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贲：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

受访人：徐贲，著名学者，现居美国。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写作领域包括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著有《在傻子和英雄之间 : 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等，编有其父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最新著作《与时俱进的启蒙》于2021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采访人：蔡翔、吴轩然、赵雪杉，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林栋、方华康对此文亦有贡献。

01

人的愚昧迷信并非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而是因为只受过某一种教育

学人：“启蒙”作为一个问题最初是怎样进入您的学术视野的？而您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从贬低到重申”的过程？这种转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徐贲：对我来说，形成启蒙的自觉意识，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渐明确的过程。转变的起因是应对我所经历的文化事件和看到的一些问题。开始的时候是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讲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课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和黑色幽默文学、乌托邦和恶托邦文学（anti-utopia），这样的课程本身就有许多包含启蒙意义的人文主题。英语系负责教授各系科学生必修的说理写作，我教授的科目之一便是公共说理，后来我用这部分教学内容写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18讲》。

《与时俱进的启蒙》，徐贲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我还讲授从希腊、罗马到启蒙运动的人文经典阅读，这部分内容后来写成《经典阅读：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我还写过许多时评和文化评论，后来汇编成四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集子，都有启蒙的意味：《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

人文主义的启蒙被歪曲和贬低，我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始于1990年代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新左派以“后学”（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来否定启蒙开创“现代性”的历史意义。现代性的积极因素（如自由、民主、人权）和消极因素（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被不加分辨地全面否定。在后学的影响下，福柯、利奥塔等人对启蒙的批判被用来全面否定18世纪启蒙的贡献，乃至启蒙本身。更早出现的法兰克福的启蒙批判也是一样。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文化批判竟然把启蒙及其批判理性与20世纪极权主义的工具理性直接挂钩。这就让我有了要为启蒙正名，重申启蒙的念头。但由于忙于教书和别的事情，一直拖到了2017年我退休前后才开始动笔。

2018年底我开始为“看理想”主讲西方人文经典阅读，梁文道先生建议我从希腊、罗马讲起，因为那时候《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要求先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能把作品阅读与启蒙论述结合起来。启蒙时期经典阅读的部分有将近40万字，涉及20多位作家和20多部作品。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许多论述启蒙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好好阅读过启蒙时期作家的作品，只是凭着一些概念，无根游谈。国内的新左派论者是如此，甚至连国外的一些自由派著名人士也是如此。伯林就是一个例子。

以赛亚·伯林的反启蒙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刺猬与狐狸的差别的寓言上的。这个机智的比喻是他的理论亮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实际论证的缺陷。刺猬代表一元论，狐狸则代表多元论，这二者形成了伯林所说的18世纪“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启蒙，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多元主义者”，他更同情的是他称之为“反启蒙”的一些思想家。

简单地说，“刺猬”（一元论）建立了关于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理论；“狐狸”（多元论）则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多样性，而畏惧那种甘愿把人类尊严牺牲于一个理念祭坛上的狂热分子。

以赛亚·伯林（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在伯林那里，道德、意识形态、伦理和文化的多元论是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一致的，包括承认与宽容。而一元论则是违背自由主义价值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问题不在于他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区分，而在于18世纪启蒙根本就不是像他所说的“一元论”。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评论伯林指责启蒙“思想癫狂”时，语带讽刺地说，伯林对启蒙的偏见是因为“他没有集中精力来阅读启蒙思想家，当然也没有太多地论及他们。他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被人感知理解”。（《以赛亚·伯林的遗产》54-55）

没有阅读经典的基础，对18世纪启蒙的理解和评价是靠不住的。在我对18世纪启蒙作家的阅读里，从休谟的《人性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莱辛的《智者纳坦》、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中，能找到伯林所说的那种危险的极端主义和思想癫狂吗？

我重申启蒙当然不只是表明一个立场，而是要让历史的事实和理性的分析来说话，《与时俱进的启蒙》只是我启蒙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是《人文经典阅读：启蒙运动》（具体的重要作品阅读，即将出版）；第三部是《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启蒙的方法论，包括启蒙的认知和伦理，尚未完稿）。我希望用这三部作品来完整地表达我对18世纪启蒙以及启蒙本身的看法。

学人：对“启蒙”这一问题的思考背后，您有着怎样的个人关怀？这一个人关怀又延续到了哪些您思考过的问题之上？

徐贲：启蒙问题的背后是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有关启蒙的一些重要观念问题上变得更明白，也就是对“启蒙”的启蒙。至于其他的启蒙工作，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只是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

