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智慧推动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周星、胡智锋关于艺术教育的高端对话

此前《艺术教育》关于高端对高端的艺术对话，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经历了2020年那段难忘的岁月，人们对于生活、社会和文化的认识都有了很多改变，艺术发展也理当开始自身新的探索。2021年，我们重新开启高端对高端的艺术对话，依然是采访重要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和重量级艺术研究者，试图为人们打开对于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角度的认识，探寻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院校执掌者和艺术大家如何看待新形势下的艺术发展和他们对于中国艺术发展的独特角度认识，以及他们当下所思考的问题。本期访谈专家是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教授。胡智锋教授曾在多所重要的中国艺术传媒院校任职，有丰富的高校任职经验，对艺术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对于传媒艺术学的认知，更为人瞩目。

北京电影学院的特色

周星：您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校长时间并不长，但是从阅历上看极其丰富，对于影视业和不同的院校之间有比较多的了解。将您的阅历角度定焦在目前任职的重要艺术院校，您如何看待北京电影学院的特色、传统？从您的角度来看，北京电影学院在艺术教育特别在电影教育上有什么样的特色？期望从您新校长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概括性的认知。

胡智锋：2020年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已七十载，如果要凝练学院最突出的办学传统与特色，我认为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要审视它的发展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带来了什么，又为电影行业、艺术教育留下了什么。站在建校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溯北京电影学院的办学传统与突出特点，我想可以用四个“同”来概括。

第一，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建设需要的高度来看，70年来，北京电影学院无论在电影教育还是电影创作等方面，都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大业相伴相随。这一鲜明特色，体现在它从创始之初就蕴含着强大的红色基因。从北京电影学院创建的血脉根基来看，其创始人均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优秀人才队伍。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左翼文艺开始，到延安红色革命根据地，一直延伸到东北解放区等一路走来，新中国的电影教育和电影创作不断见证了党和国家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艰辛与光荣，这种强大红色基因的支撑，使北京电影学院自1950年建校以来逐渐形成深厚的红色传统，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从开国大典到两弹一星，从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在党和国家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电影人都始终走在最前列，他们用镜头语言真实记录，用精湛表演真情刻画，呼应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诉求，反映党和国家所需要的时代最强音。这种鲜明的气质与特色，是北京电影学院尤为珍贵的一个传统。

第二，与人民同振共鸣。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始人陈波儿开始就明确提出“三人民”的艺术观，也就是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艺术家。“三人民”的艺术观可以说在学院深入人心，它既是基于电影学院自身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在学院发展积累过程中不断沉淀和强化。从教学的专业训练，到一线的创作实践，北京电影学院始终是以“三人民”作为最重要的精神航标，这也成就了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中国电影艺术家。以表演为例，我们在表演训练中经常会有一个疑惑，到底是塑造最好的自己，还是塑造最好的角色？理论上不同的表演流派会有着不同的专业要求，但是无论哪种流派的演绎，始终需要坚持的一条就是以人民的审美需求为标杆，不要沉迷在个体封闭的小圈子里，要让自己的艺术才华更多地扎根土地，在广阔的生活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历史和实践不断印证，只有在向人民的学习中，在接地气的社会实践、艺术实践中，才能获得灵感和滋养，释放能量和才华。这一点上，我们的电影人在未来应该有更强的自觉性。

第三，与时代同步同频。电影是技术与艺术融合发展的产物，北京电影学院始终聚焦时代前沿，并以科技、艺术与文化的创新与融合，不断引领时代新潮流。某种程度上，学院以与时俱进的审美风尚引领了时代的思想潮流、艺术潮流和文化潮流，许多杰出校友和他们经典的艺术创作不仅是在打造专业标杆，更是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重要文化符号和象征。如以谢飞、郑洞天等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将温暖的理想主义诗意与深切的现实主义关怀紧密结合，成为新时期纪实美学的引领者；以张艺谋、陈凯歌等校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将对民族文化历史的强烈的忧患、反思与国际化艺术表达紧密结合，成为中国新浪潮电影美学的开创者。而后渐次崛起的一代代从学校走出的优秀校友，更是与时俱进，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突显时代风采的艺术文化思潮。在对专业的极致追求、对潮流的把握判断上，北京电影学院同样走在时代的前沿。俗话说术业有专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很好的精神传统，它跨越时代，又引领时代，使学院始终在专业和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走在时代最前列。

