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遥：香港的“大武侠时代｜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导读
2018年，香港当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驾鹤西去，让几代武侠迷感叹“世间再无江湖”。如今蓦然回首，依然听闻剑啸香江；转身寻“侠”香港，此情可待成追忆。梳理江湖过往，犹如大声念出英雄大会的“点名簿”，历数风云人物，让我们重新审视作为香港文学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如何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让英雄情怀和民族大义成为无数华人的精神图谱，也让我们看到香港多元文化中“武侠基因”的流变。
文章精彩较长，因涉及一段重要的文化史，为保证完整性，故全文推出，请耐心阅读。
香港的“大武侠时代”
林遥
一
1959年5月20日，这一天，世界上可能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于香港而言，有两件后来该被记住的事，在当时确属小事，除了当事人，恐怕谁也不会在意。如同凤仙花的种子和黄豆的种子很相似，但是种在泥土里，如果不长出来，没人知道它会是火红的花朵，还是累累的豆荚。
第一件事，是金庸创刊了《明报》。这一年金庸三十六岁，是他南下香港的第十一个年头。《明报》成名后，谣诼纷纭，有说这是金庸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本开办的，也有传言金庸获得台湾国民党暗中支持。金庸晚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访问时，说：“我把版税所得匀出大部分，约八万元，另加沈宝新的两万元，合共十万，创办《明报》，如果有人支持，我们就不用挨得那么辛苦了。”
金庸当时已经写出《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三部小说，尤其是《射雕英雄传》，风靡一时，读者众多。1958年，被香港峨眉公司改编成电影，开启了持续到1970年的粤语武侠片潮流。也正因此，彼时的金庸已挣了不少版税，故有了点资本。当时香港办报成本低廉，已在报业任职多年的金庸，不肯为他人作嫁衣，自然选择“老本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左翼报纸正值全盛时期，与其他报纸三分香港报业的天下。香港还有一些倾向台湾国民党的商办报纸，其中以《工商日报》为代表，此外，香港部分中间报纸的立场也倾向台湾，较有名的有《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
在这样群雄林立的报业环境下，《明报》区区十万元的成本，不过是夹缝中求生存。在当天的发刊词中，金庸表明了《明报》的立场：维护“公平与善良”，坚持不左不右不站队。《明报》初创，馆址设在北角春秧街（后移迁中环大中华餐厅楼上）。为节省成本，人人身兼数职，金庸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妻子朱玫跑香港本地新闻，潘粵生当编辑（后为《明报》总编辑），营业部则仅靠沈宝新和戴茂生两人支撑，从上到下，不过五人而已，所以，当时的《明报》只是一家小报。
调侃着说，金庸从大报的编辑变成了卖小报的；冠冕着说，金庸华丽转身，独自创业。但是无论怎样看，都是前途未卜，并不乐观。
《明报》四开一小张，金庸自觉较为适合香港人的读报口味，在内容编排上，以吸引眼球的凶杀色情等内容为主，有意无意地迎合读者，格调定位较低，主打是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这部小说也是明显讨好读者。
前传《射雕英雄传》刊载在《香港商报》上，结束时间是1959年5月19日。从两书的顺序来看，完全是无缝衔接，从中可以窥见，金庸对《神雕侠侣》的写作，早有预谋。
《射雕英雄传》结束连载时，金庸还写了段告白：“我在本报撰写《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已近三年半，承蒙各位读者不断来信指教和讨论，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我和《商报》同仁以及《商报》的读者们交情也不算浅，本应该续撰新作，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将来一俟有暇，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