例如，我介绍公共说理的基本原理，《明亮的对话》一书反响不错。我意识到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又写了另外一本这方面的书《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这两本书算是姐妹篇。前一本书注重理性的逻辑论证，但如果只是囿于逻辑理性的一面，则有可能陷入“逻辑中心主义”，其缺陷在于把思维当作一种可以排除思考者自身复杂且矛盾的人性因素的逻辑程序。它错误地暗示，一旦正确的思维过程建立起来，每个理性之人都会按照这个过程来思考。这样一来，思考的合理性便可能忽略不同的个人因素，如情绪、心态、情感、禀性、习惯、境遇的影响等等。因此，后一本谈说理的书中所讨论的心智启蒙是对前一本书理智启蒙的补充。

《明亮的对话》（2014）、《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2021）

我也很重视古代经典和经典阅读的启蒙作用，尤其是经典著作对我们今天思考政治、社会、人性等问题的人文观念传承。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艾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在《教育的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一书里有专门的“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一章，讨论古典文化对现代人教育的重要意义。就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说，我希望阅读古代经典能让尽量多的人成为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里所说的那种“喜爱古典的现代人”。莱辛在1756年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让我们向古人学习吧，除了大自然，还有谁是比古人更好的老师?” 我在“看理想”上主持西方人文经典阅读，讲稿以后也会出版成书，就是希望能起到这样的启蒙作用。

荷兰人文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里说的，18世纪启蒙“对我们来说只是前天，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丧失掉与如此邻近的一段历史的解释渊源呢？”这个渊源应该首先是现代观念的渊源。

“观念”(ideas)是指那些对重大问题（历史、人性、社会、政治）的观点，这种观点经常是有价值观支撑的信念。18世纪启蒙思想之所以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近邻的关系，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仍然在影响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观念，那些由自由价值支撑的对人的信念。

启蒙的观念包括：人可以运用理智来认识世界和人自己、人的独立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是一个整体性存在、自我完足是人的存在价值、永久和平和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人类应本着世界同胞之精神互相团结，以协谋发展。这样的观念是信念与价值的结合。这些观念所包含的信念是，人类文明是在历史发展中好不容易形成的，只应该前进，不应该倒退；宪政和法治优于专制和独裁；政教应该分离；民主是人民做主，不是为人民做主等等。支撑启蒙信念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博爱、尊严、宽容、仁爱、同情。这些观念、信念和价值观构成了今天世界的正义观，是值得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描述启蒙时期法国沙龙文化的画作“Une soirée chez Madame Geoffrin”

从根本上说，启蒙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不是抽象的教育理念或理论，而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受到统治权力限制的教育。今天，许多人愚昧、迷信、狂热，并不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而是因为只受过某一种教育。没有知识会愚昧，只接受某一种知识同样会愚昧，很可能是更有害的愚昧。权力与群众的关系因此成为我所关注的问题，我也写过这方面的书，如《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暴政史：20世纪的权力与民众》。

启蒙离不开启蒙者，从知识上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启蒙者，是真实知识的传播者，但事实远非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制造真理，一方面制造谎言。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把满肚子学问用作政治资本或仕途敲门砖的传统。古时候是 “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如今是有了高学位能混官做。启蒙不能指望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没当成官，又害怕招惹是非的“专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的学术领地，对公共启蒙也是毫无兴趣。

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与启蒙有关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这是我一直有的兴趣。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困境》(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讨论的就是批判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困境。论述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中文著作还有《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徐贲首本英文著作《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困境》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

启蒙当然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启蒙思想的资源、启蒙思想与西方古代经典的关系、启蒙的人文主义和普世价值、启蒙知识的传播原理，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读写与知识等等。这些也都在我的著作中有所涉及。

02

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

启蒙不得不与大众娱乐争夺可能的对象

学人：您在《与时俱进的启蒙》的导论中提到，我们需要区分启蒙的批评者和启蒙的敌人，并指出“自由是启蒙的核心价值，也是区分启蒙与反启蒙的尺度”（P527），然而，当代的情况往往是，不同的派别甚至对立的阵营之间都互相使用着、争夺着相同的话语。例如“自由”已被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政权都写入了价值观中。更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一词，既可见于Antifa对川普政权的攻击，也可见于保守派对antifa等极端左翼本身的指责当中。这一方面可以视之为启蒙的胜利，即哪怕是不同的立场在现在都得抢夺启蒙竖立下的话语权，但却也造成了各种语言、概念进而思想上的混乱。请问面对这种混乱，您是否有明确而可操作的方法进行分辨？

