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前只是个小人物，死后被膜拜至今

公元752年的秋天，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诗人一起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

每人赋诗一首。其他人的诗写的都是天朗气清，大好河山。只有杜甫看到的是：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节录

从上往下一眼望过去，一片空濛濛，哪里还分辨得出帝都长安在何处。这实际上是诗歌写作的一种隐喻手法，表达了诗人的政治忧虑，他隐约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长安可能要面临一场大乱啊。

这一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3年时间。

▲杜甫塑像，图源/摄图网

1

杜甫在世时，只是一个小官员和小诗人。但并不妨碍他在穷途潦倒的一生中，孜孜不倦地书写和反思帝国盛世的衰亡，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最真实而坚定的历史记录者。

希腊古哲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还真实。我们将在杜甫的诗中，读懂这句名言。

杜甫赶上了伟大而不幸的时代。唐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712年），杜甫降临人世，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病逝，他经历了大唐由盛而衰的全过程。

杜甫比李白小11岁左右，但在后世看来，他们的诗像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李白的诗，大气磅礴，想象奇诡，纵横无边，确实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来的鬼才作品。现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经历悲情，鲜有好诗问世。而杜甫，整个的诗歌写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之前虽然也有著名的传世作品，但沉郁顿挫、感时忧世的整体风格尚未形成。

现代诗人冯至说杜甫是两个世界的亲历者：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乱世苦难，以及勇敢面对和书写苦难的态度，塑造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终其一生，他几乎默默无闻，声名不显。天宝三载（744年），32岁的杜甫在洛阳遇到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还有高适，三人结伴同游。第二年，杜甫又跟李白见了一面，两人互赠诗篇。从此却再没机会见面。

不过，杜甫后来给李白写了许多诗，而李白再也没为杜甫写过一首诗。这段关系已成为一个学术八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两人在世时的声名明显不对等，李白是曾经大红大紫到轰动长安城的大诗人，杜甫更像是一个粉丝偶然结交到了自己的偶像，自然有全情的膜拜流露在许多诗里。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诗在他生前虽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评价，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场合的礼貌用语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纪初，在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后，由于中唐诗人领袖如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对杜诗的推崇和不断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声越来越大。宋代以后，杜甫最终奠定了史上最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的杜甫，与杜甫在世时的样子和际遇，是截然不同的。这么说吧，杜甫如果看到宋代以后世人对他的追捧，估计他自己都会被吓死。

真实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时过过一段优裕的快乐时光，一辈子都在盛世的底层挣扎，在乱世的途中歌哭。

他的朋友，李白是名躁天下的大诗人，高适后来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终了，仅是一个小诗人，一个小官员。

▲教科书上的杜甫画像

2

史学家以张九龄罢相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作为盛唐的分水岭，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盛世的衰亡，总是从政治的败坏开始的。

一个在位多年、志得意满的皇帝，围绕着一群争权夺利、不顾世道人心的臣子，这个王朝基本就在变乱的边缘不断溜达了。

盛世久了，也总会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来终结盛世。

在权相李林甫掌权的十多年间，帝国气脉的衰微被独裁和谎言掩盖了。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参加了考试。由于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

那个曾经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中年求职者，客居长安整整十年（745—755年），郁郁不得志，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

他一直试图建立在朝廷中任职的必要关系，但未获成功。他最后奔走献赋，为唐玄宗献上三篇赋，终于再获得一次考试机会，通过后，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职。

这一等却又是没有尽头。

史学家推测，杜甫和他的交际圈可能都是让权相李林甫感到不爽的人，所以卡住始终不给他安排官职。到了李林甫的继任者杨国忠当权，杜甫仍然未得到任命。

天宝十三载（754年），42岁的杜甫希望追随高适的脚步，向名将哥舒翰请求入幕，却未得到理睬。

也就是在这一年，关中出现了被杨国忠捂住不报的大暴雨和饥荒。为了生存，杜甫被迫带领全家北迁到了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

或许是命运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长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开了他观察帝国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户。当其他精英诗人沉湎醉乡之时，他穿着粗布短衣，和京城贫民排队购买低价粮食。他从盛唐那群浪漫的诗人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以清醒的目光审视这个社会。

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他聆听过征夫的怨愤诉说，了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而杨国忠趁机邀功，出兵南诏掩盖败绩的背后，是帝国无数家庭的生死离散，以及国家经济的凋敝破坏：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兵车行》节录

