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在于偏重外在而忽视了自身的视角

【编者按】日前，一篇名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的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布后，受到了考古学人的广泛转载和讨论。编者联系到文章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他表示此文有不少争议，他又作一文作为补充，以期减少读者的误解。经授权，澎湃新闻将两文一并刊发。本文原题《中国考古学：内与外的视角》，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果我猛然问个问题：什么是中国考古学？估计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会感到有点懵。什么意思？因为不明白问话的情境，所以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想每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同，首先想到的角度完全可能千差万别。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是内与外的差别，也就是内与外的视角。我在想，这两种视角的中国考古学谁能代表，或者说谁是中国考古学呢？如果都是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学习中国考古学呢？

还记得刚到SMU读书的时候，很好奇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于是到图书馆去找美国人研究中国的书来看。这些著作的资料收集工作相当地详细，方法无疑也是非常地科学，又是统计，又是列表，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当我看到结论的时候，却又觉得很荒诞。作为中国人，我完全有资格说，我们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只是觉得奇怪，许多年后，想起此事，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丰富详实的材料、科学的方法，却没有产生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呢？我想作者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就像他们读《红楼梦》，若没有对中国诗词、书画、风俗、礼仪、宗教等有深入的理解与体验，就很难把握这部伟大的著作，也像我第一次读《傲慢与偏见》一般，实在受不了，除了吃饭就是跳舞，这也叫小说！

所以，读某些外国学者写的中国考古学的英文论文时，很佩服他们收集材料之勤，也很羡慕他们对于统计、模拟、制图等方法的运用，自然还有英语写得真地道！但是也有个疑问，这样的论文可以说是研究某种动物的科学论文，但跟人，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将这种生物称之为蚂蚁，也可以用另一个抽象的名词，总之，它们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它们也会影响环境；它们的行为有其形态特征，它们的行为有组织结构，它们留下的物质遗存可以反映其行为特征……这些生物，也就是一些生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难道说是因为我们也是一种生物？我们何以区别于其他生物？

这种人类生物行为学的研究范式实际就是科学的范式。科学秉承的基本立场就是客观。所谓客观，它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置身事外。科学因为客观，可以避免以人类为中心的研究，可以排除主观的干扰。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规律是无情的。从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说，科学的视角是一种外在的视角。这种视角在研究人类社会本身时是有局限的。这也是科学没有完全取代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学科的原因，虽然总是不时有人尝试这么去做——记得有人想做统计哲学。人的世界是历史的，是有意义的，而且人是能动的，是有感觉的。我们看到奥运会上五星红旗升起，听到国歌声，我们会感到激动与自豪；我们知道这种意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也知道这种意义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尝试运用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化解争端的途径。这些不是科学范畴的，它们都是高度主观的。

科学之外还有人文，人文的视角就是内在的视角。若是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文，人文就一无是处。比如说考古学的目标是要发现过去存在过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人文的视角能够贡献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目标其实是个乌托邦，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孔老夫子原初的想法一样——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我们需要根据现实来阐释孔夫子的思想，让他的思想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随意阐释他的思想——真实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人文的世界处在相对的真实之中，它是一种处在历史、社会、文化以及人之能动性等等关联之间的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真实。人文的世界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领域，一个难以把握，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更能反映人之性质的方面，这是一个需要从里面去理解的领域。

说到科学与人文的外与内，我们还需要注意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外与内。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他者”的学科，研究者作为旁观者，可以有足够的冷静，甚至可以做点恶作剧式的实验，比如到亚马孙丛林研究当地土著的人类学家，给当地人送了柄金属斧子，看看人们如何争夺，观察由此引发的血案，居然还可以拍成录像。这的确需要非凡的、科学的冷静。若是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我想他是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的。人类学的诞生就是伴随殖民主义的，它详细的调查方法，对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进化（现在后者很少提及，多少有点种族主义的倾向）的关注，尤其是它所关注的是鲜活的人类生活，这些对考古学都贡献良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人类学是一种外在的视角，尤其适合去研究其他民族。如果我们把史前人类“外化”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用的。

与之对应的是历史学的视角，历史学是研究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研究历史是要从中汲取人类行动的经验与教训，传承文化与价值，增强社会认同等。研究历史首先强调的价值立场，价值中立是个神话，如果奸恶不辨、是非不分，这样的历史学家是非人的，常常不是资料编纂者，就是御用的写手。研究史前考古似乎可以不涉及价值观，然而实际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良渚的玉琮，就会情不自禁地与中国传统礼仪联系起来；我们看到的原始的半地穴的房屋，仍然能够跟茅茨土阶、跟中国传统的建筑联系起来；即便是几粒上万年前小米的遗存，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中国生活方式的连续性（许多人早晚还是愿意喝点小米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是带着热爱、带着敬仰、带着思古的幽情来研究的。

