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基本建设收费停滞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科研人员们积极主动地申报与各自研究课题相关的发掘或调查项目，今年承担的主动性课题有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重大考古项目“河套地区史前 聚落与社会研究”、“阴山北麓乌兰察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与研究”、“长城地带鲜卑墓葬研究”等。此外，配合各盟市大遗址保护相关工程建设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延续以往的基本建设考古等仍有条不紊地进行。持续了十四年的中蒙联合考古项目继续开展，考古发掘和调查成果都十分显著。

一、依托课题的考古发掘项目

1. 化德县四麻沟遗址

“阴山北麓乌兰察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与研究”项目持续数年，经过长期调查和试掘工作，2017年新发现的化德县四麻沟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白音特拉乡解放村自然村，经过两个年度的发掘，面积达 1800 平方米(图一)。

图一 四麻沟遗址航片

遗址地层堆积厚约25—160厘米，共分为四层。所有房址均开口于四层下，共发现房址 17座。保存较好的16座房址中，F2、F8为圆形半地穴式，F3、F16为方形半地穴式，其余均为圆角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半地穴式(图二)。房址大小不一，圆形房址直径330—450厘米左右;圆角长方形房址进深380—600厘米左右，间宽350—550厘米左右;方形房址边长500—550厘米左右。房址面向南，门道多为长方形台阶式，有的门道外两侧设有门柱。室内均设有二层台和壁柱。地面灶形状呈圆形、多数灶面上放置有石块。个别室内还发现有窖穴。

图二 四麻沟遗址F7全景

四麻沟遗址发掘出土遗物以石制品为主，少量的陶器残片及骨器。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残碎兽骨。石制品以打制石器为主，少量为磨制或局部磨制。器形有铲、锄、斧、锛、砍砸器、锛形器、刮削器、磨盘、磨棒、磨石、石杵、石砧、石垫、穿孔器、石镞、细石叶、饰件等。陶器极少，多为较小的陶器残片。主要为夹砂黑褐陶、夹砂黄褐陶和泥质黄褐陶，质地疏松，火候低。纹饰有编织网纹、编织麻点纹、指甲压印纹，以及一定数量的素面。制法为泥片贴筑法。器形简单，出土有釜、筒形罐、敞口小底罐、片状器、纺轮、饰件等。骨器有锤、铲、骨柄石刃器、锥、针等。

四麻沟遗址整体属于村落遗址，根据C14测年及遗址内地层、打破关系及遗物的年代分析，年代大概从距今8400年左右延续到约7800年。该遗址应继承了早期裕民文化的因素，属于裕民文化晚期遗存，四麻沟遗址的发掘丰富了裕民文化的内涵。遗址地处生态交错带的北部，可能是北方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的重要节点地区。从调查资料看，该文化已经影响到内蒙古中北部的草原地带。此文化的发现填补了北方草原地带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为研究东北亚早期文化交流及北方原始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提供了线索，为研究裕民文化谱系的纵向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2.“河套地区史前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年度工作

(1)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

该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滩子村石口社东北方向5公里处的一坡地上，南侧近邻沿黄高速公路，北侧濒临黄河，发掘区因位于沙窝子里，遗址上部黄沙层约有2—3米厚，清理完沙层后即为文化层。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计揭露灰坑108座、墓葬4座、房址8座及沟2条(图三)。其中以朱开沟文化为主，鲜见龙山时代及战国时期遗存。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另有少量骨器及青铜器。

图三 准格尔旗石口子朱开沟文化遗址发掘区全景

遗址内房址数量应该较多，但大多保存状态不佳。文化层及灰坑填土中多见白灰面残块，居住面残片，还见不少柱洞。房址以长方形半地穴式为主，半地穴式大多仅存白胶泥居住面，灶坑多位于房屋一角。仅见一座地面式建筑，残存一道土坯墙。墙壁为草拌泥抹面，并经火烤。

此外，石口子遗址还发现少量战国遗存，见有M1、M2及G2等，少量龙山文化遗存，以H72为代表。其余皆为朱开沟文化遗存。

石口子遗址属典型的朱开沟文化遗存，不见朱开沟遗址的甲组遗存。通过多年考古发掘反映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甲、乙两组遗存分别属于大口二期遗存(新华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但目前除了朱开沟遗址外，尚未再发现两种文化共存于同一遗址内的现象。石口子遗址龙山文化遗存较少，但地层、灰坑中却多见篮纹、粗绳纹等典型龙山文化遗物，加之该遗址趋平的地层、大量散落的龙山时代白灰地面残块等现象，暗示朱开沟文化时期居民可能对早期居址存在平整土地的可能性，这为深入探讨朱开沟文化时期聚落的选择性指标提供了可能性。

