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崇拜之“八”崇拜

作者徐江伟授权发表

我们已经发过徐江伟先生的《数字崇拜之“十三”崇拜》和《数字崇拜之“六”崇拜》、《数字崇拜之“七”崇拜》，今天发先生关于数字崇拜的第四篇文章。

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起，数字“八”就已经是王者之数、君主之象，最后就成了华夏古文化的一大特征。

考古显示，在中国范围内，五、六千年之间，始终存在“八”崇拜：

安徽凌家滩文化，5000年前的双猪翼玉雕鸟，鸟胸前刻有代表帝王的八角图案。

安徽凌家滩文化，5000年前的玉版。小圆里有八角图案，外也是八个箭纹。此玉版出土于墓主人腰带位置，可能是缀在腰带上的腰带扣饰。八角图案说明墓主人有极为尊贵的身份，应是帝王。

山东大汶口文化红陶高脚豆，绘有白色八角图案。

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碗，绘有同样的八角图案，遗址位于苏鲁交界处。

湖南常德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已有5800年历史，内有八角图案。旁边还出土的一个陶塑猴头。

左，湖南常德汤家岗遗址出土陶盘上的八角图案。右，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陶碗的八角图案，都有5800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直到最后一个朝代，满清王朝，仍然“尚八”。满清先是有“八旗”制，入关后，在全国只设八个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

继续上溯的话：契丹前身大贺氏有“八部”，契丹也是设“八部”。北周有“八柱国”。鲜卑拓跋设“八部”（纥骨氏、普氏、拢拔氏、达奚氏、伊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亥氏），亦称“鲜卑八国”或“元魏八部大夫”。高丽有“八牧”。渤海大氏有“八部”。汉代匈奴有“八部大人”。舜帝设“八恺”。尧帝有“八元”……就是说，“八”始终是帝王之数。

古代蒙古高原上，还有直接以“八”为国号的，这就是被成吉思汗消灭了的“乃蛮”，在蒙古语“八”（Naiman）的读音。

对于史前文物中八角图案的来历，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要往“天象”上去思考演绎。这还因为“八卦”来历《周易·系辞》有断言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往天象上思考基于一个大前提，就是认定帝王皆应天命而来，圣人都依天象行事，那么，代表帝王的“八”就必须从“高大上”的天象或星座中来，再不济也应是太阳崇拜的产物、四时八节的象征。

但笔者不以为然。因为一旦往“北斗”之类星象上扯，这种研究立即就会转变成一种“扯谈模式”，因为所有天象、星座都是无从验证的东西，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解释，你不扯谈，还能怎样？

笔者以为，“八崇拜”是原始苯教固有的，与古藏语“八”的读音密切相关。藏语把“八”（ wjiad ）读作“兀家”，与藏语“帝、王”的读音完全相同、相通的缘故。例如藏语把玉皇大帝叫作“家秦”（ jia qin ），意为“大帝、大王”（定语后缀）。

在苯教庞大的护法神体系中（西方人称之为“万神殿”），每个神系中都有“八部”，例如《十万龙经》中就有“八大龙王”。这早已变成一种思维方式，根植在了数字的读音中，它不可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笔者以为，真实的情形应该是相反。

当然，汉语普通话“八”读作“b”，但这在古藏语是“野猪”的读音，原始苯教中的野猪就是帝王之形象，因此它最后成了数字“八”的读音，也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应知这个“兀家”在古羌藏语中也是对野猪的一个称呼。

附图：青藏高原上的八角碉楼

八角碉楼遗迹是大型部族国家存在于此象征，藏语称之为“天擎之碉中”

（ 藏语 ）。

注意，这种碉楼的八角图案，与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八角符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