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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坚:小说的世俗谛——读雷默短篇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

2021-02-26

文 / 袁志坚

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这是佛学里面讲世间法的终极道理。好的小说家一定是看透世道人心的,因此懂得世俗谛,能从纷繁、芜杂的现实中看到离奇、错谬和虚幻,仿佛一个旁观者,触证真心,重新演示三界六道之中看似合乎寻常却又荒诞不经的种种缘生缘起、业来业往,然后提醒读者对照、觉悟。

有人说雷默的外貌像鲁智深,他也乐于自称“洒家”,并不觉得长相粗犷有什么不好,但是他的菩萨心肠都在文字里,有无情的深情。

雷默小说以叙事为主,很少有议论,极力淡化主观表现,即便用第一人称写,也是将“我”视若旁人,不会流露多少“心里话”,也不会渲染周围的环境而“借景抒情”。他并不承担笔下人物的命运,并不善于代言,而笔下人物的简短对白和小动作里自有波澜,悲欢离合似乎都是不得不如此。

他的叙事足以消解读者的征服欲,不仅是因为文本没有什么晦涩、庞杂之处,不仅是因为情节没有什么夸张、模糊之处,而且笔下的人物,也不需要读者做什么价值判断。读者无法凌驾于文本之上,无法凌驾于生活之上,所有的冲突都是不可趋避的,所有的人性都是互为感通的。

雷默用一种近乎写实的视角写出了每一个人都无比熟悉的日常性,又用一种若即若离的立场写出了每一个人都倍加诧异的反常性,而两者都指向世俗的本质。

世俗里既有残忍,又有温情。2019年冬天,我在一次饭局上提议雷默写一个短篇,题目就叫《苍蝇馆子》。雷默是诸暨人,嗜好老家的次坞打面,在宁波城里,次坞打面馆无一不是苍蝇馆子,门面小,桌椅简陋,食材除了有劲道的打面,便是重口味的浇头。雷默本人百吃不厌,还常常推荐朋友去品尝。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苍蝇馆子,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因为你需要被投喂一种廉价而可靠的慰藉,需要被唤醒一种暖胃又暖心的记忆,它不会让你觉得罪恶、耻辱,反而让你感到满足、踏实,你无须假装不食人间烟火,你和众生是平等的,不必生分别心。

没过多久,雷默就通过微信发来了他的小说,他写的就是一家次坞打面馆,继承家传手艺的银灿和儿子刀锋,在一碗面里经历了沧桑。刀锋好不容易跟随父亲学会了做打面,苍蝇馆子的生意也好起来了,他的心思却不在这里,想着赚快钱,由此打面也就变味了。刀锋要关掉面馆,银灿怎么会答应?父子之间闹出了大动静。刀锋因为赌博、借高利贷而四处躲债,落得被打成残疾人的下场。最后还是回来了,重新开起了面馆。东躲西藏的日子里,最让他怀念的是父亲做的打面的味道。

这个小说,可以理解为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宿命难逃的故事,雷默借刀锋之口,为这个故事画了一个圆:“生活就像个圆圈,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银灿和刀锋父子之间,在“我”和刀锋之间,同情、谅解之后的默默无语,值得回味。雷默的写法似乎没有什么技巧,却有着浓入淡出、逆起顺回的效果。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个故事走向圆满了吗?我读了之后,心里是空落落的。

写完《苍蝇馆子》,雷默又写了《著名病人》和《大樟树下烹鲤鱼》,这三篇都是关于“吃”的小说,可以看作一个系列。

他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创作谈时说,《著名病人》“写了一个开麻辣烫店的人,这个总是怀疑自己患上绝症的人,生活中无比戏谑”,“就这样一家著名的麻辣烫店被迫转让给别人,他如何选择买家,如何交代后事,如何在最后举办狂欢派对,都让这个滑稽的店主人带有人情味,这种反差让我很迷恋”,《大樟树下烹鲤鱼》“写了一个厨师的悲悯”,“鲤鱼不光是他的招牌,也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以致于后来他放弃烧鲤鱼,最后在百岁老人的丧宴上,改用豆腐雕刻鲤鱼,烧出了一条谁也不敢吃的鲤鱼。这里面有道的精神。我写完这个小说,像那个厨师老庄一样,扔了笔,颓然坐于地上,大喊了三声。”