(2)“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龙山文化区域性考古专题调查”

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龙山文化区域性考古专题调查”是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大考古项目“河套地区史前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以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龙山文化专题考古调查为主、临近区域龙山遗址考古复查为辅的考古调查、航拍、测绘、信息化处理及试掘工作，为构建内蒙古河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区分各地理单元内(南流黄河两岸、岱海地区、包头地区等)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发展关系及文化内涵、特点奠定基础，借以深度探讨内蒙古河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社会进程与文明起源模式，助力中国史前文明研究。

课题组依《河套地区史前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总体规划》及《河套项目内蒙古区研究规划》，以厘清龙山时代石城(遗址)发展脉络、构建区域文化发展框架、辨析河套地区文明起源、重现自然环境变化与生业形态调整过程、以聚落群分布空间时代差异考察社会进程、以龙山石城聚落数量、密度、个体规模辨识社会复杂化为学术目标，全面启动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龙山文化区域性专题考古调查工作。

依规划，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龙山文化区域性专题考古调查工作主要区域集中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流黄河至陕晋蒙交汇处两岸约五公里范围内近12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行政区域涵盖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其中2018年开始的黄河西岸准格尔区调查面积周长约为188.44公里，南北长63公里，东西长30公里，总面积约为680.19平方公里。

将调查区域划分为8个版块。目前，项目组基本已完成黄河西岸A区、B区、C区、H区的调查工作，累计发现规模不等的龙山时代遗址、城址五十余处。且新发现一座石城址，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图四)。

图四 房塔石城址航片（东- 西）

通过2018年度的调查工作，目前可见在A区，因多丹霞地貌，遗址多以复合型遗址为多，单个遗址极少。复合遗址以仰韶或者朱开沟文化为主，龙山文化为主的遗址极少，大口遗址为A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址，其有较多面积较小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与大口遗址可能组成一定规模的聚落群。B区多为复合型遗址，以仰韶和朱开沟文化为主，龙山文化遗址明显增多，遗址多以仰韶、龙山、朱开沟、战国为组合模式，龙山文化单纯性遗址开始出现。

C区龙山遗址剧增且多为以龙山为主的复合型遗址，龙山石城开始出现。从目前调查情况看，龙山文化遗存在陕晋蒙交汇处始，存在向北趋多、趋众的趋势，尤其是C区龙山时代石城的出现，可能预示着龙山时代不同类型势力范围划分区域的可能。

3.苏尼特右旗阿拉腾沟墓地考古发掘收获

2018年9-10月，为配合北京市第七批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城地带鲜卑墓葬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对阿拉腾沟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13座，有土坑竖穴墓和偏洞室墓(图五)。葬式有单人葬和双人合葬，皆为仰身直肢。

图五 阿拉腾沟墓地航片

墓葬均为东西向，头朝西。土坑竖穴墓平面形状有长梯形及长方形两种(图六)。偏洞室墓的墓道土坑竖穴式，墓室位于墓道宽边一侧。大部分墓葬有木棺。棺木内部空间较狭小，大小仅容身。个别墓葬的棺板外侧发现了模糊的彩绘。

图六 阿拉腾沟墓葬全景

出土及采集到各类遗物80余件，出土具有典型鲜卑文化特征的陶罐、壶和菱形金饰片、方形金饰片及漩涡纹金饰件等;另还有铜镜残片和货泉、五铢、剪轮五铢铜钱，铁器有刀、剑、矛、带扣、带銙等，此外还有绿松石、玛瑙等项链及骨弓弭和桦木皮器等。

阿拉腾沟墓地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与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商都东大井墓地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座偏洞室墓又与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偏洞室墓结构一致，因此，初步推断该墓地为东汉晚期至北魏时期鲜卑族群的公共墓地。土坑竖穴墓很可能属于檀石槐联盟时期的鲜卑遗存。考古工作者以前未在辽阔广袤的锡林郭勒盟大草原发掘过鲜卑墓葬，此次发掘将填补锡林郭勒盟鲜卑考古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配合申遗的考古发掘项目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不规则方形皇城的城墙保存较好，近方形的宫城于皇城中部偏东。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于 2018 年 6月~11月，对辽上京宫城东向轴线西侧的宫殿址(17JZ3)和宫城西北部的长方形建筑基址 (18JZ1) 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收获。