第四，与国际同道同轨。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以来，始终与世界电影教育保持着良好的对话与交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电影各项事业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重，吸收了大量的电影创作经验和教育经验。初创时期的北京电影学院，通过对话交流的渠道保持了中国电影与国外的国际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更大规模地向欧美国家学习，在不断深化与发达国家的电影文化交流中，中国电影逐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地位，赢得了尊敬。无论是中国第四代导演还是第五代导演，都在国际电影舞台上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北京电影学院以电影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为中国在国际上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国际大学生电影展已经做了19届，成为全世界青年电影人的年度盛事，在当今国际电影平台中独树一帜、影响巨大。此外，在中国电影理论的国际化进程中，北京电影学院也一直在借鉴中不断创新。我们从苏联学习蒙太奇理论，从欧美国家学习纪实美学等大量国际先进电影学术理论和观点，同时，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锤炼出具有中国民族化特色的理论学术建构，这也是中国电影国际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显现。

我想，这就是我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之后，纵观院校70年来的历史发展和办学特色，梳理出来的一种整体印象，或者说是判断。

周星：胡智锋校长“4个同”的概括，非常精辟，也许只有经历过诸多不同院校，考察过不同院校的办学方针和取得不同的成绩，才能定焦于目前的北京电影学院得出这样的认知。北京电影学院作为曾经中国唯一的专业性电影学院，为中国的电影创作培育了许多人才，目前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引领性的电影院校，其所承袭的优秀传统和坚持的对于艺术精致性追求，对于中国的电影教育包括电影的创作都功不可没。胡智锋校长强调的：北京电影学院无论在电影教育还是电影创作等方面，都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大业相伴相随，这一鲜明特色，体现在它从创始之初就蕴含着强大的红色基因等阐释，对于我们认识北京电影学院的经久不衰具有独特的意义。

中国三所艺术传媒院校的比较

周星：胡校长的跨校经历较丰富也很特别。既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工作经历又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院长，现在又到北京电影学院担任副书记、副校长，应该说各种类型的传媒、影视和综合类院校都留下了您的足迹。站在这三者之间，您又如何来看待中国的艺术教育，由它们来折射中国的艺术教育各自的特色，共同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中国艺术教育文化的差异性？

胡智锋：相比较而言，这三所学校在定位与发展上是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独特性。三所学校的共性，毋庸置疑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培养戏剧影视和传媒类优秀人才的高等学府。要说各自的不同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

中国传媒大学更加注重社会性和政治性，这可能是它最突出的特点。中国传媒大学主要面向传媒的人才培养，而传媒本身则是具有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意识形态需求的。这种敏锐度和敏感度，决定了其对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格外倚重。所以，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在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学习中，就会对社会发展动态、前沿潮流信息等保持敏感和关注，往往显示出较高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这在三所院校的比较当中比较突出。从影视作品类型上看，中国传媒大学特别适合产出一些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和文化类影视作品，如一些专题片和纪录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也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话题性。这种政治敏感度，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它在发展建设中敢为天下先的判断和实践。如在新的学科建构上，中国传媒大学可以从无到有地开辟新径，首创播音主持艺术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艺术学、数字媒体艺术学等。即便没有传统学科的传承和依傍，中国传媒大学也能够敏感地把握和判断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先一步设立相应学科和专业，这可以说是中国传媒大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突出显现。

北京师范大学强调人文性和综合性。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艺术教育传统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其鲜明特点就是人文性和综合性。在中国所有的戏剧与影视学科当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戏剧学影视与教育充分体现了百年老校丰厚的人文传统传承，尤其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和重视。以黄会林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家们，在影视教育上的整体思路都是强调对于文化的自觉，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北京师范大学的艺术教育目的是培养“育人之人”，所以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格外关注。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等的创办，都体现出美育的人文性与综合性特点。在这种社会实践、学生活动当中，北京师范大学把提升学生的人文追求作为重要的教育使命。北京师范大学从文化传承和立德树人的高度，让自己的影视教育凸显出鲜明的人文教育、文化普及、文化传承等功能。同时，作为综合性大学，在学科建构上也体现出注重综合性的特点。在专和综、窄和宽的选择上，更加注重融合与综合。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在学科初创之时就取名为“影视学”，与心理学、教育学等自身老牌优势专业结合起来发展出如视听认知心理、艺术治疗等一些综合交叉的新领域，而这也正体现出北京师范大学独特的人文性与综合性特点。

