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一代宗师周培源，为什么却说这一生非自己所求

(1940年，周培源教授骑着华龙马去西南联合大学授课，人称“周大将军”。)

“宗师”周培源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1.3.15总第987期《中国新闻周刊》

人们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培源的一生，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分界线，可谓三十年清华三十年北大。

有人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周培源有学生三万。晚年，他更是各种巨大荣誉和崇高社会地位加身，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大旗。他的学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张守廉说，自己想做到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但真正做到的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而周培源自己晚年却说过一句话：“这不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

这就像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或是一个周培源研究的“斯芬克斯之谜”，不禁吸引着人们去探寻，中国科学界的一代宗师周培源，他这辈子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做题好比打猎”

早在上中学物理课的时候，何祚庥就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半人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中那“半个”，就是周培源教授。

1947年秋，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二年级，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周培源亲自为新生讲授的理论力学。他想，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牛顿力学都念过三遍了，这还能讲出什么新东西呢？没想到周培源问他们，为什么牛顿力学要表述为三大定律，概括为两大定律可不可以呢？这是他以前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周培源讲完后总结说：“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何祚庥觉得，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

周培源在清华作“狭义相对论介绍”的学术报告，座无虚席。他从同时性的相对性说起，一直讲到“钟变慢、尺缩短”，那时何祚庥还不能理解为什么钟会变慢、尺会缩短，但却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啊。

1949年，陈耀松从安徽学院转学进清华大学土木系三年级，理论力学课老师就是周培源。那时周培源刚出国回来，一身蓝布长褂，在他眼里有点滑稽，像要上台说相声。周培源出国期间由钱伟长代课，钱伟长一身西服，领带闪光，上课顺手写出满黑板公式，而周培源的板书像野马，就几个大字。

1950年，陈耀松毕业，成为周培源的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周培源调到北大，牵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陈耀松担任了教研室秘书。上学时他觉得周培源讲课不理解听者心理，容易的地方讲个没完，难的地方一句带过，做了教研室秘书后才理解周培源注重基础的教学方式起到的关键作用。

那时周培源社会活动很多，但对他来说，社会工作是“末等”的，备课才是第一位。虽然理论力学对他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每讲一课他总要再写十余页的讲稿。周培源一再提醒“活动积极”的陈耀松要珍惜自己的年轻岁月，多花时间在读书上。

1954年，武际可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50多岁就已头发花白的教务长周培源对新生说：“学数学、学力学就要学会计算，从而躲开计算，用最简单的计算解决问题。”

上周培源的课很难，需要阅读很多资料才能听懂，但他照讲不误。他告诉学生，题做多了自然就会做了。“做题好比打猎，要自己打，不要学清朝皇帝，在西苑南苑养了鹿，由太监把鹿赶到跟前再去射。”

周培源的学生、理论物理学家胡宁回忆起周培源在西南联大时把他们带入了教科书上没有的学科最前沿，还风趣地说：“周先生的教学是帮助学生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尽每个人的能力跑。而现在的教学是让学生列队齐步走。”

(1943年，周培源（右三）访学期间与夫人王蒂澂、三女儿周如玲在美国加州寓所。这里也是中国留学生的聚点，左四为钱学森。)

“转变在教授里面比较迅速”

周培源1949年后在清华担任教务长期间，北京市委统战部在内部简历中对这位“清华元老派”人物的评价是：工作积极，虚心负责，对党表示钦佩，本质较单纯，转变在教授里面比较迅速。

那时何祚庥毕业分配在中宣部科学处，主持工作的科学处副处长于光远也是周培源的学生，经常去找周培源探讨物理学发展方面的问题，有时也会派何祚庥去，何祚庥一度也成了周培源的信使。

周培源多次跟他开玩笑说：“有一些学生本来成绩很好，后来忽然变成了60分主义，我就知道那准是参加了学生的进步活动了。国民党不会找我这样的人为他们开黑名单，当然我也不会去开什么黑名单，否则我一开一个准。”

何祚庥说，周培源1949年前较少过问政治，曾在课上不点名批评他：“不要去忙活动，那些活动都是浪费时间，那些‘唯心’‘唯物’的问题是搞不清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培源不但对共产党高度拥护，在国际场合上也总出现他仗义执言、舌战群儒的身影。学生们和周培源交流国际国内大事时，总能被他“与时代而俱进”的精神感染，背后都感叹：“我们的老师真的是大幅度地进步了。”

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拉开了序幕。和清华园中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周培源也经历了一段不容易的心路历程。

《光明日报》1952年4月发表了他自我批判的6000字长文。他检讨自己曾经“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比作反动派的强迫人去受训”，曾经从资产阶级“国际学者”的思想出发，认为科学研究是高于一切的工作，看不起行政，鄙视行政，抗拒吸收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思想上抵制院系调整计划。他表示，要下决心重新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后，包括周培源在内的许多清华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转变。1952年教育部重启院系调整。清华老友们就此各奔东西。周培源随清华文理学院一起调入北大，担任教务长，他的家也从清华新林院搬到了新北大的燕南园。

