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儿童时代》换《新华日报》，听前辈讲红色出版和收藏往事

红色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有中共一大、二大纪念馆等革命遗址，更曾有一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从事着革命文献的撰写、出版、收集等工作，收购、收藏了许多红色出版物，为保存、传播和研究我党革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实史料。我曾与几位文化老人交往，听他们讲述当年上海的红色出版及对此搜集的往事，听得津津有味。虽然这些老人已先后作古，但生动故事却可载入史册，熠熠生辉。

千辛万苦觅珍本

在上海旧书业中，早期有两位与我交往较多的老人。一位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玉堂先生，他长期研究近现代名人的笔名和别名，出版了《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等。当时，陈老家住在西藏南路原东台路古玩市场一隅，我每次逛完古玩街，就去陈老府上小坐，还把刚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书献宝一样，拿给他过目，真是“关公面前舞大刀”。他往往扫一眼，笑一笑。我明白了，几本破书是不入陈老法眼的，什么样的珍籍椠本他没见过啊！

陈玉堂先生在写字

陈老是开旧书店出身，后来公私合营进了上海古旧书店（上海图书公司前身），专职收购各类旧书。他走南闯北，边远省份，穷乡僻壤，都留下过他寻书的足迹。有一次，他去重庆出差收购图书，见不少市民带着各种旧书和旧报刊来换钱。可是，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陈老面前，说他不是来卖旧书的，而是来捐赠或交换图书的。此人手上拿的是一张难得一见的旧报纸，陈老定睛细看，是一份《新华日报》，出版时间为1941年1月18日。此前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天即18日，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我党主办的这份报纸上。出报当天，国民党闻讯后出动大批特务， 到各书报摊上强行收去这份《新华日报》，看到群众手中拿着这份报纸，就蛮横无理地一把夺去，谁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殴打。所以，这张报纸流入社会很少，显得非常珍贵。捧着此报，陈老对来人说：我们不便接受捐赠，如要换书倒是可以的，请问你喜欢什么书。出乎陈老意料的是，这位读者说，只要换几本儿童的书刊就可以了。听后，陈老连说好好，尽快就办。第二天，陈老就找了八本《儿童时代》和六本《连环画报》，一起交到读者手上。以刊易报，他把一份珍贵的《新华日报》收下，当晚以双挂号火速寄往上海。为此，《人民日报》还登过《可贵的有心人》一文，称赞这一事迹。

陈玉堂著《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书影

1959年的一天，陈玉堂由苏北返沪途经无锡，在当地一家古旧书店的仓库内，看到一堆泛黄的旧杂志，起先以为只是一般的旧刊，就拿起随便翻翻。这一翻，让陈玉堂惊喜不已。因为他看到署名“润之”的文章，想起曾经做过卡片，知道毛泽东用过的几个字号中，有这个名字。经考证，得知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曾与傅熊湘、彭璜组织过“平民通讯社”，并出版《天问》周刊。此刊十六开铅印，右上角印“天问”两字，有意引用战国屈原的《楚辞》句（意为对“天”的质问）。傅熊湘早年参加南社，后任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卒于芜湖。彭璜于1921年参加共产党，新民学会会员，亦湖南人。陈玉堂赶紧将这些刊物悉数收进，一点正好是全套二十四号共二十三本，其中四、五两号为合刊，由天问周刊社编辑，地点是“上海霞飞路277E”。最后一期上写着一则启事：“本报编辑同人先后因事回湘，自下周起暂停一月。”这全套《天问》杂志极其珍贵，属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藏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一重要发现，使陈玉堂在业内外声誉鹊起。

西门有个谢旦如

丁景唐是著名学者，也是著名出版家，以研究瞿秋白及“左联”五烈士为主。在他生前，我是他在永嘉路慎成里家中的常客。他年轻时还是一个诗人，出版过诗集《星底梦》。有一次，他对我说：“知道谢旦如这个人吗?”见我一脸茫然，他接着说：“是个诗人，湖畔诗社的成员，曾有诗集《苜蓿花》出版，后来开过西门书店。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首任副馆长（主持工作，馆长空缺）。可惜58岁英年早逝，文化局领导方行主持追悼会，我作为出版局副局长在会上致悼词，对这位好友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了，其实不该忘记他的。”

谢旦如肖像

我孤陋寡闻，那时真的不知谢旦如其人。后来听丁老讲多了，就渐渐对他的事迹有所了解，敬佩他一生从事进步文化事业，开设书店，出版进步书刊，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文献。他出生在上海的富商家庭，却无纨绔子弟的恶习。父亲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经理，他1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早早到钱庄做了个学徒。受五四精神影响，读了新文化书刊，先后就读惠灵英文学校、东南高等师专、南方大学、国民大学等，与应修人等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任执行委员之一，恽代英任监察委员。他还担任《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的编辑，推荐进步书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9年，在南市紫霞路68号（历史保护建筑董家渡天主堂旁，楼上楼下三进三出，这里原是他父亲的藏书楼），他与友人周全平、徐耘阡、孟通如合办西门书店，还有附设的上海书报邮售社和书店楼上的西门咖啡座等。

1931年5月，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冯雪峰送刚印出的《前哨》第一期到茅盾家，和正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初次见面。当时，瞿秋白需要一个既安全可靠又能较长时间居住的处所。冯雪峰马上找了谢旦如，向谢说明了这一情况，谢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在自己的住处内，理出一间较为隐蔽的住房，请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居住。为了安全起见，谢还在报上登出一则余屋招租的广告。而后，瞿秋白化名林复，称自己刚从乡下来上海需要租房，就住进了谢家南市紫霞路68号。为了确保瞿秋白夫妇的绝对安全和安静，谢旦如谢绝了一些文朋诗友的上门聊天，把楼房关严。即使对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也守口如瓶，不吐露半点风声。