徐贲：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自由是启蒙的核心问题，这不只是说，没有自由的观念——包括人的自由权利、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独立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就没有真实的启蒙。而且，进一步可以说，反对启蒙自由观念的人或势力同样也不得不用“自由”来作为反对自由的话语武器。今天，不可能有人用“奴役比自由好”这样的理由来反对自由，而是会用“没有绝对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虚伪的自由”这样的借口来反对自由。

兵法上说，你若打不过你的敌人，就和他结为盟友。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盟友，而只是利益需要的权宜之计。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对付自由和民主用的就是这种暂时化敌为友、最终消灭敌人的策略。通俗地说就是“不能打垮他，那就玩残他”。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句台词，“好东西到中国就变了味”，自由、民主、议会、宪政、人民代表无不如此。最后一集末尾孙中山的一番演说讲的就是这个。

电视剧《走向共和》（2003）截图

“好东西”被玩残，被玩变味，弄得面目全非，这更说明有必要对“好东西”进行说明和解释，让人们明白好东西究竟好在哪里、那些冒牌的“坏东西”为什么要装成好东西、如何识破假冒成好东西的坏东西。这就是启蒙。

人们不是完全看不清坏东西冒充好东西所玩的把戏，现在有那么多动听的口号，但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的呢？一般人已经变得比以前明白多了，这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启蒙效果，上当受骗的次数多了，当然就会变得怀疑和不信。

但是，仅仅依靠经验的启蒙还不够，因为经验的明白有可能反而导致“难得糊涂”“何必认真”这样的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里评价王朔的玩世主义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

1946-1951 5 Jahre SED/fünf Jahre erfolgreicher Kampf für Einheit, frieden, Aufbau

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周年/五年来争取团结，和平，建设的成功斗争(图源bilibili用户：文明路194号)

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对这种大众犬儒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他写道，

“在东欧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处不在的宣传招贴和标语牌，写的都是革命口号，还有许多歌颂革命工农兵的公共纪念碑。意识形态的热情展示在报纸、杂志和流行书籍的语言里。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就会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语言和说辞很少出现在人际交谈中。……按照我们的观察，老百姓过日子……即使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升迁，也并不使用这种语言。”

明明知道老百姓无兴趣，有反感，但为了展示和巩固权力，不断重复一种假大空的语言，这便是东欧的有权者犬儒主义。

语言的功能本应该是揭示真相和厘清本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含混的语言模糊真相并掩盖本质。“法西斯”一词乱用就是一个的例子，张三说李四是法西斯，李四又说张三是法西斯，他们两个可能谁都不是法西斯，也不真的知道什么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是他们互相用言语殴斗的棍子和石块。因此，澄清究竟什么是法西斯便成为启蒙的工作。

我曾经写过一篇《因为法西斯，民粹才可怕》的文章，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我在文章里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体制。其灵魂人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原则的根基是它关于国家和国家本质、作用、目的的观念。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个人和群体都是相对的”。法西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以 “运动”“主义”“信仰”之名，用各种极端的手段压制和取消人民的自由，强迫个人绝对服从国家意志，充当驯服的工具。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把许多本不是法西斯的事物牵强附会、一知半解地牵扯成法西斯，会起到淡化和漂白真正的法西斯的效果。启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会分辨看上去相似的事物，认清不同的本质，操作的方法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但却是有的，也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在大学的论证说理课上，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定义”。你批评法西斯，那你就必须告诉别人什么是法西斯，要在双方都基本同意某个定义的情况下，才有讨论的可能。否则就会自说自话，鸡同鸭讲。定义至少有五种基本的方法，经常需要结合使用。争论最经常就发生在对论题概念的不同定义上，我在《明亮的对话》一书里对此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多讲了。

学人：这种分辨恰如您在书中所引用的“启蒙的真义在于用清楚的眼睛去看所有的黑暗”。那么，您如何理解这句话中启蒙所承载的公共价值？对于这份公共价值来说，知识分子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

徐贲：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发生在一个一个人身上，经过一件一件事，渐渐地积累。明白了的人碰到新的情况可能又会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跟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不一样。启蒙不是群众教育、群众运动。只有自己愿意睁开眼睛的人，才能察觉到周围的黑暗，并意识到黑暗对他意味着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的那个黑暗洞穴和洞壁上影子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就像这个故事里那个已经走出了黑暗洞穴，又回去告诉同伴们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的人。他是否能起作用，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洞里的人相信他的话，并且愿意张开眼睛注视黑暗，并离开黑暗。