这段启事刊出的第二天，金庸的《明报》就创刊发行，《神雕侠侣》刊发在第三版头条，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读者买报。
《明报》首期刊载《神雕侠侣》
尽管金庸做了细心的考量，《明报》创刊当天印了八千份，还是没有卖完，剩余的也不知如何处理了。陈昌凤在《香港报业纵横》一书中说，很多年之后，金庸愿意出二十万高价买一份《明报》的创刊号，但没有结果。
第二件事则更小。在这一天，香港有一对青年男女喜结良缘，从此相伴终生。他俩当日恰好途经报摊，买走了一份《明报》创刊号。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1959年的年底，这位二十四岁的男青年将会收到《明报》的邀稿函，从此，他将开始与金庸长达一甲子的友谊。
男青年刚从内地到港两年，名字叫作倪匡。
青年倪匡
把香港的这一天，放大到香港这一年，发生了在香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明报》创刊两月前，时维1959年3月的一日，香港《蓝皮书》杂志的老板罗斌来到湾仔庄士敦道，来找香港米业商会秘书周叔华。
周叔华见到罗斌，不免有些惊讶。罗斌说，我有个好主意，要和你一起商量一下。
罗斌是广东开平人，1923年生于澳门，中学毕业后在香港远东航空学校攻读机械系，准备日后投身于飞机维修，不料在毕业后，恰逢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香港，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因为父亲在上海，所以罗斌跑到了上海。罗斌一向自立，没有依靠父亲，自己到上海文汇书报社里工作，他在书报社里，认识了著名的音乐家梁乐音，两人利用余闲合作出版了一些音乐歌谱，居然相当畅销，赚到不少钱。第一次做出版就有利可图，使得罗斌在日后对发展出版事业有了兴趣和信心。
抗战胜利后不久，罗斌打算离开书报社自己创业，但是干哪一行呢？罗斌自承，若搞工业，由于中国本身科技不发达，一旦外国有什么新发明，自己辛苦钻营自然是白费心思，何况自己又没有多少资金；如果搞出版行业，外国人不懂中文，很少机会来竞争，相反外国有好的文章，可以把它翻译过来。
此时，罗斌认识了与他年龄相仿的朋友，名叫冯葆善。两人相谈后相当投契，罗斌告诉对方，自己以前曾出版过音乐歌谱，赚了点钱。冯葆善说，既然你对出版有兴趣，我们就合作搞个出版社。没多久，两人筹备了一家名为“环球出版社”的出版机构，落户在上海南京路慈淑大厦，罗斌负责发行。
环球出版社的第一种刊物取名《蓝皮书》，32开，创刊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的出版截止时间是1949年5月1日，共出版26期，每期出版时间并不固定。《蓝皮书》聘请著名侦探小说家孙了红担任主编，取名《蓝皮书》的理由是：“正是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我们用来作书名表示这书里的内容，包括恐怖、刺激、神秘和惊奇。”在创刊宣言里明确主张：“《蓝皮书》不论国事，不谈民主，谈有何用，我们讲鬼，我们讲侠客，我们讲侦探，这些都是空虚的人物。这些故事也是飘渺的故事，可是人们在太痛苦的时候就爱空想，废话少说，丢开心事，翻开正文，走进你爱好的小天地去吧。”
《蓝皮书》的主要撰稿人，有孙了红、郑狄克、程小青、上官牧、僧麟、刘正训等等，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关中九侠》也在该刊连载数期。如创刊宣言所说，内容以侦探惊险类小说为主，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在该刊占的比重较大，像柯南·道尔、克里斯汀、奎宁这些的西方侦探小说名家，都有作品被翻译发表，此外还设有一些实事侦探、冒险故事、看图破案、五分钟破案这样的专栏。
《蓝皮书》甫一出版，即奏凯歌，于是环球出版社又陆续推出了《春秋》《西点》《幸福》等期刊，也成功发行。
