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口人曾用补了52颗铜钉的碗吃饭，上海补碗匠的“瓷器活”你见过吗？

口述：马蒋荣，退休干部，69岁

采写：本报见习记者 肖雅文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3岁时随父母搬到上海，之后又因为工作变动搬过三次家。辗转中，许多物品都遗失了，唯独一个补过52颗铜钉子的白瓷汤碗，一直好好保存在家。

这只大碗是如何碎的，是怎样被敲上钉子的，最后又如何被修好，我已不记得了，但这个碗承载着我最难忘的童年时光。

现在家用的瓷器价格并不贵，但在当时，补碗的价钱比买一个新碗便宜得多，差不多是新购一个的十分之一。所以，当时的人们一般会将破碗保藏起来，等补碗匠来补。

这个大碗很漂亮，碗口的边缘如同花瓣一般，光润细腻，玲珑剔透。碗身内部于四方勾描着纤细的花草纹样，茎蔓与花朵在薄胎之上摇曳。碗的外部被52颗铜钉子覆盖，铜钉一颗一颗细密地嵌在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锈浸入瓷胎，裂痕隐隐也透出绿色。

1951年，我们家在斜桥路上开了一家叫马慎兴五金工场的店铺，前面是工场，后面就是我的家。我们当时为协昌缝纫机厂供应螺丝，操作机床是个力气活，母亲也总会想法子备着些好菜犒劳工人们。三个工人加我们一家三口，共六个人，每日围桌吃饭时，总能看到这只白瓷碗，它盛着青鱼汤、豆腐汤、萝卜汤……奶白色的汤汁和翠绿的葱花总与这只白瓷碗相得益彰。每回弄堂口洗菜，总能瞧见别家羡慕的眼光。

到了1958年，我们家的工场并入缝纫机螺丝厂，不再有多人共餐，这只补丁白瓷碗的使命也就此结束了。但当时走街串巷“钉碗补碗”匠依然很多，“修碗补碗咯”的吆喝声时常在午后响起。

我最喜欢看修碗。那时的“钉碗补碗”师傅总外套一挂白饭单，肩挑一对小木箱，扁担一头挂着一个转陀。揽下瓷器活后，打开帆布折叠凳，身子一坐，架子一开，白布一摊，工作台立刻有了。接过碎瓷片后，先用瓷泥拼接，再用带钩的长线钩住碗边，反复扎紧固定后，来回拉动转陀中间连着麻绳的一根杆子，“金刚钻”打出裂缝两边的小洞，扁铜条钉再敲进孔中，最后抹上瓷粉，松开钩子，一只瓷碗就修补好了。

上世纪60年代，还在读初中的我读到了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我在文章结尾一句“捧着十六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处划了线。但那时候，我家已经不再用补着52颗铜钉的大汤碗吃饭了。家也搬到裕德路潘家宅附近，很少见到“补碗”的师傅了。再后来，随着人们收入逐渐提高，要补碗的人少了，补碗师傅也少了。

有时想起，我们的生活也与这只大碗相似，装着柴米油盐，盛着冲劲和干劲，也不怕修修补补，依然在温润中透着暖光，热气腾腾，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