洞穴隐喻是柏拉图的一个著名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作为思想解放过程的必由之路其意义所在。比喻中的囚徒，象征不会哲学思考的民众，从而置身于一个次级复制品的人造世界或臆想世界

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在黑暗洞穴与影子一起过日子了。他们在洞里乐在其中，享受着洞里的岁月静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最需要启蒙、但却又最不愿意接受启蒙的那部分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很有学问，有能力证明黑洞里的制度天下第一，洞中有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还能证明洞外的光明不过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坏人制造的幻觉或谣言。

见过洞外光明世界的启蒙者如今只是零散存在于民间社会中间。他们除了自己的一支笔和很有限的言论机会，几乎没有其他传播启蒙思想的手段，他们必须借助大众或者甚至娱乐媒体，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一些有限的启蒙知识，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说书人或者表演者。这种启蒙基本上是知识普及，而不是传播像18世纪启蒙那样的观念更新。

在一个公众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启蒙不得不与各种大众娱乐争夺可能的对象。这就像早期罗马喜剧家不得不与各种公众娱乐争夺对象一样。当时最走红的表演者是角斗士、脱衣舞娘、专门模仿猪的表演者，或者显摆铁头功的“大光头”们。罗马的“大光头”是一些剃光头的专业表演人士，在节日表演时，有人将沸腾的沥青浇在他们的头上，或者用受过训练的公羊远远地冲过来，用羊角顶他们的光头。这在罗马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表演。

建于72-80年间的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罗马人大多数是因为看厌了这样的表演，想换换口味才走进喜剧剧场的。在今天这个网络影视时代，利用荧屏这个大众传媒的启蒙，它的内容、形式、表述都会带有“表演”的性质：启蒙者直接现身在屏幕上，衣着和相貌都有所讲究，他们与观众面对面说话，要顾及举手投足和表情的每一个细节：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无不有所用意；语调的高低、说话的缓急、语气的强弱也都是为了调动受众的情绪，而不只是诉诸他们的理性思考和理解。这种必然的表演性（及其包含的迎合和讨好）是由舞台型媒介方式决定的。西塞罗反对法庭辩论的这种表演成分，但他自己的法庭辩论还得利用表演手段，否则说服效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由不得他的。

在荧屏上的表演性启蒙与只是用文字来影响读者的启蒙是不同的，几乎不可能具备后者的那种独立和深刻。表演性的启蒙必须照顾到受众的口味和接受偏好，最需要把握的就是一个“度”，寓教于乐并没有错，但启蒙大众娱乐化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吸引的就不是有思考要求的受众，而只是受崇拜心理驱使的粉丝。

尽管现在的一些启蒙已经有明显的迁就受众的取向，但仍然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启蒙民众，是一种强制的思想影响，对民主有害无益。他们说，启蒙把启蒙者化身为真理的掌握者，把自以为的“真理”强制灌输，从而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启蒙者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糊涂的看法。说极端的启蒙会恶性转化，这话等于没说，走极端就是恶性转化，还有不是恶性转化的走极端吗？不要说“极端的启蒙”，任何事物走极端都会转化为别的事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所分析的政体蜕化，说的就是这个。走极端就是蜕变。民主政体蜕变为僭主政体，就已经不再是民主，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政体，能把僭政（暴政）叫做 “极端民主”吗？马和驴子杂交成骡子，骡子就是骡子，不是“极端的马”。怎么可以说已经变质的启蒙还是启蒙（“极端启蒙”）呢？说这话的知识分子自己该不该接受一点逻辑学的启蒙呢？

拉斐尔于1509年至1510年间创作的《雅典学院》，在透视点的二人分别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没有接受过启蒙教育的，也不知道启蒙和启蒙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那个把他们从幼儿园、小学一路培养成“学者”“博导”的教育体制里，他们没有接受过人文教育，没有接受过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没有接受过公共说理教育，甚至连起码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如果他们不自我启蒙，又怎么去启蒙他人呢？

学人：许多本应承担这份公共价值的知识分子已然在其使命或担当面前望而却步，“躲进小楼成一统”。从前些年您陆续出版《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犬儒与玩笑》等书来看，这种犬儒也是您一直所关注的时代症候。然而，有论者指出，犬儒与启蒙恰恰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启蒙主张人“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高举义旗，不惜任何代价与旧秩序和旧的话语体系针锋相对”。而另一方面，“犬儒理性本质上是人的这种自我持存欲望特性”。所以，“当启蒙意识面对无法克服的力量时，它就从攻击性的自我保存转向防御性的自我保存”。您能否从自我意识这一点出发、就犬儒与启蒙之间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徐贲：这样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院里的“专业主义者”，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小楼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18世纪启蒙哲人的传人，而更像是中世纪修道院里的经院学者。18世纪启蒙哲人是社会型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进行写作——戏剧、小说、论述、随笔、《百科全书》里的单篇，哪怕是通信——也都不是学科围墙所能框得住的。