请留意一下作者的写作状态:雷默写《著名病人》时有些嗨起来,然而亦庄亦谐,不脱不系,而写《大樟树下烹鲤鱼》后颓然坐下,然而大慈大悲,亦真亦幻。惑业造病,麻辣烫店主高先生的病,是“吃”出来的,还是“作”出来的?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病了,而且意识到“不离开这个店,我的病好不了”,高先生决定将店铺转让出去,他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者换了一个活法。

雷默在不动声色中设计了一步一步转折的情节走向,到结局时让人惊叹物是人非。烹鲤鱼的厨师老庄不再烹鲤鱼了,在外人看来,他是作,瞎折腾。但是,他对“杀鱼如麻”的营生有了自省,小说结尾处,一条用豆腐雕出的鲤鱼活灵活现,原本虎视眈眈的众食客,即刻面面相觑,感到恐惧。豆腐鲤鱼的眼睛鲜活的一瞬,正是小说画龙点睛之时,这是具有审视力的第三只眼睛。

小说的逻辑正在这里,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情节的合理性、背景的感染力、角色的可信度是互为融洽的,需要作家展开想象力,更需要作家具有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力。

《庄子·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引用《齐谐》故事,形成了寓言性写作的源头,而《齐谐》开启了志怪故事的滥觞,自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至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由神鬼渐及人格,以虚构对应现实,通过戏谑、幽默的形式嘲讽社会的病态,刻画众生的悲喜,这是中国小说的重要传统。

《苍蝇馆子》《著名病人》《大樟树下烹鲤鱼》这三个短篇,雷默的写作立意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是都从日常性出发,通过反常性的转折,写出了人世的无常、人性的复杂,很好地继承了寓言性写作、戏剧化写作的传统。

只不过是雷默的叙事稳定而节制,立足于现实而跳脱于意外,不是令人匪夷所思,而是令人心有戚戚。雷默骨子里的戏谑、幽默,并不表现于语言的俏皮、机智——相反,雷默的语言冷静、淡漠,保持了他做过多年新闻记者的职业惯性——没有比荒诞的现实更引人发笑了,可是谁能够笑起来呢?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雷默提炼出了凡人俗世中的寓言性,但又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小说家言”。对于现实,他的观看、抽取与呈现、寄望是诚实而真切的,又是悲悯而敬畏的,他并不能够高于现实,也不能够脱离现实,只能够努力理解现实、洞察现实,同情与反讽密不可分,虚情与实证互为正反。

这三个短篇都有“我”在其中,“我”始终是在场的,又始终是受限的,恰恰如此,给读者带来一种直接的置入感,让读者与“我”、与个中人物保持了平等、共情的感受,从而反观自我。这种在场又受限的感受,让人深知自己无法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比个中人物更高明、更超脱,因此创作的意图转向了自我审视、自我证悟,而不是自我投射、自我赋形。

雷默短篇小说里的人物关系,几乎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善恶一体,或者说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没有正面人物、负面人物之分,“我”和这些人物在同一个语境、同一个处境之中,同样,读者也是芸芸众生,也能够感同身受,在情境中去辨识主体、以心印心。雷默并无意于区分人物的阶层、身份差异以及所处时间、空间的特殊性,因此,他所关心的不是个别的现实。

雷默的小说里有“我”,这个“我”在烟火气、人情味当中与人物形成互文关系,也与读者形成互文关系,需要读者和他一起去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一起去理解人性,触证真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我”并没有强化自己的意念或经验,或者说没有强化作者意志,而是在“我”与众生之间建立了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的联系。

阿甘本说,“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歧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雷默的这些小说,产生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但是并不只是局限于“时代性”,而是如阿甘本所说“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借助这种晦暗“通往同时代人”,或许读者可以自己去证悟黑暗与光亮的密不可分,进而无限通往澄明之境。

(本文为雷默所著短篇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的书评,由宁波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大樟树下烹鲤鱼》

雷默

宁波出版社

2021年1月

《大樟树下烹鲤鱼》一书收录了雷默近四年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视野宽广,主题多变,涉及生死、童年、饥饿、寻找,甚至还有科幻,小说在一个切面上展开,进入人物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祖先与小丑》《飘雪的冬天》等小说对生命的流转,在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体会得到与失去,以探求普通人的人生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苍蝇馆子》《著名病人》《大樟树下烹鲤鱼》等小说把视角对准了美食,对食物的迷恋和审美上,体会到世事的苍茫,而寻找的过程又回归了生命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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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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