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历史的视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它的主要开创者霍德居然是在土耳其的恰特尔胡玉克在做研究，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研究脱离了历史关联。在后过程考古学范畴内，英国考古学者有非常精彩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其中的前提条件是英国一直都有非常发达的景观研究的传统，从文学、绘画、园林乃至哲学上都能获得丰富的营养。在小亚细亚半岛则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这里的宗教文化切断了历史，所以霍德可以在这里做研究。如果是到中国来研究，不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无形中就会回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国有绵延悠久的文明与文化，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农业起源的阶段，按我的说法，还应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写《史前的现代化》一书就有这样的目的。

外与内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西方与东方，东西方之辨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因为这个时期话语权一直是有西方主导的，我们不是学习，就是山寨，经常被嘲笑与批评。我们有发自心底的“谦虚”，西方的尺度就是我们的尺度，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网上不是有个笑话吗：任何观点只要加上“据美国最新研究”就好使。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但显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嫌自己的鼻子不够高，头发不够金黄，眼睛不够蓝，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有时真的觉得挺奇怪，该学习的地方如公共卫生倒是很少人注意，不需要学习的，如服饰，倒是亦步亦趋。我曾用了词叫做“文化自我殖民化”——自己积极主动地在文化上接受殖民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比较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近几十年来，文化发展没有跟上。我们是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但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明显滞后，又加上近百年的文化自宫，说严重一点，中国人宛然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

我不想让人说我在提倡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尺度、自己的“三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来一次。我们应该广泛地学习西方，有无比的包容之心，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历史多一点包容。就像在建筑上，我比较欣赏王澍的做法，充分地学习西方，但是也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态（太客观的说法，风水？）。如今我们在经济、在技术上展示出了相当创造力，甚至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而文化上似乎还差之甚远。

外与内是看待事物的不同的视角，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局限，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是一个要取代另一个。前面写了一篇《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有些争议，倒也正常，这里有必要再澄清一下。我的意思是，我们太偏重于外在的视角，忽视了内在的视角，也忽视了考古学家自己的视角，忽视了中国考古学家自己的视角。不是说外在的视角不对，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说失去了平衡，我们还需要内在的视角。把外与内对立起来，这或许真的错了。

附：

《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

这个话题有点危言耸听，我也希望自己只是杞人忧天。

没有说中国考古学而是说中国考古学家，因为前者有点过于抽象，而且现在似乎存在这样的可能：

即没有了中国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还会存在。

于是乎，这个危机就是中国考古学家独家专享的了。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两个特征特别明显，尤其放在国际范围内来看的时候。

一是发现为王，考古本质上还像是“挖宝”——找到稀罕的玩意或者说国际学术界重视的“成果”；

另一个科学至上，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考古材料，自然科学没有国界，其成果更容易被国际学术界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两者之间似乎还有相互强化的关系，重要发现配上科学分析更加重要，科学分析也需要稀罕的考古发现作为原料。

于是乎中国考古学因此更强化了以材料为中心的研究特征。

这很出人意料！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学习交流，中国考古学似乎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

说来以材料为中心，这是由来已久的事。

考古学本来就是以实物遗存材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掌握考古材料能行么？

然而，这么说似乎忘了考古学的目的，我们是要去了解人类过去，研究考古材料的目的也是为了了解人类过去；

更进一步说，了解人类过去，是为了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在与将来。

考古学的兴起是因为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十分短暂，漫长的史前史需要考古学研究才能够揭示。

当代的中国考古学似乎是为手段绑架了，它假定这样的前提：

有了手段，目标就自然能够实现——目标在哪里呢？

就科学研究而言，目标才是重要的，手段是需要不断创新的。

换句话说，我们为了实现目标，应该不择手段！

而不是让手段来决定目标。

至于说到“科学至上”，不禁想起已故的张光直先生，他对中国考古学三点愿望似乎实现了。

关心国际考古学的大问题，看看中国的考古材料对此什么贡献，并用国际学者能看懂语言表达出来。

当前以自然科学方法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非常符合这三点要求。

最近几年，国际刊物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考古的文章，其中自然科学研究者的贡献良多。

评价体系的驱使、国际交流的需要、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等等，都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如果按照张先生的主张发展下去，考古学最终会发展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一门以考古材料分析为中心的自然科学。

