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可口可乐”中译者、“哑行者”蒋彝《儿时琐忆》出版
本文转自:学人读书
蒋彝
蒋彝,一个对中文读者相对陌生的名字,却是英国继老舍和孙中山后得到名人故居挂牌纪念的第三位华人,国际知名饮料品牌Coca-Cola的中文名翻译者,他同时得到了20世纪文学史学者陈子善的高度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位是林语堂先生,一位是熊式一先生,还有一位常常被忽略的:蒋彝先生。”
蒋彝出生于清朝末年(1903年,清光绪29年),逝于1977年。在他的身上,有许多标签——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中国文化交流使者……在国内不为人知的蒋彝,在国外拥有相当高的文化地位。近期蒋彝先生《儿时琐忆》一书出版,此处选编纽约时报中文网2019年的一篇报道、及《儿时琐忆》书摘一篇,谨表缅怀。
英国挂牌纪念的第三位华人:“哑行者”蒋彝
文 | 保罗·法兰奇( Paul French)
BBC中文特约撰稿人,本文源自 BBC中文网
英国牛津一座寻常的爱德华时期公寓楼前,近日挂起政府文化保护部门特批的一块名人故居蓝牌。“蒋彝”两个正体汉字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对英国华人社区来说,这块牌匾来之不易,意义深远。因为尽管英国到处都是老房子,街头也常见很多人类近现代史上名人故居的蓝牌子,但是有华人名字的故居纪念牌可说是凤毛麟角。
2019年6月29日,牛津市政府专门为这名与英国颇有渊源的华人艺术家特设故居蓝牌,纪念他对英国华人艺术与文学的贡献。
据调查,算上蒋彝,英国一共有3块华人故居蓝牌。此前两块分别是在伦敦西城的中国作家老舍故居,和英格兰北部赫特福德郡孙中山故居。如今,牛津有了全英国第三块,上面写道:“蒋彝,艺术家与作家,也称哑行者。”
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韦查德教授(Anne Witchard)介绍,在英国各地900多块蓝色名人故居牌匾中,只有4%是纪念黑人与亚洲人。为此,早在2016年,英国媒体就曾有过以《为何英国没有为黑人与亚洲人设立的蓝色牌匾?》为题的文章,敦促政府应该更多承认少数族裔对英国社会所做出的成就与贡献。
伦敦西区的老舍故居与赫特福德郡孙中山故居蓝牌
- “哑行者”蒋彝 -
以“哑行者”为不少英国文化人所熟知的中国艺术家蒋彝1933年抵达伦敦。那其后18年,他先是出没于伦敦北城富人区汉普斯特德的文学艺术圈,随后又抵达大学城牛津。1955年,他移居至美国;1975年,重回离开40多年的中国,但两年后去世。漂泊半生的蒋彝,最终魂归故乡江西庐山脚下。
1903年出生于中国江西一个殷富世家的蒋彝因名画家父亲的鼓励开始画画习作。19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来重塑中国文化,并建立一个现代中国身份的认同。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前往欧美学习,钻研政治、法律、科学与文学,通过西方人的视角将新思想和观念带回中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学成后回国,但包括蒋彝在内的另一些人士在海外旅居数十年后才最终返国。
蒋彝在1933年来到英国。那时,伦敦和利物浦已分别有规模不大,但十分重要的华人社区。这一群体是在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1931年英国的人口统计中录得1934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生活的华人。他们中的许多在商船航线上当水手,另一些则在洗衣店、杂货店和餐馆打工。
- 傲慢与偏见的时代-
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华人充满偏见。在那时的英国人印象中,华人都是留着长发、抽着鸦片,嗜好赌博,并诱骗白人女性卖淫。这种刻板印象和种族偏见在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银幕上的傅满洲的形象长期是西方社会对华人形象的刻板偏见代表
来到伦敦3年后,蒋彝又前往大学城牛津讲课。那天正赶上纳粹德国对伦敦实施战略轰炸,他在伦敦北区汉普斯特德的家被损。他或许自己也没想到,原本只是在牛津计划短暂逗留,一住就是15年。期间,他以“哑行者”为笔名出版了《牛津画记》。
他的第一本画记出版时正值华人知识分子开始将自己的文化和思想直接介绍给西方受众之时。他笔下的《哑行者》系列,也通过华人的视角和笔墨观察英国百态。
善诗文、工书画的“哑行者”蒋彝很快在英国一炮而红,并开始往返于伦敦与牛津之间。