北京电影学院凸显专业性和国际性。在这三所高校当中，毫无疑问，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性和国际性特点更加突出。作为一所规模和体量并不庞大的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有着自己精益求精的专业标杆，文、导、表、摄、录、美等专业，都更加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可以为了任何一个如镜头、一个画面、一段台词而皓首穷经、专注钻研，直至呈现最佳的艺术状态。所以有人说北京电影学院的“戏疯子”特别多，我想这是一种对学院在专业上的充分肯定和褒奖，因为大家真正服气的是电影学院培养出了中国电影领域最专业的人才。这种追求专业上的极致在学院有太多的经典案例，形成了很好的教学氛围，也成为中国影视教育院校中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标杆。北京电影学院的国际性也是非常突出的，学院师生在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国际同步同轨，他们习惯于在学习和创作中追寻国际最前沿的潮流和风尚，对标国际一流的技术、理念和人才。同时，作为国内唯一、亚洲第一、世界前三的电影院校，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吸纳世界各国留学生最多的影视院校之一，在世界电影教育领域拥有广泛的认知和影响，享有盛誉。

从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到2016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学有28年半之久，后来又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任职工作了3年半的时间，如今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从我的个人职业履历来讲，先后在中国影视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三所高校里工作多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财富。真诚地希望我们中国的影视院校都能够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同时也能在互相更广泛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合力，为中国影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周星：以我对您的认识，您有相当大的一个特点为人共知，是善于概括，对于差异性、共同性都有自己理性的概括能力。当我询问对于三所您任职高校的经验的时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因为都是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而您都置身其中却又要抽身而出。如何来概括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您能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冷静抓取特色分别做出有概括力的一种解说，可见您宏观的透视力，抓住了不同性质院校的重要特点。透视中国最重要的传媒和艺术院校的各自特色，也许可以为其他的院校提供更为客观的参考。

关于“传媒艺术学”的认识

周星：胡校长一直在倡导传媒艺术，关于传媒艺术的观念、实施的路径和它的特点如何理解？传媒艺术在中国的艺术教育之中，显示出怎样的独特之处？将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胡智锋：“传媒艺术学”这个学科概念，我酝酿了10年，也经过了10年的沉淀，可谓“十年磨一剑”。2010年我首次提出“传媒艺术”，动机来自于我关注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广播电视艺术在发展中遇到了瓶颈。这个问题通过追溯来看会更清晰一些。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系任教，当时的专业叫做“文艺编辑”，在实践中的主要任务好似“裱糊匠”，把现成的东西裁剪组合，形成适合广播电视播出的内容形式。如在电影素材基础上，添加导语、片头、片尾、解读性文字，形成了电影录音剪辑等广播电视作品。随着80年代大型综艺晚会，如春节联欢晚会的兴起，许多创作性、组织性的工作越来越多，推动着“编辑”向“导演”方向的升级和调适。编、创、导的实践需求，让我们逐渐形成了“编导”的专业概念，于是就有了90年代初中期从“文艺编辑”到“文艺编导”的专业名称调整。

此后，文艺编导专业在90年代后期调整为更具有媒介辨识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因为与电影、戏剧导演不同，广播电视编导更具有广播电视的专业特色。这个概念又持续了几年，之后从学科发展提升的角度又升格为广播电视艺术学。与传统的戏剧艺术、电影艺术一样，广播电视借助新的媒介继续创造新的艺术性活动，然而这种艺术活动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规律，需要在学科上予以反映，也因此就有了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发展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发展，我们发现以介质为标志的艺术创造，其边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2010年前后，互联网已经发展出很多平台，广播电视也逐渐地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或者与其他的艺术样式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有很多艺术样态就很难区分和甄别。比如广播诗会把诗和广播结合在一起，还有电视音乐、电视戏曲，以及网络电视、网络电影等，它们已然不完全属于广播电视本身的艺术，但当时也并没有新的理论概念予以准确表达。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以广播电视介质来做这种艺术形态的描述，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很多艺术实践是多种艺术形态和艺术平台的组合。再如纪录片在电视台和网络同时播映，它是叫电视纪录片还是叫网络纪录片？我们该怎样界定？在这些艺术品类前面加上“广播电视”这种介质的概括表述已经难以得到完整、准确的表达和呈现。

