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约｜中国考古学一百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考古发掘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五彩斑斓，往往要面对荒芜和枯寂。上图为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双庵遗址发掘现场，北京大学双庵考古队队员王黎锐正在清理破碎的青铜器。下图为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实验室团队正在进行现场材质检测分析。本报记者 张锐 摄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纪念这个特别的年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推出五集考古类纪录片《发掘记》，从3月10日起至3月14日，每晚8点播出，用镜头记录下考古人的完整工作过程。

《发掘记》兼顾历史跨度和考古类型，分别选择了新石器时期的平粮台遗址、春秋时期晋国贵族墓葬群遗址、秦汉时期栎阳城遗址、辽代辽上京遗址和甲午沉舰定远舰遗址，深度呈现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让历史和文化愈发鲜活。

在全球文明史视角中呈现中国文明

在第一集《奔向田野》中，带领我们进入发掘现场的是一群来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他们要在长达四个月的实习中完成发掘、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等全部考古流程。而经历了真正的考古发掘后，有些人会选择转行离开，有些人则从此坚定地走上考古之路。

在山西西南部，聚集着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大片古代晋国贵族墓葬群。“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长眠于此。纪录片第二集《晋地深处》，为我们讲述了以山西考古研究院田建文为代表的考古人自身的故事，牵出了一段关于知识分子坚守与传承的故事。田建文15岁考上北京大学，师从宿白、邹衡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从事考古30余年，他最大的期待，就是找到真正的古曲沃。曲沃之名，始于西周初期。曲沃代晋，是古代中国“礼崩乐坏”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曲沃也见证了晋文公的称霸之路。但对古曲沃的具体位置，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田建文就主持这片春秋墓葬的发掘。经过三个月的勘探，考古队如愿找到了古曲沃的城墙。田建文感慨万千：“这就是古曲沃，多漂亮，多肥沃啊。”尽管在普通人看来，这就是一片长满草的荒地。

第三集《栎阳密码》中的发掘现场是已经持续发掘了40年的栎阳城遗址，这是继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之后，在西安附近发现的第三座大型秦汉都城，商鞅变法就发生在这里。我们从发掘的文物看到，秦人从栎阳开始东方化，中国现实意义上的大一统就此发端。

第四集《辽原十年》中，考古队发掘的辽上京遗址，是辽代的第一座都城。一千年前，契丹人在这里建立了辽朝，由于传世文献对它的记录不多，许多细节只有依靠考古人员在遗迹里寻找。当精美的古城在考古人的手铲下一点点显露，一个刷新我们认知的游牧民族历史也在辽阔的草原上铺陈开来。

水下考古，是与田野考古完全不同的发掘方式，第五集《永不沉没》就记录了这样一支特殊的考古队。2020年，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对刘公岛甲午沉舰定远舰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中，一块重达18.7吨的定远舰巨型铁甲残骸被考古队发现。在纪录片画面中，当这块锈迹斑斑又丹心不改的铁甲浮出水面时，一百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甲午沉舰的发掘工作，对考古队员来说，不仅是一次发掘和保护，更是一次对历史的凝望。

新中国考古第一铲

先谈中国考古学的来龙去脉。

中国考古学的开始，大约有三种意见：一是见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考古学简史”条，将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和同年殷墟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二是以1927年李济主持的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为起点；三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考古学界公推第三种意见，也就是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

其实，在传统中国的文化领域里，早就有一门和古代遗物有关的学问——“证经补史”的金石学。金石学在宋代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清代乾嘉学派更将其推向鼎盛。但是，金石学主要停留在对传世品的研究上，缺乏系统、科学的方法，也就没有发展成为考古学。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西方。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古物学由此繁荣起来。18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地底下大量的古代遗迹遗物重见天日。于是，在科学的文化背景和思维逻辑下，人们逐渐寻求将研究遗迹遗物系统化为一种学科，考古学应运而生。这个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在1840年左右。

当时，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中国学界开始了解和研究考古学：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介绍考古学；殷墟甲骨和敦煌文书的发现更是让世人知道了浩如烟海的中华考古。

于是，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率先成立考古学研究机构，内设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明清档案整理会四部门，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研究机构。

到了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在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为兼任教授。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教学机构。

在此之前，也就是1950年10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有人称之为“新中国考古第一铲”，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的大幕。

这支队伍由夏鼐担任团长，副团长由郭宝钧担任，秘书为苏秉琦，算上团员在内，不超过20人，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

此次考古，先后发掘了琉璃阁商代遗址和商代墓群，琉璃阁春秋、战国墓群和车马坑以及西汉墓群，战国时期魏王陵墓、贵族墓群，以及百泉的战国墓群和两汉时期墓群等，出土了大量的高等级随葬器物和丰富的高等级贵族墓葬资料。系统清理和保护了商代、战国与汉代珍贵的文物资料，为了解我国古代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物证。

中国考古学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界通过大量发掘和科学研究，证实了中国100多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在中国人类起源、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方面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三代考古及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古国初现—王国林立—帝国一统的5000余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已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用考古学专家的话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缩影。

考古学成为找回记忆、启迪智慧、走向未来的事业，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熠熠生辉。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更是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学当中，有力地拓宽了研究范围，提高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获取信息的能力。比如以碳-14为代表的测年手段，为夏商周断代和史前文化的年代判定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回顾中国考古学，在年代测定、人骨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

另外，计算机考古、遥感考古、冶金考古、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考古DNA研究以及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等，都使得我们的考古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概言之，中国的科技考古日新月异，为考古学研究贡献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极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的考古与西方相比，坚持走出了中国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有着鲜明的中华气派——丰厚的文献资源和强大的史学传统。虽然从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来看，我们起步晚，但是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奋斗，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甚至是羡慕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对此，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对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抚慰我们对已经逝去时光的怀念，或者是为了满足我们对过去的好奇心。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总结经验、温故知新，在时间的长河中理解现代，谋划未来。

考古，使得古与今、一层层时间、一个个人物在特定的空间里交织，让过去的时空有了新的生命。（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