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他远远地冷眼观看杨国忠兄妹的游春排场，帝国的财富支撑起这个外戚家族的挥霍豪奢，京城长安成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极乐世界，而这背后是谁在纵容杨氏一手遮天，已经不言而喻了：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丽人行》节录

帝国政坛笼罩在谎言编织的歌舞升平之下，杜甫的诗，成了那个时代最勇敢、最真实的话语。

当杜甫孤身一人从奉先返回长安后，他的任命终于下达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绝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个官职——兵曹参军，类似于武库看守人的低阶职务。迫于生计，他接受了这个离理想很远很远的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儿。一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个人的悲苦境遇，让他想到了帝国底层人民正在经历的艰难岁月，他拿起笔，写下了著名的史诗：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节录

他在诗中说，作为父亲，竟然没本事养活孩子，真是惭愧至死！今年的秋收还算不错，可谁能料到，穷苦人家仍然有饿死的意外发生。我还算是个小官儿，也免不了这样悲惨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农民，早已倾家荡产；想想远戍边防的士兵，还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这些，我的忧愁就千重万叠，高过终南山，浩茫无际……

就在这首诗中，他写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国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杜甫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帝国之病终于捂不住了。

安史之乱爆发了。

▲成都杜甫草堂，图源/摄图网

3

安禄山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乱的，这次叛乱成为唐朝历史的一条分界线。但在当时，朝中那些狂傲而颟顸的君臣，都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

数日后，叛乱消息传到长安，宰相杨国忠向唐玄宗保证：不用十天，安禄山的人头就会送到陛下面前。

只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是清醒的。安禄山起兵33天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十二日，洛阳失陷。封常清因战败被唐玄宗派人就地处死，他在临终上表中告诫唐玄宗：我死之后，望陛下不要轻视安禄山这个叛贼。

唐玄宗君臣没有接受封常清的忠告。

名将哥舒翰坚守潼关长达半年，叛军久攻不下。唐玄宗不断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哥舒翰再三向皇帝奏明，此时我军轻出，必定落入叛军圈套，到时追悔莫及啊。

唐玄宗又不听。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五天后，兵败被俘。

噩耗传来，唐玄宗和杨氏集团却跑得比谁都快。

六月十三日夜，唐玄宗带着杨氏集团仓促逃离长安。过了整整十天，没有任何防御的长安才被叛军攻陷。

逃亡路上，太子李亨与禁军首领陈玄礼操纵“马嵬兵谏”，又派人唆使当地父老拦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击叛军，并分去大半人马。

七月初九，李亨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很可能经他本人授意，三天后，他被随从诸臣拥立为皇帝，是为唐肃宗。从此时起，李亨掌握了帝国抗击叛军的权力。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后期恶政横行、奸人当道导致的结果，它敲响了帝国衰亡的丧钟。安禄山起兵的旗号，是要诛杀奸臣杨国忠，以此为自己的反叛行为争取正当性。马嵬兵谏中，愤怒的士兵首先杀掉了杨国忠，继而缢死了杨贵妃。可见，杨氏当政的短短几年间，已经触怒了所有的社会阶层。

从本质上讲，这场战争是朝廷高层权斗引发的，但是，最终为战争埋单的，却是帝国的所有人，不分官位，不分身份，不分贫富。

在长安沦陷之前的半年里，随着战况加剧，杜甫带着家人避乱，先从奉先北迁到了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又从白水继续北迁到了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南）。一路辗转，十分狼狈。

至德元载（756年）八月，杜甫再次告别妻儿，从鄜州羌村投奔唐肃宗。途中，他被叛军俘获，并押解到长安。在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杜甫度过了大半年时间。他写诗悲叹唐军的一次次失利，以及这座伟大城市的衰败。

史书载，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对未能逃出长安的王侯将相及其家人，“诛及婴孩”，连小婴儿都不放过。这是一场针对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杀。身陷长安的杜甫，遇见了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一名皇孙：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哀王孙》节录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贵族被满门灭族，只有一个幸存者流落市井，体无完肤，乞求为奴。在杜甫的眼里，长安城的血雨腥风，谁也难以逃避，不论昔日如何锦衣玉食。这就是乱世的缩影。

至德二载（757年）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没有妻儿的消息，生死未卜，忧愁满怀。战乱时期，所有幸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诗写了出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春望》

