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女子最畸形的审美——缠足，到底是怎么兴起的？

提起缠足，很多人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些足背隆起、足弓断裂、肌肉萎缩的畸形的女性小脚。不过一开始的缠足并没有明清时期那么夸张，对脚没有太大伤害，只是稍加束缚，和现代穿高跟鞋差不多，是为了通过缠足和弓鞋使女性体态婀娜，绰约多姿。

在南唐时期，宫中舞女有在舞蹈时绕帛使足纤美，来增加身体动作的魅力的风气。后来缠足舞风传入了北宋宫廷，又逐渐流入民间。到熙宁、元丰之后，缠足之风已经在伶人妓女中广为流传。不过对于普通妇女来说，“何暇裹两足，但知勤四肢”，裹成一双小脚还怎么从事田间劳作？所以农家劳动妇女是不缠足的。

这样看来缠足明显是宫中舞女、女优的本事，怎么后来引得上层贵族女性广泛效仿呢？这源于士大夫阶层的恶趣味。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就流露出对“纤纤玉足”的异常喜爱，反复吟咏足之长短。李白赞叹浣纱女“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杜牧的《咏袜》细致描绘了玉足之美：“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不过唐代的文人只是欣赏双足的肤白、纤细，还没有后世那么变态。

而宋代有了缠足一说，受到封建礼教观念的不断强化，词人们将双足上升到品鉴、把玩的地位。连苏轼大才子也没能脱离俗套：“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贺铸《换追风》也云：“掌上香罗六寸弓，拥容胡旋一盘中。”北宋词人晁端礼的《诉衷肠》：“纤纤玉笋轻捻，莺语弄春娇”，更是将对纤纤玉笋的喜爱中裹上了情欲，让人心向往之。

士大夫的追捧使缠足附上了一层优雅、文明的内涵，能展示其拥有者身份地位，缠足便在贵族阶层中被广为接受。富贵之家妇女逸居无事，于是久之便竞相效仿，成为风尚。她们的裹脚布的材料是比棉布还不牢固的丝帛，极度彰显贵族阶级的优雅精致。

到宋末元初，进行缠足的年龄已经过渡到孩童，为了营造出更为“纤小”的美感，出现了弯折趾骨的裹缠方式。元初《事林广记》记载了与缠足有关的汤剂，用以软化脚骨、缓解痛苦、预防治疗脚趾缝烂痒，这些药剂所针对的症状，足以反映出当时“札缚”的痛苦之状。文人雅士们对这种痛苦却置若罔闻，还愈发走火入魔，元代的酒席上甚至出现了用纤小妓鞋行酒的玩法。

男性的这种畸形性癖对女性价值观的影响不可估量。明清时期妇女缠足的现象更普遍，对于中上阶层受人尊重的正妻和姬妾而言，缠是自然，不缠才不自然。她们把个体尊严寄托在一双小脚上，并将裹脚视作贵族阶级特权。对于上层女性来说，一双漂亮形状的小脚，代表了个人意志力和努力的成功，称赞她们的小脚比称赞她们的外在之美更令她们愉悦。

明朝中后期，随着缠足之风越演越烈，女性为了使脚显得更加的“弓小”，变换了缠裹的方式，在缠裹之中加入了高底，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觉乐趣。这种新型小脚使脚背中央隆起成弓形，经常被比拟为玉笋，主流审美也偏向了加入高底后的“弓弯纤小”。

此时涌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小脚的文人，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大肆宣扬“金莲”品鉴标准。比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评述：验足之法是让其多走几步，看行动是否优雅，表情是否自然，走路姿势要灵活轻便，使步履姿态凸显女性的优雅气质。如若为“勉强造作”的小脚，则其不仅不美观而且易生秽气。李渔还嘲笑过一名叫做“抱小姐”的丽人，一位贵人花千金购买了一名脚小得寸步难移的佳丽，每次移动必须要人抱着，简直成了花瓶。

成为一无是处的花瓶还算是幸运，有的女子稍有不慎就会落下残疾。名医薛己就记载过一则案例：一名年仅十二岁的侍女，容貌秀丽，新主嫌她脚大，就用脚布随便缠紧，用线密缝上。侍女向主人抱怨说双脚肿胀不堪，但主人并不予以理会。半月之后，渗出臭水，主人才解开缠脚布，并请医诊治。此时已经晚了，她“双足前半段，尽皆黑腐，骨肉已死”，薛医生尽力救治也只能“二足倶致跛蹵终生”。

也就是这种富贵人家能请得起神医治疗，反观下层百姓，许多父母为了使女儿上嫁到更好的家庭，想尽办法裹小其女儿的脚来讨一门好亲事，不知造成多少女童无钱医治，成为残疾。

这种陋习即使是清军入关后也无力更改。清政府曾三番五次下令禁止缠足，但该禁令只能沦为打击政敌的手段，造成许多无辜人受到牵连，无奈废除。几次禁缠失败后，缠足反而被赋予了“文明”的内涵，作为抵抗异族入侵的成果而愈发流行。双足也越裹越小，成为今天人们熟知的“三寸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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