基于这些现实的困顿，2010年前后我就在沉思，感觉以传统介质作为当下艺术的表达，已经是一个非常局限的做法，而且这些艺术样态在未来的发展、归类、界定也会出现争议和问题。因此，需要对这一类的艺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回溯追索，我发现不仅广播电视如此，电影也是一样。我们似乎觉得电影在影院放映才是“正宗”的电影，当电影在电视上播放变成“电视电影”时，大家就觉得奇怪，当电影又出现在互联网上变为“网络大电影”时，又会出现一片争议。你会发现艺术品类在不同介质中的变迁，总是引起大家的争议，还总是争不明、说不清。如果从电影再往前追溯，最早出现这种争议的则是摄影术出现的时候。摄影术发明以前，写实的绘画艺术是为了追求最真实的表征，能够把人像和景观画出来、留下来。然而摄影术的出现，瞬间就捕捉到无比真实的景观，大家就议论是否还需要绘画？绘画还有意义吗？从摄影术发明以来，延伸到电影、广播、电视，直至现在的互联网等各种技术样式，人们逐渐发现这些艺术样态与传统的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建筑、戏剧等是如此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要怎样表达？我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来说，必须要弄清楚这个事情。

经过系统的梳理、研究和总结，我发现所有这一切争论的源头，都来自于人类依托高科技而产生出来的艺术新样态，同时这些艺术新样态都有着强烈的媒介性功能，而且都有广泛的大众参与。因此，我把同时具备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这“三性”特征的艺术样态和族群叫做“传媒艺术”，以此来区别于传统艺术，以及离它最近的广播电视艺术。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传媒艺术”的概念更为宽广，也更能够解读整个这类艺术样态的艺术特征。这也恰恰是之前在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上都没能获得清晰界定和表述的部分，更是我们面临着学术突破和专业学科突破的非常重要的领域。从那时开始，我就在中国传媒大学建立了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专门组织团队来研究“传媒艺术学”，2011年开始招收专门的传媒艺术与文化专业硕士和博士，到现在为止已经培养了10多届百余名学生。2020年，我主编的《传媒艺术导论》《传媒艺术经典导读》两部书终于出版，这是我们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年期待的成果。当然，面对人类广泛而深刻的科技革命、媒介革命和艺术教育革命，我们无论是在学术建设、理论建设还是学科专业的建设上，未来针对传媒艺术学的探索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目前也只是在高端的科学研究领域进行，学科建设领域也只是做了一点微薄工作，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都先后建立了跟传媒艺术相关的硕士和博士专业点，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仍需要不断地努力和沉淀，做出更扎实的成绩。从个人来讲，我愿意在现在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下去，希望得到大家继续的支持，期待能够把这个事情不断引向深入，为整个传媒艺术学术、学科、专业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也为整个艺术教育事业、为中国特色艺术文化的整体发展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周星：之所以询问这一问题，是因为您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倡导传媒艺术学，不仅在各种场合倡导，还一直在践行着对于传媒艺术学价值意义的推广。您已经在传媒艺术学的整体的建构、理论的阐释还有实践实施上都做了许多工作，所讲授的课程和出版的专著论文等围绕传媒艺术学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培养的传媒艺术学的人才也在业界形成影响力，他们也一起为传媒艺术学观念倡导和推广进行不懈的努力。

对于新文科视域下的艺术认识

周星：胡校长，中国的新文科建设已经逐步展开，您也发表过不少的文章阐释自己的见地。站在新文科建设的基点上，您如何来看待新文科建设对于中国艺术教育可能引发的变化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新文科建设的视野下您有什么样的见地和观念？同时，北京电影学院在新文科建设中将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和发展？

胡智锋：新文科建设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新背景，它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我的理解当中，新文科有三个最突出的特点，分别是中国特色、融合发展和创新实践。