张先生是位历史考古学者，这样的发展前景，如果张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也觉得意外的。

张光直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先陈述一下我的立场，我绝不否认考古发现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在今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大遗址（面积大或是地层巨厚）与保存条件良好的遗址（最好像庞贝古城那样）永远都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

这样的遗址在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的开放利用上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我唯一不同的认识就是，仅有考古学发现是不够的！

考古发现不等于考古学。

我更不会反对科学。

先师宾福德提出考古学应该“更科学，更人类学”，尤其是提倡广义上的科学（我们还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呢），我是没有理由反对的，但是将所谓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则值得商榷。

严格意义上讲，连数学都算不上自然科学。

宾福德所谓的科学，按照我的理解，更像是自上而下的研究，即从理论分析出发，演绎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这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路径。

但是大家似乎忘了后半句，“更人类学”，考古学的目标是要获取如人类学一样的成果，也就是了解鲜活的人类社会生活，而不是死的考古材料特征。

按照中国考古学的说法，我们的目标是要去了解历史，最好是历史的规律（这一点现在倒是很少提了，规律本身是个将考古学“自然科学化”的提法）。

纯粹的考古材料与历史何干呢？

当前，中国考古学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由之上溯到农业起源，而农业起源的本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者放弃采食、开始动植物驯化（食物生产），所以，文明起源甚至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再往前追溯，是另一个热点，中国人的起源。

是否来自非洲？

究竟什么时候来的？

由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往下，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是中国古典考古（类似探索西方文化正源的古希腊-罗马考古）的范畴，研究中国文化是怎么来的。

这三个问题（中国人、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起源）构成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核心。

很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扩大，目前中外关系成了第四个热点。

从世界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个新的挑战。

不仅涉及到世界考古学的掌握，还涉及到国际学术交流的问题。

这些目标是我归纳出来的，或者说是一种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期许吧。

现实有点严峻，毕竟不可能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去掌握发现，而且随着基本建设高潮过去，考古发掘数量与规模可能会减少。

即便不减少，考古学家仍然可能面对一个问题，想挖的东西挖不到或是不让挖，不想挖的东西又必须去挖。

以基建考古为特征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许多考古所的仓库都是堆满了东西。

考古材料是死的物质，其意义需要人来认识。

这认识的过程就构成了考古学研究，当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以这个过程为中心展开的。

考古学家如果只是如挖宝一般去发掘，不去集中精力做考古学研究，就会导致比较严重的问题。

把考古材料堆在仓库里腐烂，还不如让它们留在地下；

或者说干脆让建设工程破坏了，省得在破坏之前再做这种劳民伤财的事。

我很担心有一天大众幡然醒悟，考古发掘原来是考古学家或是考古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从事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

发掘来钱，如此而已。

如今用钱都抓得很紧了，发掘是不是没有动力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古发掘日益成为一门复杂的社会活动、一种高科技的活动。

考古发掘工作的复杂化可能是我们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复杂化的过程也伴随着特别狭义的考古发掘工作（就是挖）日益边缘化。

当考古学家只能靠“卖”材料过日子的时候，也就说明自己在考古学研究中相当边缘了。

与之相应的是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相比如属于社会科学的考古学来说，自然科学的门类都是资金富足，人员规模庞大；

加之自然科学的话语本身就是国际通用，他们开始向考古学领域渗透。

非常令人关注的是，他们在国际话语圈已经取得了优势，大量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英文论文居然都是他们写的，而不是中国考古学家。

似乎有这样一种趋势，国际学术圈中中国考古学家也边缘化了。

归根结底，考古学家的身份是需要通过研究建立起来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需要做什么？

怎么做呢？

跟自然科学家争饭吃是没有必要的，考古学家有自己的责任。

前面说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与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也讲到了中国考古学的四个核心问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考古学研究终究是以人为中心。

当代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文与社会的转向。

当我们划分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强行设定立场，过程考古学的目标也是倾向社会的，不过是倾向于统一性的方面，后过程倾向了多样性的一面。

不去研究人，而是沉湎于物的发现，在新形势下，被边缘化的危险越来越明显，这可能就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了。

再说两句题外的话，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之中，工程与自然科学都是狂飙猛进，社会科学的发展明显滞后，这是很值得忧虑的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社会科学是劳心的事。

很简单的道理，若我们的“三观”都是人家给的，那么就很有可能被人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呢！

中国考古学在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作用现在强调得还不够，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责任。

（转载自 澎湃新闻，原文发表于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