1949年5月，正当环球出版社在上海的业务蒸蒸日上之时，罗斌从上海南下，跑回香港来避内战，怀里揣着两根金条和一箱旧稿、杂志，结果在香港连工作都找不到。罗斌遂老调重弹，再树环球出版社招牌，复刊《蓝皮书》。雇不起人，自己一个人编，稿件由跟他一起南下的作家方龙骧负责。两人一个编，一个写，把罗斌从上海带过去的旧稿补进去，编成创刊号，发到报摊，居然就此立住了脚。
《蓝皮书》秉承上海旧日风格，32开，薄薄一册，皆为西方翻译过来的侦探小说，偶然也有香港本土作家西门穆和田振南的作品。西门穆即梁穆叔，专事翻译和写作；田振南是香港的私家侦探，办案经验丰富，以案件入文，颇为吸引人。但是，平心而论，《蓝皮书》过于迎合市场，其文章质量不佳，译笔拙劣，译者甚至任意窜改原文，可谓沙石满纸。封面一望即知，为吸引读者而设，多为外国人物画家手笔，抽象、写实杂糅，所绘皆为美人，杨柳晚风，芙蓉晓日，翠眉玉颊，一笑倾城。
《蓝皮书》之后，在环球出版社旗下，罗斌又推出了甚多刊物，内容芜杂，迎合读者，销量很大，粗略一算，有《环球小说丛》《环球文库》《蓝皮书》《西点》《黑白》《迷你》《新电视》等等。这些刊物几乎伴随着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成长。
环球出版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止，每天出版一本四万五千字的小说，需要的作家数量多得惊人。在作家选择上，罗斌喜用新人。当年作家依达写第一本小说《小情人》的时候，还是个背书包的中学生。依达说，潘柳黛推荐他给罗斌写稿，稿子送上去，心里没底，想不到罗斌居然用了。著名日文翻译家东方仪，也是罗斌一手发掘，两人相逢于天星渡轮，罗斌搭讪几句，就请他为“环球”当日文翻译。名满香港、被誉为巴金接班人郑慧的《紫薇园的秋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出版。
环球出版社已拥有如此之多的杂志，但罗斌仍未餍足，他计划出版一本完全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的杂志——《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创刊号
彼时，武侠小说多连载于各大报纸副刊上，最负盛名的作家自然是金庸和梁羽生。善于经营的罗斌立刻想到：创办一本独立的杂志，以此来对抗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这亦是他的合纵连横之道：既然金庸、梁羽生写得那么好，那我就联合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一期杂志，可看多篇不同作品，这叫乱拳打死老师傅！
专门刊登武侠小说的杂志，在《武侠世界》创刊之前，常见的有三种：我是山人（陈劲）1950年创办的《武术杂志》和《武术小说王》，以及丘香林1951年创办的《小说世界》，撰稿名家都是原来的粤籍报人，1949年后来港。换了出版地，但作者队伍未散，我是山人、念佛山人、大圈地胆、王香琴、毛聊生（金锋）、萃文楼主（高天亮）等人，原本即同事，抑或同行。这个作家群体，以粤语写广东洪熙官、方世玉、黄飞鸿等民间英雄的故事，后来被定义为“广派武侠”，在香港发扬光大，进而延伸出一系列的武侠电影。北派武侠，镖车辚辚，南派武侠，拳师萧萧，南北风格泾渭分明。
此一时期，本来没有名字，直到金庸、梁羽生崛起，“新派”武侠小说进入史册，这些作者则被意外地归到“旧派”。估计我是山人等人也会纳闷，混江湖那么久，历史给的定论，原来竟是“旧派”。
武侠小说本无所谓“新派”“旧派”，这种时期划分，是后来的研究者，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命名。民国时期，郑证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等前辈出道时，也曾被目为“新派”，但随着时代发展，竟然被认为是比“旧派”还旧。
想要创办一本独立的武侠小说杂志，需要有一名能镇得住“武林群雄”的主编。罗斌的目光遂锁定周叔华，才有了罗斌登门拜访的一幕，因为罗斌准备邀请他来作《武侠世界》的主编。
周叔华何许人也？为何罗斌看中他了呢？
二
周叔华1909年生人，原籍广东南海，但是数代之前已经移居广州，经营檀香生意。周叔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经济系，中文颇佳，英文亦很流利，毕业后，在电报局工作。1948年，为避内战跑到香港，在香港米业商会担任秘书。秘书工作不需要固定时间上下班，周叔华不待在写字楼时，就躲到公寓里写作，主要是武侠小说和分析赛马信息的《马经》。
