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上的今天｜《复活》：一段路，一盏灯

列夫·托尔斯泰在1899年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拖延了第30至第50章。”

托翁在日记中所说的“第30至第50章”指的是《复活》中的章节。

这一年年底，《复活》出版。

1899年版《复活》扉页

十年心血写《复活》

从1889年到1899年，已经步入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花了十年时间写就《复活》，讲述了发生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人间悲剧。

托尔斯泰有个法官朋友，叫柯尼。一天，柯尼给托尔斯泰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一个贵族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曾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年轻时诱奸了这个姑娘，然后一走了之，怀了孕的姑娘却被主人赶出了家门。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到了育婴堂，而姑娘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法庭偶遇唤醒了这个贵族的良心，他找到柯尼，承认了自己年轻时对这个姑娘犯下的罪过，希望以结婚的方式赎罪。柯尼非常同情他，但并不主张他用这种方式。但那贵族很坚持，可是在婚礼前那妓女得了伤寒症死了。“这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草婴语）

为了创作《复活》，作家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和分析了大量档案资料。据伊里亚·爱伦堡在《人 岁月 生活》中所说：

1891年1月14日，我诞生在基辅。1891年——这是俄国人和法国造酒商难以忘却的一年。当时的俄国正是哀鸿遍野；灾荒毁掉了29个省份。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募集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很久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称作“荒年”。法国造酒商却在这一年大发酒财：酷旱毁灭了庄稼，却提高了葡萄的质量；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丰年联袂而来；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鉴赏家们就到处搜罗标有“1891”字样的陈酒。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列夫·托尔斯泰处于世界观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他逐渐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正因此，在创作的前六年间，作家三易其稿。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身体力行地做到了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

列夫·托尔斯泰本人最喜爱的作品是《复活》，而不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而写作《复活》的过程也是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在这期间，1897年，年近七十的托尔斯泰决定离家出走，他在留给妻子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的灵魂也渴望在七十岁的时候尽全力得到安宁和独处，以便凭着我的良心在和谐中单独生活。

所幸，托尔斯泰走到半路就回家了。他最终选择了跟《复活》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起，开启全新的生活：

从这天晚上起，涅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将来自会明白。

——草婴 译

1899年底，《复活》一问世，就立即被译介到欧洲多国，并引起广泛关注。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说：

可以说，《复活》是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虽然《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中的和谐和丰满，虽然我本人更喜爱《战争与和平》，但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这本书中比在他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灵魂”的目光，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卡秋莎·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为什么卡秋莎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她究竟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甚至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这些问题引起了《复活》的读者和评论者的极大兴趣，一直众说纷纭。这种“探讨不尽” 的情况既反映作者的构思不落俗套，也显示出真正艺术品的强大魅力。

《复活》插图多趣事

1893年，已经开始写作《复活》的列夫·托尔斯泰认识了三十一岁的年轻画家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那一年，在莫斯科艺术学院的例行画展上，托尔斯泰走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画前，当有人为他介绍画家时，托翁说：“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我钦佩他的才气。”作家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永远记得“那手的温暖和柔软”。从此，两人开始了将近二十年的友情。

1898年10月，托尔斯泰的女儿敲开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家门，请画家为父亲的新小说画插图。第二天，帕斯捷尔纳克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到著名的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早早在风雪中等候。他对帕斯捷尔纳克说：“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一部小说，您会喜欢的。”托尔斯泰详细向画家讲述小说情节、人物特征，激发了画家的创作冲动。一个多月后，第一批草图脱稿，托尔斯泰看后大为满意，认为这些插图表现他的所有设计：普通百姓的祈祷，贵族社会的奢华，法官的冷漠，监狱的冰冷……最重要的是，画出了女主人公最初的冷漠和最后的“复活”。

然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了紧张的创作，托尔斯泰一边写，他就一边画。可是，托尔斯泰的稿件时常有修改，有时甚至删除整段情节。一次，托翁收到插图《判决执行以后》，不停地赞叹：“好极了，好极了！”甚至留下了泪珠。可是突然，他突然大叫一声：“我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给出版社发过电报说要删除这一段落。于是，托尔斯泰又发去一封电报，请出版社恢复那一段落。“这幅插图必须放进去。”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后并不同意，他认为不应该让插图影响作品本身。但是托尔斯泰坚持，并答应调整文字，以使情节和插图都更合理。帕斯捷尔纳克这才同意。

插图《判决执行以后》

为了尽快把画好的插图送到托尔斯泰手中，帕斯捷尔纳克绞尽了脑汁。他和尼古拉耶夫铁路特别快车的列车组建立了联系。插图一画好，就赶紧收拾干净，喷上定画液，用炉子上一直在熬制的胶水贴在硬纸板上，最后用火漆封好，交给等在家门口的乘务员。一张张新鲜出手的插图，就这样送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

直到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套插图仍被公认为最好的《复活》插图。

帕斯捷尔纳克为托尔斯泰画了二十八幅肖像、五十五幅文学作品插图。当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的消息传出，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儿子匆匆赶去，用素描《临终时刻》记下了这位俄国文豪的最后一刻。他的儿子正是日后凭借《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复活》在中国的百余年

早在二十世纪初，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1913年，《复活》第一种译本出版，译者林纾并不懂俄文，是靠别人用中文口述，他用中文写出，并改书名为《心狱》。此后有多个版本的《复活》问世。小说中讲述的人间悲剧发生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也同样发生在旧中国，发生在巴金先生身边。托尔斯泰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黑暗司法制度的抨击，引起巴金先生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1931年4月，巴金先生在《〈激流〉引言》开头写道：

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一句话。

巴金极其崇敬托尔斯泰，称他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多次鼓励草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从1978年起，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开启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翻译工程——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翻译。1980年至1984年，草婴完成了《复活》。

1984年4月4日草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寓所中检查《复活》译稿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读者跟随列夫·托尔斯泰“一起迈上了遥远的旅程”。如巴金说：

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