上。后殖民和女性被解构主义解构，不是说他们就不属于后现代了，而是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与原有假设相矛盾的结果，在解构主义看来是需要被解构和纠正的。

（二）后殖民和女性：区别中的联系

仅从关注重心和分析范畴来看，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后殖民话语为分析范畴（种族、民族、性别等），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语言和文化霸权，关注少数族裔；性别翻译研究以性别（女性、同性恋、酷儿等）为分析工具，反对翻译中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性别少数群体的同质化，关注女性、性别少数人群，关注翻译在构建性别身份中所起的作用。

根据前文对二者发展的梳理和分析，二者的联系表现在：（1）二者有交叉的地方。早先的后殖民理论者如斯皮瓦克，谈到女性、女性的翻译，但与后来专门以性别为分析工具的性别翻译研究不同，她是站在后殖民主义立场上谈的，性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后殖民研究的分析范畴。后殖民翻译研究不能忽略性别差异，也就是考虑后殖民环境下性别这个分析工具；女性翻译研究不能忽略第三世界女性与第一世界女性之间的差异性，除了关注性别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的使用和身份建构，还应该关注女性的土著地位和民族身份等。（2）二者都站在二元对立权力关系中较弱一方的立场上，推动各自的政治日程，把翻译看作权力差异、文化霸权的场地，倡导译者行使行动家和干预者的功能，所倡导的反流畅翻译策略本质上针对的不是“文本”，而是“人”，目的是通过干预达到对差异伦理的诉求。（3）二者都在自我纠正中发展，尤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已呈现“女性翻译研究”趋势。

（三）后殖民、女性、解构的问题和趋势

前文谈到三者都使用德里达，但对哲学意义观坚守和实践的程度不同，这种不同也暗示他们各自存在的问题。阿罗约恪守德里达没有稳定意义来源的根本意义观，强调“翻译是变形”，但忽略翻译也“产生和提升意义”。也就是说她强调德里达意义观的不可译性胜于强调其可译性，有将二者撕裂开之嫌，虽未推行明确政治日程，但显然过度关注差异。此外，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不会有自己的概念和定义。如果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没有了可作为理据的概念，如何向深处发展。这或许是为什么像阿罗约这样的“解构”主义者不多且显得有些激进。后殖民和女性为推行自己的政治日程，强调意义是“诠释的变形”，把“翻译是变形”直接用作“干预”手段以达到“显身”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将德里达解构意义观中的“差异”诠释成“对立”（opposition），难免回到与初始假设相矛盾的自驳境地。德里达的解构用来打破二元对立结构，但未必要颠倒二元对立双方的位置；虽然解构不会承认同一性，但亦未突出差异运动中的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冲突的。

以上说明，作为典型的后现代翻译研究派别，三者都极度关注权力差异和主观性。目前西方翻译领域不乏大量实证研究，但以意识形态、主观性/能动性研究为主，呈现较强的后现代、理想主义倾向，以至有学者，如皮姆（2016），呼唤实证主义研究。南非学者科布斯·马雷（Kobus Marais）指出，很多以第三世界为背景的带有后现代倾向的研究，是以西方的人权和民主为伦理基础的，忽略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现实，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实践上的“本质主义论”（Marais,2019:33-40）。此外，由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二十年涌现出很多新的翻译现象、实践和领域，如本地化、视听翻译、多模态等，挑战已有翻译概念，引起对翻译（研究）边界的思考（Dam,Br gger&Zethsen,2019）。如何使翻译研究增加一点现实主义、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从理论上探讨翻译本质以解释不断涌现的翻译现象？针对这些当前翻译研究的主要问题，已出现将复杂性理论用于翻译研究的趋势。相关话题，值得另外撰文讨论。

六、结语

这里探讨的后殖民、女性、解构仅是后现代翻译研究里可明显分类的派别，三者都以差异为中心，都有对德里达的使用，但各有自己假设的假设，对三者本质的了解应尽可能关注意义的哲学或认知层面。这里并非倡导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拥护和使用，而是认为弄清主要理论的本质有助于了解翻译研究走到哪儿了，有助于建设中国环境下反映中国翻译实例的特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