周叔华写武侠小说用的是笔名，叫作蹄风。“马蹄生风”渊源自“赌马”，平时写《马经》，笔名是“叔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明报》曾举办“明报杯贴士赛”，对参赛的马评人用一个季度的成绩来进行计算，“叔子”由于其中一场贴中了冷门的赛马“喜鹊批”，抛离了其他对手，成为第一届的第一名，可见他对于“赌马”甚有心得，《马经》写得非常成功。因为喜欢赌马，蹄风认识了不少香港的武术高手，比如香港白鹤派的宗师吴肇忠，太极拳名家董英杰，都曾经为他写的小说题过字。蹄风的小说在东南亚很畅销，名气甚至超过了香港。
在香港，根据武侠小说改编成为武侠电影，以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为多，台湾则是卧龙生和诸葛青云为最。其实在那个年代，蹄风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武侠电影的数量，也并不在少数，从1961年到1963年，改编自蹄风小说的武侠电影，大概有十部，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梁羽生。1961年改编的首部电影，由罗维导演、林黛主演的《猿女孟丽丝》，同一时期，亦改编拍摄《天山猿女》，由尚在童年的萧芳芳主演。
蹄风《猿女孟丽丝》报载本
蹄风的大部分武侠小说都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清代初期包含十多部小说的大系列，从康熙一直写到乾隆。武侠小说几部相关联，构成系列，几乎是当时很多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习惯，最为代表的是梁羽生的“天山系列”，连绵二十多部，从明朝初年写到清朝中后期，金庸也有“射雕三部曲”。蹄风的系列小说，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天山猿女》讲的是猿女孟丽丝由猿猴养大，在西藏的噶丹寺为天龙派扬名，其中穿插有明末遗民抗清的情节。《猿女孟丽丝》讲的是孟丽丝与江南八侠甘凤池、吕四娘等助雍正登位后，遭雍正出卖，孟丽丝被雍正迷奸，成了雍正皇妃，结下一段孽缘。《清宫剑影录》讲司马长缨及王雪莲一对侠侣刺杀雍正。《武林十三剑》讲述乾隆的十四皇叔有个女儿飞凤郡主，她爱上司马长缨，假称失身于司马长缨以作威胁，逼司马长缨离开王雪莲。《龙虎下江南》则是司马长缨与群侠在江南大会的擂台上歼灭作恶多端的飞凤郡主。
蹄风写入小说的角色可说海纳百川。除了与雍正传说关系最深的江南八侠外，晚清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中的冯道德、周日青也都被用上，还有武术史的内家拳家王征南也在其中。更特别是，梁羽生《白发魔女传》的卓一航和玉罗刹，也出现在《密勒池剑客传》里，蹄风还为二人写了一个女儿卓映霞。同样，金庸《书剑恩仇录》里的天山双鹰和白振，名字也出现在蹄风的小说里，身份也有相似处。蹄风小说成了当时清朝武侠人物集中地，虽然不免有蹭金庸、梁羽生热度之嫌，但也可以反证蹄风确有想象力。
蹄风小说的地位，并非凭借他人的角色来完成，同样创造了一批独特人物。最著名的是“猿女孟丽丝”，这个灵感，明显来自“人猿泰山”。孟丽丝最惊人的情节，是身为女侠，却遭雍正迷奸，然后甘心做了他的妃子。正义的女主角竟然成了大反派俘虏，在当时武侠小说通行正邪不两立的风气下，这样的写法破格而大胆。
蹄风小说里另一超越寻常的人物，是蒙古佛教的女菩萨沙哈洛，她在蹄风几部小说中都有出场，而且戏份颇重。身为女活佛竟然和江南八侠中的王春明发生关系，还生下私生女王雪莲，成为另一核心人物司马长缨的情侣。司马长缨也和书中的女魔头飞凤郡主纠缠不休。反派女主角爱上男主角并非新创，但是飞凤郡主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没有因为爱上司马长缨而改邪归正，依然大杀正派侠客，这才是与众不同。
蹄风具有一种现代作家创作需要的硬心肠，他敢于让重要的正派角色被人杀死。正派角色像甘凤池、吕四娘、了因全都死于飞凤剑下，飞凤女魔头的形象予人印象深刻。这也是当时很多武侠小说家写不出来的。
在罗斌眼中，香港的武侠小说作家群中，1959年的蹄风，足以与金庸、梁羽生颉颃。
罗斌究竟如何说服了蹄风，目前没有资料可考，但是，在1959年4月1日，《武侠世界》创刊发行，第一页印着“督印人罗辑”（罗辑，究竟是罗斌的化名，还是当时印错，存疑）“主编蹄风”。创刊号16开，55页，封面上印着蹄风的《铁掌雄风》、金锋的《虎侠擒龙》、石冲的《武侠电影纵横谈》等标题。