三号建筑基址(JZ3)位于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东向中轴线最西端即一号建筑基址的西北部，是一座东向的长方形宫殿建筑基址(图七)。夯土台基南北面阔约32.6、东西进深约25.5米。台基上的地面建筑保存较差，仅存局部地面垫土、残墙体、磉墩和一个石柱础等。通过夯土台基上尚存的磉墩和墙体，可确认建筑的柱网布局。磉墩共有两周，外周为副阶檐柱磉墩(较大)，内周为墙内金柱、山柱磉墩(较小)。外周磉墩共18个，副阶檐柱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内周磉墩共发现10个，殿身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殿身尚存局部夯土外墙，残存少量白灰皮。殿身东、西两侧明间设门，西侧明间南北两端发现础石(或柱洞)，其间为木门限及其残迹;东侧北部夯土墙南端也发现对位柱洞。殿内仅存垫土，铺砖情况不详。根据层位关系可知，在三号建筑基址始建之初，外有夯土墙围合的院落，东、西、北侧均发现夯土墙体(南侧墙体被破坏)。东侧围墙对应殿身明间部分，有缺口，推测为院门位置，因此确认建筑朝向为东向。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判断，三号建筑基址是始建于辽代早期、废弃于金代初期的大型殿址。

图七 三号建筑基址（17JZ3）全景（上为北）

根据地面踏查和考古勘探资料可知，在宫城西北部有一组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群，呈东、西两列对称分布，每列5个。本年度对西列第3个长方形建筑基址(18JZ1)进行发掘。一号建筑基址是一座南向长方形建筑基址(图八)。该基址有早晚两次较大营建。晚期建筑(18JZ1A)利用早期建筑(18JZ1B)基础，修筑低台基，平砌三层长方形砖。东侧直接建在生土之上，西侧垫土找平。总面阔15间，进深3间。建筑东西宽约 66、南北进深15米，四面建有夯土墙。室内设两道隔墙，将JZ1A分为东间、中间和西间三个隔间。每个隔间均面阔5间，于当心间设门，门前为三瓣蝉翅慢道(西间慢道保存较好)。夯土外墙和隔墙中均有暗柱，有大小之别。大柱用础石，二大柱之间小柱垫砖块或石块。室内有明础石(金柱)呈东西两排，分2列。根据解剖沟资料可知，此长方形建筑分两次营建。其整体格局和门道位置基本没变，只是早期基础范围略大。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推定，长方形建筑基址(18JZ1)始建于金初，废弃于金代晚期。

图八 一号建筑基址（18JZ1）全景（上为北）

一号建筑基址下面，发现有辽代地面，以及小型夯土遗迹。较为重要的是，在一号建筑基址的始建地面发现了两个奠基祭祀坑，是本年度重要的新发现。其中西侧长方形祭祀坑位于建筑西隔间当心间中部偏东，深约0.76米，葬3匹整马和骆驼蹄、牛头、狗头等动物，以及残人头骨等(图九);东侧圆形祭祀坑位于东隔间当心间后檐墙附近，深约3米，坑内中部埋一层切割、砍断的牛、马、羊等动物骨骼，坑底殉有14人个体，有5具完整尸骨，余为人头骨。部分有砍凿痕，显示为暴力致死。可识性别者均为女性，还有数名婴幼儿。

图九 长方形祭祀坑（上为南）

今年辽上京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收获。第一，增加了对辽上京皇城东向中轴线的认识。三号建筑殿址位于辽上京皇城东向中轴线最西端的大型宫殿址的西北，位置重要。

此建筑东向，体量较大，四周有夯土围墙，表明其建筑性质特殊，是辽朝宫殿建筑之一。三号建筑基址应是辽上京皇城东向中轴线上、宫城内的三号建筑群之一。第二，丰富了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布局和沿革的新资料。宫城西北部的长方形建筑基址(18JZ1)为南向，初步可定金代始建，沿用到金代晚期。此建筑之下，没有发现辽代大型建筑基址，仅有保存较好的地面。这无疑增进了我们对辽上京宫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第三，长方形建筑基址(18JZ1)下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填补了辽上京遗址考古的学术空白，是重要的新发现。两个祭祀坑，形状不同，瘗埋内容各异，分别以马和人为主体。这为研究辽金时期历史文化、民族礼俗和建筑营建理念等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配合地方大遗址保护的考古发掘工作

1. 鸡鹿塞城门及瓮城发掘

2018年5~6月，作为鸡鹿塞保护修缮工程的工作内容之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磴口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配合下，对鸡鹿塞障城城门进行了考古发掘。