由于二女儿周如雁参了军，周家成了燕南园第一户“光荣军属”，院里孩子们常来“拥军优属”。周家有一只爱尔兰猎犬，名叫阿利。阿利瘦高细腰，有着长长的棕黄色卷毛，非常漂亮，跑得飞快。孩子们都很喜欢它，常要求跟周大爹一起去遛狗。周大爹乐于满足，但有个条件，就是要跟他一起跑，而且要跑一大圈（不少于1000米）。回来后大家往往累趴下了，不得不佩服周大爹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一英里跑冠军保持者。

周培源有时候会骑着车，带着阿利去打猎，常去的是圆明园旧址。可惜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规定居民家中一律不得养宠物，以防美国搞细菌战，阿利被送去了动物园。

有人说，周培源是“太太的客厅”里最有别致的浪漫情怀的客人。他常说，家有五朵金花（夫人和四个女儿），“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喜欢”。他整日把“爱”挂在嘴上，女儿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

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喜欢收集中国古字画，周末就去逛荣宝斋、宝古斋等。买回几幅后，周培源也被勾起了兴致。荣宝斋、宝古斋进了新货常会通知他们，有时还会派人送字画来，周氏夫妇便挂在墙上欣赏、讨论，有时几周还不能决定取舍。

以前在“星期六聚会”上一起欣赏书画的老友们也常来做客，艺术品世界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为收藏字画，王蒂澂生活节省，困难时期成了北大、清华唯一患浮肿病的教授夫人。80年代末，周培源夫妇将收藏的145幅元明清字画无偿捐献给了家乡无锡市博物馆。

“老实又倔强的学者和长辈”

当1957年来临的时候，周培源没有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样因“有职无权”而鸣放。因为他遇到了江隆基，他在北大是“有职有权”的。

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是北大的实际主政者，早年就读北大，曾留学日欧。他只身上任北大，带来了一股近似清教徒的、不苟言笑的“老八路”作风。他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认为北大教师“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具有高度的自尊心”。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知识分子最好的团结就是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周培源与他共事非常愉快，视之为“良师益友”。

1956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周培源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这一年，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957年整风时，他也提了一些意见，但基本属于“和风细雨”型的。他清醒地说，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决不可有国家非我不可的错误想法。

反右开始后，他也能跟上形势。他曾如此表露心声：1949年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担任领导工作的三个反蒋积极分子如今都成了右派，这使他痛心，也使他惊心。他说：“这事实说明了，任何人如果不能随着时代进步，都有落伍危险。”

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大，调往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

燕南园几乎倾园而出，为他送别。周培源默默无语，王蒂澂竭力安慰着江隆基的夫人宋超，周家几个女儿与江家的女儿们难舍难分。

“文革”期间，周培源夫妇经常想办法与何祚庥等学生悄悄通消息，了解情况。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老有很强的革命性，在‘文革’中，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敢于挑起这面大旗，反对聂元梓，我们私底下都说周老真是有勇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季羡林真正认识了周培源。季羡林1930年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时，周培源是物理系教授，他只是在校园林荫路上看到周氏夫妇走过而已，望之如神仙眷侣。他记得，“文革”中，北大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大饭厅举行过一次公开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台上。周培源也坐在台上，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但季羡林却充满敬意，觉得这正是他一身正气的体现。

也正是这个机缘，奚学瑶这个北大中文系64级学生得以与地位悬殊的周培源有了较多接触，从而有了多年的交往。他说，原来只觉得周培源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尊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交往多了，神祇似的光环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他作为凡人的形象：待人平等民主，处事认真，为人谦和，是一位既老实又倔强的学者、长辈。

周恩来让人转告周培源，要他退出群众组织。周培源的这段独特经历仅一周就画上了句号，评价和解读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老科学家当群众组织的头头，恐怕在全国都算绝无仅有了。女儿周如玲认为，父亲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来面对这场从未经历过的动乱的，凡事都靠自己去探寻一个为什么，再问一个对不对，然后沿着自己认定的道路走下去。“正因如此，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他显得那么不合‘上面的’节拍，也无怪社会上盛传他‘科学上是老教授，政治上是红领巾’”。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周如玲认识到母亲的坚强可贵。温文尔雅的母亲从未经历过这种天翻地覆，但当它来临时，她临危不惧，始终相信父亲，从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与亲人划清界限甚至揭发以保全自己。她在万难中悉心照料着家，父亲只要回家总能得到支持、抚慰和安宁。

1971年9月，中央着手纠正教育界的极左倾向，指示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

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本是应《人民日报》之约写的，因姚文元不同意，后转到《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忽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是无知和近视的。譬如微积分，当时并不是直接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后的今天来看，生产之中无处不在应用。张春桥讽刺这篇文章“在三百年后可能有用处”。一时间，周培源遭到围攻。