如果细心统计一下，1959年，武侠小说在香港正步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况。1959年的3月，金庸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已经接近尾声。此前的1957年，张梦还在《武侠小说周报》连载《沉剑飞龙记》，广受欢迎。张梦还文笔极佳，小说写得精彩纷呈，孰料《射雕英雄传》刊出后，香江震动，与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打起了对台，“战况”激烈，被称为“龙雕之战”。1959年的1月1日，梁羽生在《大公报·小说林》连载其平生代表作品《萍踪侠影录》。武侠小说的阅读量日渐提升，成为香港人的重要休闲方式。
据《香港商报》记者余江强撰文记述，金庸创办《明报》后，自然不再替《香港商报》写武侠小说。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完结，《香港商报》想请梁羽生助阵，奈何梁羽生《萍踪侠影录》写得热闹，无暇分身。匆忙之际，《香港商报》总编辑张学孔、副刊编辑李沙威、编辑主任张初几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让自己报社的编辑李钦汉顶上，并在报上先发预告，类似当初罗孚推出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
李钦汉是体育版的编辑，小说题目都没有。编辑部又集体帮他“度桥”（粤语：出主意、想办法），张初起书名叫《赤心红侠传》，李沙威给他起笔名为杨剑豪。
李钦汉写作模仿金庸的文字和叙事手法，一写就是两年，完成两部小说《赤心红侠传》和《鸳侠盟》，后来都出版了单行本。金庸很看重他的写作，向《香港商报》建议，让李钦汉脱产，集中写武侠小说。可惜李钦汉要兼顾许多工作，没有再写武侠小说，但笔耕不辍，写了大量散文、影评、小说等，也编写过“马狗经”，曾写过专栏，就叫《古惑狗》，是个写作方面的多面手。
金庸除了1959年5月20日在创刊的《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此前的2月9日，因当时还没有独立创业，抹不开老东家《大公报》的面子，在其子报《新晚报》上写了一部《雪山飞狐》，6月18日连载结束，留下一个开放型结尾。
《大公报》的编辑周榆瑞举行家宴，邀请金庸和梁羽生参加。金庸当时和梁羽生等人专门讨论过《雪山飞狐》的结尾，大家都表示比较新奇，但并不赞同。
事实证明，小说确实“惊起一滩鸥鹭”。《雪山飞狐》的叙事手法是罗生门式，但这个结尾，金庸说是借鉴了马克·吐温写的一则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一个公主爱上了一个武士，但武士爱上了她的宫女，国王让武士在两扇门之后选择，一扇门后是他爱的宫女，如果他打开这扇门，可以和宫女结婚；另一扇门后是饥饿的狮子，如果打开这扇门，他会被狮子吃掉。公主知道两扇门后的秘密，她该如何给武士暗示呢？当然两则故事的意义并不相同。这部作品在金庸十五部作品中并不起眼，排名居后，但它别树一帜。
家宴的组织者周榆瑞，大陆读者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在当时香港，周榆瑞名列《大公报》“唐宋金梁”“四支健笔”之一，也写武侠小说。
金、梁二人，耳熟能详，无需多言，“唐”是指笔名“唐人”的严庆澍，“宋”就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
大陆读者识得宋乔，大半因为一部《侍卫官杂记》，当年风靡一时，记忆中，封底还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周榆瑞当年曾以记者的身份派驻南京，近距离接触过蒋介石，对蒋政权上下官员以及各种小道消息颇为熟稔，以“宋乔”笔名写出了《侍卫官杂记》。此书后来流传极广，行文幽默，彼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曾接见周榆瑞，对其书赞赏有加，但周榆瑞自己并不满意，因报纸连载，写得过于散漫。
《侍卫官杂记》的成功，激励了《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罗孚又让严庆澍写出一部洋洋大观的《金陵春梦》。《金陵春梦》的影响程度远超《侍卫官杂记》，记得我小时候还曾和别人闲侃过蒋介石原来叫“郑三发子”，听得别人连连惊叹。而我讲的素材，就是来自这部小说，事实上，严庆澍连蒋的门都没进去过。