第一，中国特色。当前中国高等艺术教育领域的诸多观点、理论和理念，相当多都是从国外学习借鉴的舶来品。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大规模地向国外学习，从西方引进了大量新的艺术和文化及其教育理念和思潮。因此，初期的影视教育从专业设计、学科设计到教材、课程等具体的方法手段几乎都是国外的模式。一方面必须承认，西方舶来的艺术教育观念和体系，某种程度上支撑了我国的艺术教育建设和普及，但另一方面，随着本土艺术实践的发展和积累，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也在不断强化，民族艺术文化成果和人才培养均取得了一定成果。从主体性文化建设等更长远的目标来看，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教育体系建设应该得到格外的强化。特别是在新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我们需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主体和体系稳步建构的过程中，艺术教育工作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以电影为例，如果我们不努力打造具有中国民族气质的电影，不充分通过电影来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情感和中国价值，我们就很难被世界广泛理解、认知和接受。

未来的艺术教育对于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价值体系的建构，对于中国特色艺术的生产与传播，对于中国艺术所支撑的中华文化魅力的释放等，将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我们要在艺术教育中努力探索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不断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度，力争推出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真正以中国智慧推动中国艺术教育发展。我们要对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余年的中国革命文化，以及新中国70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等，这些丰厚的文化积累做好梳理总结，加以提炼概括，形成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以此才能够支撑起大国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二，融合发展。在我看来，融合发展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技术融合。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技术的不断迭代与升级，使得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都在发生着剧变，特别是艺术教育这种以人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培育、表达为特点的教育更是如此。新技术的崛起很快会打破旧的教育模式、理念和经验，因此也就需要以一种技术融合的视角展开探索，将新技术主动而广泛地应用在艺术教育当中，实现艺术教育在技术逻辑上的更新迭代。二是媒介融合。当前我们正在不断打破媒介之间的边界，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介质正在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互相融合。未来可能只有一个终端的概念；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展开艺术教育，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三是文化融合。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当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平台，能够把分属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甚至不同层级的用户都打破边界融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终端共同进行着文化消费。以往由于多元混杂现实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差异被磨平甚至消解，这种文化融合的变化正在推动着艺术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不断革新。技术、媒介和文化的融合对于艺术教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虽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也许会在找到合适方案前经历很多的试错，但这也因此给了我们探索新篇的可能。

第三，创新实践。创新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以科技创新为龙头，催生了从物质到思想的诸多层面的创新实践，具体到艺术教育就意味着其诸多理念、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北京电影学院在创新的路上始终没有停歇，面对新文科建设的新背景，在创新实践上将突出体现几个特点：一是原始创新，指的是从无到有的始创实践，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电影学院首创了文、导、表、摄、录、美等一些国内电影专业，初步建构中国电影教育的专业体系。经过多年积累之后，80年代中期又引入了管理，世纪之交又加入了动画，新世纪以来又展开了视听传媒、数字媒体等新的专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学院为原始专业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融合创新。融合创新在于打破专业和学科的界限，旨在跨学科专业的融合中进行创新，如影视教育就是把影视和教育结合起来创新等。当前，要把立德树人理念和人文素养提升目标，更加纵深地融入到影视教育当中。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专业性很强，但旨在在提升人文素养的教育还不够充分，北京电影学院刚刚成立了人文学部，就是为了在电影学院的教育体系中更加注重人文教育，旨在为学生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路，让他们以电影为专业核心，同时又能拓展到更为多元的人文领域，拥有更宽广的人文关怀。下一步我们也在考虑新的专业和学科的结构调整和建设，根据形势的变化可能会设计出新的专业以适应新的需求。三是延伸创新，指的是在已有基础上的拓展创新。如中国传媒大学在专业设计与创新中，从广播编导、广播电视编导到广播电视艺术学，再延伸到传媒艺术学，这就是在顺应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变化中、在已有专业基础之上的延伸创新。延伸创新的关键，是要不断与时俱进地适应和调整。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变与不变，以传承坚守初心，以创新回应变革。

周星：新文科作为国家倡导，的确是当下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文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背景，如何看待新文科的观念，如何针对新文科的发展目标来进行我们的学科专业等的发展目标调整和整合改造，对许多院校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难题。我认为尊重既有文科的传统，守正创新是不可偏离的基点，但创新不可忽视。同时，新文科建设要求跨学科之间的融合，面对智能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境况进行我们自身的学科的改造。新文科建设对艺术学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我们要投身到新文科建设之中，让艺术学科在保持自己审美这一最重要的特色的同时，扩大我们的视野，增厚文化素养，强化艺术文化的观念，让艺术学科发挥更大的提升人的素养作用，实现以美化人、以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本文刊于《艺术教育》2021年1月刊

责编：谢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