《前哨》创刊号

他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以这个西门书店为掩护，让瞿秋白夫妇在此避难，安全地住了近两年时间。在这里，瞿秋白与鲁迅会面，从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这里，瞿秋白领导了“左联”的工作。也在这里，瞿秋白广泛阅读和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撰写了许多光辉的战斗篇章，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这些，都与谢旦如对瞿秋白同志的有力保护是分不开的。这里，也为共产党人应修人、冯雪峰、楼适夷等人往来提供联系工作的方便。这个西门书店，其实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后来他又以霞社名义，根据他保存的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遗稿，出版了《乱弹及其他》。不久，又用同一名义，将方志敏的手稿《清贫》《可爱的中国》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传》一书印行出版，以这种方式预防珍贵文献遭意外或被淹没的危险。上海解放后，他通过冯雪峰，把经过万般艰辛收藏保管下来的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遗稿，还有胡也频烈士等人的手稿及革命书刊、文献资料等三十余件，全部交给党中央机关及上海鲁迅纪念馆。丁老回忆说，他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出版局工作时，曾倡议影印革命文献资料，得到过谢旦如的热心帮助，将其珍藏的海内孤本《前哨》《文学导报》等无偿提供给出版社作为影印母本。其风格之高尚，精神之可嘉，当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方志敏遗著《可爱的中国》

华夏书店巧周旋

我知道，许觉民先生（笔名洁泯）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曾任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有一次，他与袁鹰来上海走亲访友，我得以叨陪，才知道他们都是老上海，并且，许老很早就从事进步书店工作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并没有一丝的放松。刚刚在上海重庆南路复业的生活书店，依然举步维艰。在党的指示下，生活书店转为隐性经营，即成立多家不打“生活书店”招牌的小书店，灵活经营进步书刊。生活书店经周密安排，与1926年入党的地下党员韩近庸合办一家书店，就开在韩家南京路繁华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名叫华夏书店，党组织还派许觉民任该店副经理，协助经理韩近庸工作。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革命书刊，用各种名义如“拂晓社”“丘引社”“燕赵社”等，出版了《新人生观》《整风文件》《北行漫记》等图书。这些书稿主要是生活书店总编辑胡绳通过党组织从解放区带出来的。

许觉民回忆录

这家经营进步读物的华夏书店，从没太平过。开业第一天，门口就来了几个警察特务，进店东翻翻西查查，开口就要找经理谈话，实在找不出差错，只得悻悻而去。过几天，书店重印了《民主》周报，门上张贴出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又引起敌人的注意，门前不三不四的便衣多了起来，还对前来阅读和买书的读者进行盯梢跟踪。除时政类进步读物外，华夏书店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如沙汀小说集《播种者》，艾芜中篇小说《我的旅伴》等。而出版茅盾的小说《腐蚀》，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在国民党查禁没收的书目中，就列有茅盾的这部小说。印刷出版费都已先期投入，书却无法发行，遭此打击，书店的经济更陷于困境。无奈之下，只得商请香港生活书店，把余书一千多册运往香港发售。可在码头准备装运时，遭国民党宪兵搜查，《腐蚀》及其他一些进步图书，全部被没收。敌人还扬言，其中必有“共党”，把这批书的代办人扣了下来，还要追查托运者的根底，找出“潜伏的人”。面对险象环生的经营环境，书店果断决定，一方面把所存进步书籍全部在店内清理收藏起来，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商请熟人出面，与敌人周旋，最终妥善解决了此事。

许老先生与我说起往事，神态是那么平静，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旧事。其实，处处小心提防，是他那些年工作的状态。他工作的华夏书店作为党的进步出版阵地，他的责任之重，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可他不怎么多谈自己。他接着说：“华夏书店的经理韩近庸是老党员，革命意志坚强至极，真是不容易啊！”韩近庸是我党追求革命的文化人，热情爱国，为人耿直，遇事不怕险，敢担当。一次，成都路上来了警察，突然从后门搜查书店，查抄了一些他们认为的禁书。韩先生愤愤不平，立刻关闭店门，并在门上贴出告示：“本店昨遭警察非法搜查，没收书刊，经济亏损，职工生活遇到困难。国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何在?本店被迫停业，希广大读者谅解！”以此抗议国民党，立即被警察局传讯，还被拘捕一段时间。此后，书店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黑名单上已有韩近庸的名字。有好几次，韩家后门的成都路上警车呼啸，韩先生赶紧奔上三楼露台，跨入邻居的露台，找个角落躲避。警察找不到人，对韩妻一顿谩骂，韩妻谎称韩已去香港经商。还有一次，已经应付过去了，敌人又杀了个回马枪，折腾了一夜仍无果而返。到了黎明，韩妻才敢把韩先生叫下楼。他赶紧到许觉民家通报情况，许也觉得事情严重，必须先躲一躲。就安排韩先生到他的无锡老家乡下暂住几天，然后给他买机票，到香港的生活书店避难。

华夏书店关闭后，员工被安排到生活书店其他几个外围机构暂渡难关，一些进步书刊也打包运往香港销售。由于形势更加险恶，此地不宜多留进步书籍。如一本《四八烈士纪念文集》（纪念秦邦宪、叶挺、王若飞等飞机遇难事），是群众杂志社委托韩代为发售的，他小心保管，却在运输途中被敌人发现，幸好人员没有伤亡，只是损失了一些书。

上海解放后，华夏书店也公私合营了，最终并入新华书店系统。韩先生前往北京，在新华书店北京总发行所工作。可惜的是，他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许觉民边说边感叹：“韩近庸名不见经传，却是党在上海出版战线上的一名坚强战士。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