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口人曾用补了52颗铜钉的碗吃饭,上海补碗匠的“瓷器活”你见过吗?
口述:马蒋荣,退休干部,69岁
采写:本报见习记者 肖雅文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3岁时随父母搬到上海,之后又因为工作变动搬过三次家。辗转中,许多物品都遗失了,唯独一个补过52颗铜钉子的白瓷汤碗,一直好好保存在家。
这只大碗是如何碎的,是怎样被敲上钉子的,最后又如何被修好,我已不记得了,但这个碗承载着我最难忘的童年时光。
现在家用的瓷器价格并不贵,但在当时,补碗的价钱比买一个新碗便宜得多,差不多是新购一个的十分之一。所以,当时的人们一般会将破碗保藏起来,等补碗匠来补。
这个大碗很漂亮,碗口的边缘如同花瓣一般,光润细腻,玲珑剔透。碗身内部于四方勾描着纤细的花草纹样,茎蔓与花朵在薄胎之上摇曳。碗的外部被52颗铜钉子覆盖,铜钉一颗一颗细密地嵌在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锈浸入瓷胎,裂痕隐隐也透出绿色。
1951年,我们家在斜桥路上开了一家叫马慎兴五金工场的店铺,前面是工场,后面就是我的家。我们当时为协昌缝纫机厂供应螺丝,操作机床是个力气活,母亲也总会想法子备着些好菜犒劳工人们。三个工人加我们一家三口,共六个人,每日围桌吃饭时,总能看到这只白瓷碗,它盛着青鱼汤、豆腐汤、萝卜汤……奶白色的汤汁和翠绿的葱花总与这只白瓷碗相得益彰。每回弄堂口洗菜,总能瞧见别家羡慕的眼光。
到了1958年,我们家的工场并入缝纫机螺丝厂,不再有多人共餐,这只补丁白瓷碗的使命也就此结束了。但当时走街串巷“钉碗补碗”匠依然很多,“修碗补碗咯”的吆喝声时常在午后响起。
我最喜欢看修碗。那时的“钉碗补碗”师傅总外套一挂白饭单,肩挑一对小木箱,扁担一头挂着一个转陀。揽下瓷器活后,打开帆布折叠凳,身子一坐,架子一开,白布一摊,工作台立刻有了。接过碎瓷片后,先用瓷泥拼接,再用带钩的长线钩住碗边,反复扎紧固定后,来回拉动转陀中间连着麻绳的一根杆子,“金刚钻”打出裂缝两边的小洞,扁铜条钉再敲进孔中,最后抹上瓷粉,松开钩子,一只瓷碗就修补好了。
上世纪60年代,还在读初中的我读到了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我在文章结尾一句“捧着十六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处划了线。但那时候,我家已经不再用补着52颗铜钉的大汤碗吃饭了。家也搬到裕德路潘家宅附近,很少见到“补碗”的师傅了。再后来,随着人们收入逐渐提高,要补碗的人少了,补碗师傅也少了。
有时想起,我们的生活也与这只大碗相似,装着柴米油盐,盛着冲劲和干劲,也不怕修修补补,依然在温润中透着暖光,热气腾腾,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