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古佛国的文化密码——从国博馆藏彩塑菩萨头像说起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众多藏品中，有一尊出土于新疆焉耆的彩塑菩萨头像。该头像高17厘米，厚14厘米，宽15厘米。菩萨头像为模制敷彩，波浪式的发丝盘在头顶，脸形圆润丰满，五官集中，眉骨隆起，眉毛细长，鼻梁挺拔通眉际，目深而垂视，嘴小且唇略厚，口角微陷，略带微笑。双耳饰花型耳珰。这件彩塑菩萨头像是1928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的，发掘者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唯一的考古学家黄文弼。

新疆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彩绘菩萨头像 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28年，黄文弼在新疆先后考察了吐鲁番、焉耆、楼兰等塔里木文化的重要遗址。1928年6月13日开始，黄文弼先生在七个星佛寺遗址进行了10天发掘、调查工作，发掘出完整佛像十余件，头像百余件，残肢体两千余件。这件彩塑菩萨头像就是其中之一。这批文物运到内地，后来在战争中受损，当发掘者从废墟中再次刨出佛像及头部等数十件文物时，心情可想而知（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线装书局，2009年第1版）。

七个星佛寺遗址

七个星又称“七格星”“锡克沁”“锡格星”，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境内的霍拉山山前低矮的山梁和坡地上，包括寺庙遗址和石窟。七个星佛寺遗址被黄文弼称为锡克沁明屋，明屋是当地人的叫法，在维语中是千房之意。在他之前，此处遗迹已被多次破坏、盗掘。在这种情况下，黄文弼仍有这样的收获，实属难得。1961年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系统考察了七个星遗址，他将地面佛寺分为南大寺和北大寺。2013年，西北大学焉耆考古队第一次对该遗址进行系统、科学的考古清理，全面廓清了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建筑布局和形制（巫新华主编，李军、贾应逸编著《新疆古代雕塑》，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

七个星佛寺遗址包含了晋至宋元时期焉耆地区的佛寺、石窟群，是新疆地区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一处可以确认的地面寺院与石窟寺相结合的佛教寺院遗址。寺院遗址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沟壑，沟壑中原来流淌泉水，2004年前后泉水干涸。沟壑两侧为南大寺和北大寺遗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ⅣFD发掘简报》，《西部考古》第17辑）。据阎文儒推测，七个星佛寺始创于两晋时期，现存的南、北大寺主体建筑则要晚至唐到元代。南寺的大殿修建在高大台基上，用土坯垒砌，有前后两殿，平面呈“回”字形。院内有用土坯垒砌的塔，东南和西北隅都残存建筑台基，大殿左、右两侧和后面的高地上残存后殿、塔基和僧房。北寺遗址在沟壑的西北面，残存山门遗迹和并列的3座佛殿，形制与南大寺相同。大殿之间和周围散布有一些殿堂，后面有6座塔基和一所塔院。位于遗址以北大约1公里的石窟群是古焉耆国保存下来唯一一个石窟群，现知有11个洞窟，开凿在山腰中或山脚下。从洞窟壁画看，在窟甬道和窟顶留存菱形格壁画残块，是龟兹石窟壁画的基本格式；残存在窟顶的祥云纹壁画是唐朝内地常见的装饰纹样，说明七个星石窟壁画在唐代呈现龟兹风和唐风并存现象，雕塑也不例外（李永康著，《新疆焉耆佛教雕塑初探》，《美术》，2018年12期）。

七个星的鼎盛时期在7、8世纪，到高昌回鹘早期，即9世纪末至11世纪，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的统治覆盖焉耆，这里的佛事活动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作为一处礼拜场所存在，并且还在进行着小规模的营建活动，有壁画的重绘和个别佛殿的兴建（任婧著，《新疆锡克佛寺的建筑类型、组合与年代》，《南方民族考古》第16辑）。之后，从七个星寺院建筑的火烧痕迹判断，其最终毁于一场大火。

佛教昌盛的古焉耆国

古代焉耆位于塔里木盆地天山南麓的焉耆盆地，今属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焉耆还有乌夷、阿耆尼这样的称谓，它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西邻龟兹，东接高昌，自张骞凿空西域后，这个西域小国就屡屡出现在正史的记述中，比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王治员渠城……近海水多鱼。”焉耆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贸易商队、各国使节、宗教信徒、工匠、艺术家沿着这些道路来来往往，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起着中介和连接的作用。

焉耆是西域诸国中最早信奉佛教的地区之一，大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佛教就已传入焉耆。关于古代焉耆的佛教流行情况，可从西行求法僧人的记载中窥见概貌。东晋的法显来过，说这里：“（焉夷国）僧亦有四千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大唐的玄奘法师也来过，他的《大唐西域记》记述的第一个西行路上的国家就是这里，他写道：“（阿耆尼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两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8世纪上半叶，西行求法的慧超在回国时也曾路过这里，并把它记录在他的见闻录《游方记抄》中，他说焉耆“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之后，在回鹘统治时期，这里受内地反传的大乘佛教影响，完成了从小乘信仰到大乘信仰的转变。

焉耆佛教艺术

从七个星保存的雕塑来看，焉耆佛教雕塑在公元7世纪前主要受从中亚传入的犍陀罗或笈多样式的影响；7~8世纪，风格与毗邻的龟兹特点相似，属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样式”。7世纪后，唐朝在吐鲁番设高昌郡，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内地艺术随之不断向西域传播，焉耆又接受唐代艺术的深刻影响。七个星佛教遗址的一些雕塑和壁画，与高昌、敦煌石窟在题材和风格上有很多类似，似乎有同一图本在工匠中流传，反映了西域佛教艺术与内地文化的频繁交流。

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的塑像比新疆其他佛教遗址都多，颇具特色。焉耆佛教造像多为泥质，造像的第一步是制作“木骨”，从发现的塑像上残存的痕迹来看，“木骨”多为麻绳捆扎的芦苇束；之后在木骨上涂泥形成泥胎；第三步将模制好的佛像、菩萨像等粘贴在泥胎上；最后对造像面部、身躯等部位进行妆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ⅣFD发掘简报》）。

整个步骤中第三步最重要，雕塑家要预先设计好塑像的外形，然后在专业模具中完成。专业模具有时制作整个塑像，但常常是人物的独立构件。工匠甚至可以用少量模具创造各种各样的形象，并赋予它们不同的姿态和特征。这些组合搭配的多样性表现得很广泛，同一幅面部模具可以制作不同的塑像头。比如一张脸，饰以由竖立在额头上对称排列的厚实髻绺构成蓬松发髻，发绺披散双肩，系着宽宽的编有珍珠的发带就是诸天的脸；同一张脸在头顶带上小帽，在下颌和面颊饰以卷曲胡须就变成一个有大胡子的青年男性供养人；如果不做装饰，就是一个头剃得平滑光亮的年轻僧侣形象。在这一工艺过程中，拼接错误是经常出现的。

不过总体来说，焉耆雕塑的人物形象是甜美的，表情自如，体现了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趋势，表现出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创造力。它和龟兹、高昌并列为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三大佛教艺术类型，是祖国文化艺术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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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20年8月11日

《中国文物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