鸡鹿塞为汉代朔方郡西部都尉塞道，其候官驻地鸡鹿障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乌拉嘎查北部。障城平面呈方形，边长69.3米。以花岗岩石块垒筑而成，石缝间有纴木、胶泥土块。墙体呈上窄下宽，宽度4—8.5米。城墙四角均筑有长方形角台。城门位于南墙中部偏西位置，外筑长方形瓮城。瓮城南北长23.3、东西宽13米，门址设于东墙中部偏北处(图一○)。

图一〇 鸡鹿塞障城航拍片（西南- 东北）

本次对城门及瓮城门分别作了清理，主城门平面呈长方形，西距西墙内壁16.5米，门道南北通长8.5、北口宽2.6、南口宽2.8米。门道两侧墙壁由花岗岩层层垒砌，剖面呈上窄下宽的梯形，残高约4米。

距门道踩踏面高约2.3米处的墙壁上各保留有纵向方形墙槽，应是立柱顶部横木槽。横木槽上方有垂直插入墙壁内的横梁残木。又在门道中部东侧墙壁上保留有一个木制门栓，推测城门门扇位于城门正中。瓮城门设于东墙偏北处，北距南城墙外壁1.35米，门道东西通长8.6米，东口宽2.3米、西口宽2.4米。木柱斜向竖立于门道两侧墙壁内设好的柱槽内，再用草拌泥将柱槽口封闭，此类暗柱共计26根，门道两侧墙壁内各设13根。同样暗柱顶部保留有横木、横梁的木炭痕迹。为了加强对瓮城门的防御，于瓮城门入口依靠北壁加筑一座石室，该石室平地垒砌，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南北宽1、深1.3米。又对门道垫土增高，加强入口难度，以便有效防御，其垫土层厚度约1米。

2. 额济纳旗大同城发掘和调查

2018年7-9月，为配合额济纳旗大同城遗址的抢险维修加固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额济纳旗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同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调查。

大同城遗址位于额济纳旗达拉呼布镇吉日嘎郎图嘎查西南18.5公里的荒漠地带，坐落在干涸河床南岸的平滩上。上世纪30年代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把大同城城址编号为K789。大同城平面呈“回”字形，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墙体夯筑，墙体坍塌成土垄状。

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13、南北宽184米，高4米，东、西墙开设城门，筑有瓮城。内城东西宽87、南北长92米，残高10米，墙体上下有成排的洞孔，城门设在南墙中部(图一一)。

图一一 大同城内城南门航拍片

根据大同城遗址的抢险维修加固工程的要求，分别对大同城遗址外城东城墙、内城的南城墙及城外水渠进行了解剖，对外城堆积层进行了试掘。通过解剖得知外城东城墙宽5.85米，城墙的构筑方式是先开槽后筑墙。基槽开在生沙上，宽5.3、深0.65米。基槽底部分两层填沙夯筑，之上为一层土夹一层沙或砂粒夯筑。夯层厚约5-10厘米。城墙在基槽上各外延50厘米起建。内城南墙宽6.7-6.95、残高10米。夯筑，夯层厚约8-12厘米。内城南门位于内城南墙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东西宽2.8-3.2 米。门洞东西用土坯垒砌土墙，宽60厘米，一侧与夯筑城墙相连，抹草拌泥。东西土坯墙两侧各有柱洞，柱洞相间30厘米，城内发现有灰坑、水井、城门、石圏等遗址，出土了砖、板瓦、动物骨骼等遗物。城外发现三条水渠，皆进行了清理，未见遗物。通过对大同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大同城城墙建筑年代为唐代，搞清了内城南门的基本形制以及城墙的建筑方式。

此外，还对大同城周边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墓葬、水渠、窑址、石圈、板瓦堆积等遗迹。

四、基本建设及抢救性发掘

1.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2018年度发掘概况

福路塔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树湾村福路塔社新村东北约300米处的坡地上。为配合大龙高速公路的建设，继2017年考古发掘工作之后，本年度再次揭露面积约5000余平方米，共清理长方形土坑竖墓99座、祭祀坑1座(图一二)。