严庆澍取笔名“唐人”，与“宋乔”对应，唐宋是两个朝代，而陈文统笔名“梁羽生”，梁也是朝代，等到金庸，金还是朝代，四人相映成趣。
香港光明出版社印行，田牧风《域外屠龙录》第一集封面
金、梁撰写武侠小说，迅速崭露头角，周榆瑞见猎心喜，在《新晚报》上也连载了一部武侠小说《域外屠龙录》，署名“田牧风”。
田牧风是周榆瑞，这个内幕，是金庸在《谈》一文中说的：“他曾以‘田牧风’的笔名，在《新晚报》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名似乎叫作《异域英雄传》。他对外国有兴趣，因此中国武侠小说的背景也搬到了外国。这部小说人物的性格模糊，故事缺乏高潮，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因之报馆中有一个同事在背后挖苦说：‘这小说的书名应当改作《侠客结婚记》。’我只对榆瑞简单地提了几次意见：‘对话太多，情节不够紧张，没有作为中心的人物和故事。’却没有好好的和他讨论，如何补救和改进。现在想来，不禁内心有愧。虽然，这种游戏笔墨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他在这方面尝试失败，那也算不了甚么。”
金庸在文中提到书名是《异域英雄传》，后来香港伟青书店出版实体书，名字是《域外屠龙录》。
伟青书店出版的《域外屠龙录》时间久远，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好友赵跃利是武侠小说的收藏家，他收藏了一套香港光明出版社印行的《域外屠龙录》，书名一样，内容一样，署名是“田风”，显然，田牧风和田风是一个人。
限于诸多原因，跃利兄也自承没有能力找到当年的《新晚报》核对。不知金庸“似乎叫做”并不准确，还是连载时和后来结集出书，名字不一样。但是观其内容，“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甚至说“书名应该改作《侠客结婚记》”，则不免有些夸大。
《域外屠龙录》故事背景是元朝，讲述范仲淹的后人范文玄，机缘之下，拜武当派黄裳道人为师，学习武艺，并且与师妹两情相悦。按照传统武侠小说套路，情节发展下去，就是各路英豪逐渐团结在主人公周围，抵抗外族侵略，推翻残暴的元朝政权，期间有男女侠客的爱情，最后建功立业大团圆。但是作者偏偏打破常规，整部小说，没有秘笈，没有奇遇，没有藏宝，也没有复仇，能力超凡的反派角色没有，武林大会什么的更加没有。可能唯其这样，读者的兴趣也就淡然了。
周榆瑞文字生涯中，仅写了这么一部武侠小说，后来他离港赴美，出版了一部自传体的书《彷徨与抉择》，昔日好友金庸回应了一篇《评》，引起了香港报纸各派阵营的一场笔战，恐怕当事人也始料不及。
周榆瑞1980年3月26日病逝于伦敦，享年六十五岁，一生传奇。
遥想《大公报》当年同仁聚集在周榆瑞家的客厅，一起讨论胡斐的一刀到底是劈不劈下去的时候，大概是西风残照里最后的愉悦时光。
香港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因金庸、梁羽生“双子星”过于闪耀，对于其他作家及作品缺少相关资料记载，很多作家的生平，并不十分清楚，近年经过一些武侠小说爱好者的广泛搜集，除金庸、梁羽生、蹄风、牟松庭、张梦还等人，还陆续发现杨剑豪、唐斐、孙寒冰、林梦、孟英、梁枫、高峰、彭浩一、官溪室主、散发生、商清、避秦楼主、何剑奇、东方骊珠、萃文楼主、双鱼楼主、童庚金等人的一些资料。根据香港出版的武侠小说数量，以及书后所附广告中的作家名字来看，今日对香港武侠小说的了解，依然还有距离，而对于中国武侠小说史而言，少此一块拼图，大有缺憾。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与同时台湾武侠小说作家大多专职武侠小说写作不同，香港专职武侠小说作家不多，上面提到的作家，多为兼职创作，可称“雅好”。
从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历史来看，女性作家介入武侠小说的创作，公认是在新世纪之后，“大陆新武侠”推出了“女性作家群”，如沧月、步非烟、盛颜、慕容无言、沈璎璎、楚惜刀等人，香港则有郑丰，台湾有荻宜。但是香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有女作家曾执剑步入武坛。