1930年代至1940年代,他是BBC广播节目常客。他在那里谈论中国艺术、诗歌与文学。那些年,他还出版了一系列儿童书籍,教英国人学习中国书法,还在伦敦动物园画了数百张以中国朝代命名的熊猫——“唐”、“宋”与“明”。
蒋彝的《哑行者》一书封面
- 二战期间的华社记忆 -
二次大战前后,蒋彝是一小群住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作家中的重要成员。相比于在伦敦东区的莱姆豪斯的早期华人社区和战后伦敦中国城的爵禄街,这一群体并不广为人知。他们中的多数1930年代居住在汉普斯特德和西北伦敦的白赛姿公园。同时期在那里的多是从欧洲逃离纳粹屠杀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
有段时间,蒋彝与友人熊式一合租伦敦西北区的一套公寓。熊式一是《王宝钏》的作者;他的妻子蔡岱梅是英国第一位给自己写自传的中国女性。他们的朋友圈中有当时在牛津大学就读的杨宪益和萧乾。他们的邻居有诗人王礼锡和他的妻子陆晶清。这些此后成为中国文学与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在二战前的伦敦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交与知识网络。
然而,二次大战的到来让这一群体分奔离兮。其中的一些成员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后回到中国,另一些则在海外支持抗日战争。比如,蒋彝与萧乾以及在伦敦马里波恩运作中国战时信息部的外交官叶公超等一道紧密合作,帮助英国人了解战时中国的遭遇。
不久后,蒋彝在伦敦的住所也遭到了轰炸。当时正在牛津的他突然就变得无家可归。他被牛津当地一户叫吉恩的家庭“收留”。当下挂上的这块蓝牌也就在他曾经住过的这所公寓外。当时年纪尚小的莉塔·吉恩回忆说,在二战时最艰苦的年月,蒋彝会饶有兴致地去查韦尔河钓鱼,回来给吉恩一家做中式鲤鱼。
(撰稿人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 是《午夜北平:英国外交官女儿喋血北平的梦魇》作者,本文原载BBCNews·中文,2019年7月10日)
附:
蒋彝: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九江。从整个江西来看,这个地区不算大,但是从东汉时期以来,却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东吴的著名青年将军周瑜,曾在九江(当时称柴桑)设水军都督府。现今市内有条巷子叫作小乔巷,就是以周郎的妻子小乔命名的。小乔、大乔并称“二乔”,是三国时期东吴的美人,她们是一母所生的亲姊妹。小乔还是蜀国昭烈帝刘备之妻孙尚香的表妹。九江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更替颇有些联系,这是因为它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流经九江城西,举世闻名的庐山在九江城的南面;中国五大湖之一的鄱阳湖,位于九江东南。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九江周围打过几次大仗。我相信,在庐山一带至今还有可以凭吊古战场的遗迹。但是我并不想追忆有关战争的事件,因此也就不想去寻访这些战场的遗迹了。
九江,同中国著名诗人与画家的关系,倒是我最关心的。现在,我已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愿在这里提到几位诗人与画家,因为他们在我国的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作品在西方也是享有盛名的。
晋代的陶潜,就是诞生在庐山的西南,他所写的诗篇已被译成英文和其他文字。我并非妄自同陶潜相比,只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陶潜的故里离我的出生地仅十五英里。陶潜完全是一位隐士和田园诗人。他所赞美和描写的,只有山色、菊花和美酒。正因为他酷爱菊花,此花得名“花中之隐者”。我认为作为一位隐士,必须具备遗世独立、不同流俗的坚强性格。菊花也是这样,当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她俏不争春;而在百花凋谢的秋后,她却傲霜怒放。江岸的山间草丛中生长的野菊,也称得起诗人的雅号。陶渊明(即陶潜)一度担任过彭泽县令,当他听说要去演习向上司朝拜的礼仪时,自问为什么要为五斗米去向小人折腰,他立即决定挂印辞职。尽管他很贫穷,但他以诗酒自娱,写下了许多篇歌颂田园生话的好诗。他不爱好交友,但如果朋友设酒相邀,他也乐于为伍,开怀畅饮。酒阑兴尽,他会不辞而别。他自号为“五柳先生”,因为他的居室堂前有五棵柳树。他说他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此后,每当学生回答不上老师的提问时,有些人就引用这句话为自己解嘲,我也犯过这个毛病!