武际可说，一开始周培源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他觉得，周老师是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公开坚持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重要性的中流砥柱，是中国科学家里最能仗义执言的人。

(1979年10月，英国前首相、牛津大学校长麦克米伦访问北京大学，与周培源交谈。)

离开燕南园

1978年，76岁的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很珍惜这晚来的历史机遇和使命，希望能像蔡元培那样在北大开创一个新局面。

当时的北大，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复杂，拨乱反正的任务异常艰巨。

1978年初春，江隆基的夫人宋超来京申诉，此时江隆基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周培源去看她，两人都流下了眼泪。随后，周培源给时任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关于江隆基的两份材料。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他在6月9日的一次会上向学校党委常委和其他领导散发了这两份材料。作为回应，周林则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一塔湖图两锅周”之“两锅周”出现了意见分歧。

1980年，周培源从美、加讲学回来，北大出现了一种传言，说他是“外事校长”，甚至有传言说他出国时带回一批电子表牟利。实际上，这是他受访问学者所托给他们的家人捎回的礼物。

家人和亲友劝他急流勇退，他长久地沉默着。他甚至想到了北大校长马寅初说过的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但经过思考，他终于在1980年10月给中央领导人写了辞职信，获得了批准。

告别北大之时，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的几个问题》的重头文章，文章凝结了他一生对大学教育的思考。他说，在高等学校里，“左”的危害由来已久，不仅在十年浩劫中受害最深，而且远在“文革”前就有了多次失误。“我们中的大多数虽饱尝其苦，但同时又是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左’的错误的拥护者，甚或是执行者。”他呼吁，要总结经验，进行坚决而稳妥的改革。

1981年秋，周家搬离住了近30年的北大燕南园56号，一个种着樱花的小院。

“缓上派”代表

虽然不再担任北大校长，但周培源的兼职越来越多，政治地位越来越高。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又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1992年在庆祝周培源90华诞时，他的终身挚友陈岱孙撰文说，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恐怕周培源自己也从没想到过社会活动家的事业会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两个阶段，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对于政治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兴趣，后来为什么改变呢？陈岱孙说，这似乎是偶然的，实际上又不是偶然的。

好友金岳霖也曾半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梁思成也许能活得久一点，可身体不好，最后唯一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周公’了。”

晚年周培源的外事和社会活动依旧繁重，有人从台湾驾机归来他都要被请去参加接见。武际可不解地问：“你是科学家，怎么什么活动都得参加，不能推掉吗？”他有些无奈地说，政协很多人平时来开会都带着氧气袋，因为他身体还行，秘书处有事就都找他，他不去不好。

陈耀松说，科学家有科学研究型和科学组织型两种，国内的知名科学家大多是后者，一般是早年有骄人的科研成绩，为众人所公认，而后担任了科研组织工作，但被历史推上这个位置，未必就一定是最适合的。

1973年7月，毛泽东会见杨振宁，周恩来和周培源陪同会见。毛泽东与杨振宁轻松漫谈，周培源在旁用笔记本认真记录。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毛泽东笑问：“你现在落后了吗？”周培源也笑着说：“是很落后，后来者居上。”

周培源的忘年交奚学瑶说，周培源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的人，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领域取得了令世界各国同行们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过多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占去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由科学家变成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这是国家需要的，于他个人追求的科学事业则是一种损失，更别说被那些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耽误的时光。个中苦衷，世人又有多少能够道破？“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大概还是当一个科学家，一个恂恂学者，在科学的田陇上辛勤耕作吧？”

晚年，三峡工程成为周培源最关注的事。他全身心投入了这场世纪大讨论，并成为“缓上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他始终坚持着不同于主流派的主张，在医院里还在给中央领导写信，甚至不顾自己的心脏病与人拍桌子争论。

1993年11月23日晚，他吃完了饭，和往常一样来到客厅里，和坐在轮椅上的老伴一起说笑看电视。电视上出现了一位他熟悉的科学家，谈的是三峡问题，他听后变得沉默，上楼回了自己卧室。

第二天早晨，他像平常一样，起床后在阳台上打了一套太极拳，做了一套早操，然后下楼来到老伴床前，像往常一样大声问安：“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哪儿不舒服？腰痛不痛？别怕困难，别怕疼，多活动活动，会好的……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

周培源50岁上右耳失聪，所以说话声音很大，周家上下每天都要听他高声“谈情说爱”。就在不久前，夫妇俩刚庆祝了他们的60年钻石婚。他们相濡以沫一生的恩爱深情，让亲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例行问候完，周培源又跟老伴聊了一会儿，几乎如数家珍地将一些老友的近况依次捋了一遍，随后说心脏有些不舒服，要回卧室休息一会儿。因他还未吃早点，家人过了一阵去请他喝牛奶。这时，91岁的周培源已静静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