梁枫，原名梁慧珠，另有笔名端木红，1925年出生，广东中山人，香港资深女作家，写过大量文艺小说，如《嫁衣》《风雨故人》《蓝千叶》《一串小梦》《天山之约》等，也写过若干专栏。若无新发现的资料，她可能是当时唯一写长篇武侠小说的香港女作家，武侠作品虽然只有《丹心奇侠》和《剑胆游侠》两部，但是填补了“新派”武侠小说女作家这一空白。梁枫的两部小说独立成篇，《剑胆游侠》又是《丹心奇侠》的续书。《丹心奇侠》讲述飞山燕李红霞与周天晓、王霸天之间的恩怨。《剑胆游侠》则是飞山燕徒弟的故事。
倪匡曾在文章中素描梁枫，说梁枫个子娇俏，性格活泼爽朗，十分好客，甚至可以在她香闺里喝酒胡闹。梁枫一直坚持写作，虽性格爽朗，但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可惜她的武侠小说早已绝版，难以领略其刀光剑影的文字风采了。
还有写作《冰霜剑华录》《铁骑英烈传》的孙寒冰，原名张易扬。当然，这个名字，读者并不熟悉，可是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张彻。没错，就是香港导演张彻，武侠电影的巨匠。
张彻自承：“我在《铁骑英烈传》里所写到的人物，关于清廷和太平天国方面的人，无一至于杜撰，不但双方的重要角色，只要文中写出姓名的，即使是一个小兵之微也都有所根据。”照此说法，这部武侠小说应当名标史册，可惜张彻偏要在武侠小说里发挥“武侠无用论”，侠客纵有通天本领，也非洋枪、洋炮之敌，可谓“否定武侠的武侠小说”。情怀固然可嘉，反思亦可圈点，但读者是否买账，则是见仁见智了。
三
罗斌创办的《武侠世界》，首开专门刊登武侠小说杂志的先河，每周一刊，读者一次读到的字数更多，远比在报纸副刊上阅读更为过瘾，一时间，《武侠世界》大卖，每期发行量达到一万余册，并且遍及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
罗斌是生意人，他把在“环球”旗下的《西点》《蓝皮书》里面连载的武侠小说，重新刊登在《武侠世界》。刊登旧稿之外，新稿转移在这块阵地，一边连载，一边由旗下的环球出版社、武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七八十页一册的薄本，至今还受到武侠爱好者和收藏者的追捧。
除了《武侠世界》，1959年10月5日，罗斌还创办了《新报》，除刊登香港新闻，主要登载《马经》和《球经》。
蹄风武侠小说和《马经》写得好，更兼有一手好书法，《新报》的报头就是他所题，《新报》发行，他也一直为《新报》写《马经》。
罗斌有他的“生意经”：“我每天要出版新刊物和《新报》，有些是无本生意，例如印刷可以用报纸的剩余纸张，《新报》的开度窄一点，剩余纸张就多一点。排版印刷呢，反正都有伙计，有机器，能做就做。出版这么多，一些赚得多，一些赚得少，但总归是赚嘛。”
《武侠世界》的创刊，让《明报》老板金庸见猎心喜。极具生意头脑的金庸，自然不会让罗斌独占风头。《明报》经过半年多的运行，在1960年1月11日，创刊《武侠与历史》杂志。为吸引读者，金庸一出手，还是武侠小说——他给1959年的《雪山飞狐》，写了本前传《飞狐外传》，跟《武侠世界》打起了对台。
1960年1月11日《武侠与历史》首期刊载《飞狐外传》
《武侠与历史》第1期，还刊登了署名“燕人”的文章《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紧接着，1960年1月15日香港《真报》“虻居杂谈”专栏，衣其写了篇文章《推荐——这题目实在大了些》，在文中赞扬燕人《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一文，并说：“在探讨武侠小说发展的过程中，将武侠小说提高到理论上来评价……”
衣其者谁？青年倪匡是也！
在刊发小说的《武侠与历史》杂志，出现一篇论述武侠小说理论的文字，又是为何呢？
此前不久，学者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抛出了“武侠小说是下流的”这一言论，1959年12月，演讲内容在香港发表。12月8日，金庸读到演讲内容后，迅速做出反应，12月10日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事并未就此完结，1962年，《明报》还在报道中嘲讽胡适是“鸡鸣狗盗”之徒，就在这一年，胡适去世，这本是件大事，然而《明报》仅仅在第四版中间登了篇幅很小的报道，金庸本人也没有表示哀悼。由此可见，胡适批评武侠小说的态度，刺伤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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