图一二 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发掘区域全景

本年度发掘的墓葬以单人墓为主(图一三)，个别可见双人合葬墓和三人合葬墓。其中有一座为上下两层叠葬。部分墓葬的填土经过夯打，土质坚硬，夯层、夯窝清晰可见。墓向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东西向墓的数量约是南北向墓的两倍余。东西向墓死者头多朝东;南北向墓墓主头多向南。多不见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葬数量最多，仰身屈肢葬次之，另有侧身叠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直肢葬。有殉牲的墓共30座，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殉牲种类有羊、牛、狗，一般以头或头和肢骨、蹄骨代替全牲。殉牲多置于墓葬填土内，部分也置于墓底或壁龛内。牲肉则较为普遍地见于多数墓葬之中，一般摆放在墓主头前的随葬品之侧或之上(图一四)。

图一三 福路塔墓地M35 全景

图一四 福路塔墓地M119 随葬品近景

祭祀坑只发现一处，坑底立置陶壶、陶釜各1件。整个墓地随葬陶器组合以瓮、罐、缶、壶、釜等日用器为主;其中壶、釜种类繁多，有盘口壶、蒜头壶、茧形壶和无耳釜、单耳釜、双耳釜。铜器有鼎、鍪、镜、铃、环、镞、带钩、印章、扣、韘形佩等。铁器有臿、釜、勺、削、叉、钉、环、马衔、剑、戟、镞铤、带钩等。此外，大部分墓葬普遍见有红色漆皮，均已朽蚀严重，可辨器形只有漆盘;另有少量的银耳环、石环、石球、石饼形器、玛瑙珠、料珠、铁铤铜镞等。

目前，该墓地的年代大致被认为属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出土遗物的综合比较，进一步说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而殉牲习俗的延续和北方系陶器、青铜器融合于墓地之中，说明墓地融合了部分原北方长城沿线居民的后裔城沿线居民的后裔。

2.通辽市扎鲁特旗三合村墓葬发掘

三合村墓葬因盗掘被抢救性发掘。较大的一座墓葬是辽代石结构墓。该墓葬由墓道、甬道、主室、东耳室组成。墓葬全长约18.4米、深6.2米，墓道呈阶梯状，方向173度。主室东西长3.4米、南北宽3.1米、高1.9米，甬道长1米、宽0.98米、高1.1米，甬道东侧有一耳室，长1.7米、宽0.6米、高0.75米。清理墓道时发现一件铜牌饰及四件木车构件。主室出土随葬品有铁钳、铁铲、铁钉及少量陶瓷片等，耳室未发现随葬品。在墓室扰土中发现多个矿泉水瓶等现代遗物，因此确定该墓早期即已被盗掘。

另外一座被盗掘墓葬时代推测为鲜卑时期，墓葬规模较小，经过清理发掘，该墓葬长1.6米、宽0.98米、深1.2米，仅发现少量人骨、未见随葬品。

这次清理发掘的两座古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对研究该地区鲜卑时期及辽代的社会制度、埋葬习俗等有一定价值。

五、中蒙合作考古项目

2018年7-8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开展“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及发掘研究”项目。

本年度选择对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嘎鲁特苏木昂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赫列克苏尔 4 座、石板墓1座、特布希文化墓葬1座、匈奴石圈墓2座。同时对发掘地点所在的拜德拉格河上游支流查干图鲁特河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发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突厥、蒙元、清代的各类遗迹723处。发掘的4座赫列克苏尔中1座为方形，3座为圆形(图一五)。石堆下发现有完整的马头骨。有的石堆中央下方为石棺，中部为浅墓坑，有人骨。有的封石堆下未见任何遗迹遗物。

图一五 圆形赫列克苏尔

墓葬有特布希文化墓葬和匈奴石圈墓，特布希文化墓葬形制呈亚腰形石框，不见遗物(图一六)。匈奴石圈墓的墓坑一般位于石圈中央，平面为长方形，出土了少量人骨、羊骨和暗纹、刻划水波纹、附加堆纹陶器，在匈奴时期比较流行。

图一六 特布希文化石板墓

调查工作以遗址为中心，沿查干图鲁特河两岸开展，主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青铜时代早期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青铜时代晚期的赫列克苏尔、特布希文化墓葬、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石板墓、匈奴石圈墓、突厥石人、突厥石板墓、突厥圆形石堆墓、蒙元时期石堆墓、清代城址等。此外，还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至清代的岩画图案及字符，其中突厥鲁尼文字符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本年度对昂茨遗址的发掘，为了解该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科技考古力量的介入，对深入探讨蒙古高原不同民族的迁徙融合、考古学文化因素源流以及游牧经济方式的发展变迁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证据。查干图鲁特河流域的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游牧民族文化丰富多样，为了解这一区域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分布、生活、迁徙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表明该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在杭爱山南麓的重要迁徙通道。

转载自《草原文物》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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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可

审核：张红星、孙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