今天，公共知识分子俨然已经成为一部贬义词，这本身就是一个犬儒社会的现象。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的公共传播者，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要对之冷嘲热讽呢？著名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 ）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里说，不公共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设想的。我们现在的汉语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重在“知识”上。但是“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知识”加“分子”。“知识分子”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中文原有的一个词，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名词。简而言之，知识分子指的是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有独立、批判思考并发出良心声音的有识之士。

托尼·罗伯特·朱特（ 1948年1月2日－2010年8月6日），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民主主义者，著有《事实改变之后》《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记忆小屋》等

美国著名的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著作大多已经翻译成中文。他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把明确的伦理倾注到对问题的讨论中去的知识分子。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并坚持他的价值观。这对“知道分子”就不是必须的了。现在反公知伴随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反普遍价值。如果价值不是普遍的，不能运用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那它就只能是小集团和党派的价值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普遍价值和党派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呢？是否可以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价值不价值呢？这是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敢于向公众说出真相的知识分子。如朱特所说，“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然后遵从这个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关注具体问题的小真相和大是非，拒绝在权力的威迫和金钱的利诱面前放弃自己应有的独立思想、判断和言论立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知道分子”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写作方式和文风。在写作方式和文风上从学院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朱特在去世前不久，回顾他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说他逐步拓宽了自己公共写作的范围：从法国史中撤出，进入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东欧的政治和历史，进而进入欧美的外交政策问题。他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只是耗费在专业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上，觉得自己从非纯粹历史学家的写作中受益匪浅。我深有同感。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阅读对象是谁。我在学校里教写作时也跟学生说这是首要的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在为谁写作，尤其是一个以启蒙为志业的知识分子。

03

重申启蒙：世界的进步取决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努力

学人：您的新书书名在“启蒙”前加上了“与时俱进”的定语，试图通过对不同国家启蒙运动的交叉分析而达到在现实语境下对启蒙的重申。那么，“与时俱进”的意涵又是什么？您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所讲的“不存在把人类从野蛮引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只有那个从投石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历史”，那么您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一种道德进步史观？

徐贲：今天，“进步”是个很普通的词，但许多人都不知道“进步”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进步”这个包含着特定历史观的概念本身就是启蒙时期的一个现代思想成果。从希腊、罗马，一直到文艺复兴，人们是没有“进步”这个概念的。古代的历史学家都是从过去和现状的关系来看待历史变化。古人只能依照过去的某个“黄金时代”来设想对现状的改变。启蒙运动则是从未来设想对现状的改变，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是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今天中国许多人关于历史长远变化的观念是严重落后的，他们想象盛唐、康雍乾的大清、甚至大秦帝国的“黄金”时代，却不能想象一个彰显积极普世价值的世界进步未来，这就像17世纪以前的欧洲人一直都在回顾过去美好的社会模式，很少有人相信未来会比过去更美好。

人类的认知和伦理都是能在历史中进步的，否则人类还有什么值得向往的未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看到的也许确实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这会严重限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一个国家里，人民集体丧失对未来应有的想象和创新激情，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我们的经验现实会有一时一地，甚至屡次和多地的挫折和倒退，但历史毕竟是在往前走，而不是往后倒退。平克（Steven Pinker）称18世纪启蒙时期发生的是一场“人道主义革命”，反对的就是阿多诺对人道主义普遍历史的否定。其实，关于人类是否在进步，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就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在日内瓦的卢梭雕像

在启蒙哲人中，卢梭是个异类，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人类堕落史的悲观描述中，而这一堕落恰恰是进步的反面。而且，卢梭不赞成理性，他向往行动。在伏尔泰和卢梭身上，我们能看到在历史走向问题上对立观点的冲突，其实也是理性和本能的古老碰撞。

伏尔泰总是相信理性：“我们可以通过言辞和文字更好地启发人。”卢梭不赞成理性，他向往行动，欣赏的是鼓动，而不是启发。他相信兄弟般的人间情谊——放到今天来说就是“革命同志”——能重整因古老习俗失效而肢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