唐代诗人李白,也曾到庐山寓居。对于庐山的瀑布,他曾用许多美丽的诗句描绘过。宋朝的苏东坡,同九江的关系也很深厚,在文学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苏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蒋彝画作:《伊势神乐》
白居易的生活时代,在李白之后,苏东坡之前。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长诗,写的是他在浔阳江头送客时,听到一位女人在邻近的船上弹琵琶之声,引起的诗情与感触。当时,他是九江的司马,兼管其他几个县。诗篇记述了一位沦为商人妻妾的妇女的不幸遭遇。当她年轻貌美时,“五陵年少争缠头”;而在年长色衰时,“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使她落个“去来江口守空船”的下场与凄凉晚景。此景此情引起了诗人的感慨。当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而现在却远辞帝京,谪居浔阳。整个诗篇的情调是感伤的。如今虽事隔千年,九江人还能指点出诗人和商人妇会见的地点浔阳江头。可惜多年来,这个地点已被火车站所取代。据文献记载,诗人死后不久,人们为纪念他,在江岸送客的附近,盖了一个亭子,命名为“琵琶亭”。这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我在九江地方政府任职时,曾聘请了一批工人,将古亭油饰一新。我的官衔不能同白居易相比,但是我的朋友们总喜欢用“江州司马”来称呼我,因为这个名称比现代的官衔雅致。
古往今来,如此众多的迁客骚人歌颂庐山。理所当然,庐山也成为画家的画题。公元4 世纪时,顾恺之在他论画的著作中,曾极力推崇庐山之美。可惜传世作品中,他的山水画已失存。五代时期画家荆浩的《匡庐图》(雪景),现尚存世。明代画家沈周与清代画家高其佩也画过著名的庐山山水名作。这些巨制曾于1935 至1936 年在伯林顿府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博览会展出过。综上所述,读者可以了解到我故乡的深厚艺术资源。
旧金山联合广场上的大熊猫,蒋彝绘,收于《旧金山画记》
我出生在长江南岸这座小城市的中部。十四岁以前,我不曾上过庐山。但是我的确在庐山之麓住过一个时期,那是1912 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实行共和的时候。江岸离我家步行不到一刻钟,因此,我可以经常到江岸去散步。从岸上看去,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如果遇到起风天气,这些船只在如皱的水面上浮过,真是美极了。这种美丽的风景,除了故乡以外,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由于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江流呈橙黄色,显得浑浊,似乎从来不曾清澈过。
鄱阳湖距离九江约二十英里,江流与湖水相接处,泾渭分明,可以看到其间有一条直线,好像被一把无形的刀子划开了。湖水呈深蓝色。九江城的南门外,还有一个名叫“甘棠”的湖,这个湖泊不大,但景色优美。湖中筑有长堤一道,将湖面隔开。堤上植有垂柳,并有石桥一座。甘棠湖之美,可谓美不胜收,留待后述,在我回忆往事涉及甘棠湖时,将予以描绘。
九江地区并无特产,但江西省的名产,往往通过九江运销外地。其中有瓷器、棉布、茶叶、夏布。凡是到九江去过的西方人,没有不在船上或在街头购买瓷器的。虽然九江城很小,主要街道只有一条,但这条街的一段几乎全是瓷器店。大家知道,江西有个景德镇,从汉代以来,就盛产各种名瓷,而景德镇距离九江不远。几百年以来,景德镇的瓷器都是经过九江这个口岸销售到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在我到南京上大学以前,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与九江媲美。中国有句老话:“儿不嫌母丑。”从感情上讲,我相信人人都有乡土之恋。这座城市在辛亥革命前是什么样子,我是说不上来的,只记得长辈们常说,除了江岸的部分盖了一些洋房外,九江作为对西方开埠的口岸以后,基本保持了原有风貌。旧城四周筑有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曾消磨过我许多时光。我从城上眺望,全城房屋鳞次栉比,庭院历历在目,城外则江流无际,南山屏立,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景啊!可惜在1923 年之际,九江的城墙被当作无用之物拆掉了。而今我只能在梦境之中领略旧地重游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