后来，宋朝人说，这是第一等好诗，但想起当时乱世，就“不忍读也”。

▲黄庭坚草书杜甫的诗《寄贺兰铦》

4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形势对唐王朝有所好转。四月，杜甫趁乱逃出长安，穿过两军对峙之地，到达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唐肃宗。

杜甫已经半年多没有妻儿的消息，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奔赴鄜州羌村的家。这是因为，他此时仍是朝廷官员，赶紧到凤翔政府报到是他的职责所在。

唐肃宗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虽然仍是一个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谏言了。杜甫忠于职守，报到后仍未返家，只是在诗里担忧家中的情况：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

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

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

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

——《述怀》节录

他发出无奈的疑问，这年头有几个人活着，希望全家团聚岂非做梦？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来，因到来的可能是坏消息。

但很快，身在凤翔的左拾遗杜甫，就感受到了战乱当前，而新皇帝唐肃宗却把巩固帝位摆在了第一位。

唐肃宗连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满帝王权术：

首先，唐肃宗发兵，消灭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为追随李璘，遭到流放，境遇凄凉。

其次，清除唐玄宗旧臣，宰相房琯因为是父亲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认为是太上皇党而遭贬。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说话，虽未治罪，却被唐肃宗视为“房党”，从此被疏远，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机会。

第三，唐肃宗急欲收复长安、洛阳二京，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正统性。为了收复两京，他决定孤注一掷，不惜撤空西北边防，把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与叛军对阵，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代价，请求回纥出兵助战。他宁愿引狼入室，让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夺回长安。

至德二载（757年）九月，收复长安。但也错失了著名谋臣李泌建议直捣叛军老巢范阳的时机，导致安史之乱又拖延了好几年才被平定。

人间无故又多了好几年的生离死别。

两京收复后，杜甫写了长诗《洗兵马》，暗讽皇帝和帝都官员不反思战祸，而沉浸在一时的胜利中。战争还没结束，但唐肃宗已经显示了他的权威和能力，于是朝臣争献祥瑞，开始唱赞歌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洗兵马》节录

此情此景，忧国忧民的小官员无力阻止，只能发出最微弱的叹息，但愿战争真的早点结束，“净洗甲兵长不用”。

此时，杜甫早已被贬出长安，到华州（今陕西渭南）任司功参军。皇帝的身边，果然容不下一个说真话的人。

▲杜甫像，图源/摄图网

5

开始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的邺城之战，最终以唐军的诡异溃败，而再次昭示着大唐帝国的不可救药。此战过后，杜甫对王朝前景彻底失望，对帝国中兴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邺城（今河南安阳附近一带）是通往河北的门户，这场战役，朝廷和安史叛军谁都输不起。唐军以60万大军围攻只有7万人的邺城，长达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13万兵马来救，与城内安庆绪叛军合共亦仅占唐军的三分之一。然而，唐军终遭惨败。

复盘此役之败，其实无关叛军的强大与否，一切皆由唐肃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将郭子仪平复两京之后，唐肃宗曾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表面是对平乱功臣的感激之辞，但他内心实则十分忌惮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功高震主，权重难制。

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邺城之后，唐肃宗所考虑的，依然不是怎么打胜仗，结束战乱，而是怎么分散这些名将的权力，避免一家独大。这个本性阴暗狭隘的皇帝，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去指挥60万大军。

唐军最终陷入混乱，犹如一盘散沙，以极大的优势兵力却被叛军击溃了。

唐肃宗只顾玩政治平衡术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里，故而一次次错失了彻底平息安史之乱的机会，任由这场战争拖延长达八年之久。当他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病死的时候，安史之乱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乱的八年间，唐朝全国人口锐减3600万。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对于心中只有权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殊不知，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惨剧。正如日本导演北野武所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在这场影响大唐国运的战争中，杜甫几乎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关注个体命运与生死悲剧的记录者。

乾元元年（758年）年底，当朝廷军队围攻邺城之时，杜甫从华州出发，前往洛阳探望故旧、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后，唐军大败，损失惨重，杜甫正好从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都是朝廷为了扩充兵力拉夫抓丁、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乱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关，耳闻目睹无不是战乱的哭泣和死亡的阴影。他以目击者的身份，记录下一路的所见所闻，写出了震撼千古的灾难史诗——“三吏三别”。

在他这组诗中，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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