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谁是三星堆文明的终结者？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朱大可

给三星堆王国画像

在探索三星堆之谜的进程中，东晋人常璩编撰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往往率先跃入人的视界，成为大多数巴蜀文化研究者的主要文献依据：

▲《华阳国志》（图/网络）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在这段文字中，恐怕只有关于“纵目”记忆可以落实，其它似乎都不甚可靠。问题的关键在于年份。“周失纲纪”，这应是平王东迁洛阳后的事情，此时蜀候率先独立称王，那最快也是公元前770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段，跟活跃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三星堆王国，应该没有太多干系。

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华阳国志》弄错了时间。这个原住民政权，也许就是活跃于前1250年至前650年的金沙王国，并按蚕丛、柏灌、鱼凫和开明的顺序形成传承序列，所存在的时间，比《华阳国志》的说法提前了300—400年。在望帝杜宇之后，《华阳国志》才逐渐走向信史，而此前的69个字，都是《山海经》式的“道听途说”。这显然是包括《史记》在内的所有“正史”在溯源上的共同困境。

鉴于文献记录无法作为主要研究依据，我们便只能倾听那些出土文物的沉默的自白了。它们试图告诉我们，尽管三星堆文明成分驳杂，却是典型的外来文明，向我们展示出高度开放的成都盆地的“全球化”特征。

▲青铜纵目人面具（图/网络）

顺便提一下，文字是公认的文明衡量标准之一，而“巴蜀图语”到底是图是字，有待仔细甄别，因而，三星堆究竟属于“文明”还是前文明的“文化”，暂且还没有定论。只是基于对这一壮丽的青铜文化的敬意，本文冒昧在此使用了“文明”一词。

根据现有文物推断，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土著期（前2800－前1300年）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属于新时期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第二期为插入期（前1100年-前900年），又可称为“王国期”，大量青铜器突然闪现，毫无征兆，器型诡异，风格跟第一期截然不同，显示有外部先进文明强行插入。

第三期为后焚毁期，插入式文明遭到解体，但本地余韵犹存，而且在百里以外的金沙村一带，有被轻度沿袭、模仿和复制的迹象。

现有的研究报告，试图抹除三个时期、尤其是“土著期”和“插入期”的迥异之处，将其视为一种连续的自我继承关系。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谈论的，恰恰是那个短暂的“插入期”，它跟原住民缔造的第一期文化有本质差异，而非基于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

我们已经发现，三星堆可能是政教合一的王国，其统治阶层来自异乡，其人类学表征为窄脸、大眼（平目或纵目）、高鼻（鹰钩鼻或蒜头鼻）、大耳（招风或贴颅）和阔嘴（延及耳根），脸部轮廓具有显著的凹凸风格。

那种认为此类造型属于“艺术夸张”的说法，似乎不足为信。任何浪漫主义的神话想象，无法超越本地居民的日常审美框架。在一个平脸、小眼和低鼻的世俗世界里，祭司们凭什么要去塑造一种跟本民族体征背道而驰的形象？他们为什么认定这样做是对的？在已知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印度河文明中，从未发生过如此不合逻辑的怪事。

▲青铜纵目人面具（图/网络）

三星堆博物馆网站对上述头像的细致描述，颇值得我们玩味——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这段文字绘形绘色地告诉我们，该造像所依据的，正是常见的写实主义原则，它借助面部结构特征、发型和头饰的尽悉刻画，再现了现实人物的原貌，甚至可以据此推断出原型人物的社会地位——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从而令“浪漫主义夸张想象”的说法变得有些尴尬。

我要在这里重申这样一种观点：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600年的轴心时代，从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存在着一个地域广阔的西亚/埃及文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亚文明共同体”），其特征就是“巴别神系”及其对应的神庙和祭拜体系、人口聚集的城市、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海陆两栖贸易，还有基于象形文字的抽象字符（如楔形字），以及狂热的黄金崇拜（埃及尤甚）。

▲电脑复原的乌鲁克城（图/网络）

神鸟生命树、黄金面具和权杖、南亚象牙和印度洋贝币，所有这些三星堆出土物品，足以证明它跟“西亚文明共同体”的同质性（参阅拙著《华夏上古神系》下卷第七章）。亚述帝国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全面征服，强化了这种共同体的内部联系。

该共同体涵盖古埃及人、苏美尔人、闪族人和印欧人等，并拥有（或部分拥有）近似的人类学体征：长方脸、大目、高鼻、大耳和阔嘴，以及由此形成的凹凸分明的面部轮廓。

即便如此，这个盆地小国的民族结构仍然是多元的。它的王族、祭司和铜匠，正如青铜雕像和面具所塑造的那样，属于西亚人种，并以筓发为辨认标识，但人数有限；而它的民众则是以辫发为标识的原住民，他们是聪明的蚕农，为数众多，在国王和祭司指导下勤勉地劳作。蜀锦成了这种跨文明合作的伟大成果。我非常乐意向公众描述这样的乌托邦场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体多元”的社会组织结构。

三星堆是青铜和丝绸的双料文明，由外来的青铜人和本地的蚕桑人所共同打造，软（丝）硬（铜）兼具，阴阳互补。三星堆也是杂交文明的一个历史范例，它以强行植入金属文明的方式，推动了本地丝绸文化的飞跃。

与此同时，它的文化形态也展示出“一体多元”的特征：以“西亚文明共同体”为内核，以当地宝墩文化为基底，以长江下游文化（良渚文化）和黄河文明（殷商文明）为补充或环衬，形成耐人寻味的拼贴结构。

尽管三星堆王国跟西亚共同体有高度同质性，但人们始终无法确定它的具体来历。它的遗产跟其它文明考古遗存截然不同，没有文字和人类尸骨，似乎有人在蓄意隐瞒其真实身份。它显得如此神秘，突然涌现，却仅存活了两三百年，而后突然退场，犹如一颗灿烂的文明流星，只为我们留下有关纵目神的记忆。

三星堆王国的丝绸贸易

目前正在清理的编织物若真的是丝绸“绮”（亦有发掘者从中识别出了蚕丝蛋白），便证实了我几年前的断言：三星堆王国是早期东亚丝绸业的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华夏丝绸文明的真正源头。

四川盆地的北方和东方强敌环伺，充满各种危机，而西部人口稀疏，不足为患。但正是险峻的山川地形壁垒，令其成为一个优良的生物庇护所。就在公元前1500年—前1200年前后，一群来自西亚某地的逃迁者，基于某种我们无法获知的原因，携带先进的青铜文明，从南方通道进入成都盆地，在那里定居，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无名氏”王国。

▲四川地形图（图/网络）

这个王国发现了蚕丝的秘密，进而将其培育成一个庞大的丝绸制造业，形成桑树种植、采桑、养蚕、缫丝、织造和运输等完整的生产序列，全面开放了南向的贸易口岸。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条丝路，经云南、缅甸、泰国而跟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发生直接对接，并通过印度跟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和埃及保持间接贸易的关系。所谓间接贸易，今天叫做“转口贸易”，它具有一个类似田径接力赛的结构。

▲考古人员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图/央视新闻）

三星堆王国的势力范围，不仅扩展到印度次大陆，而且也跟临近的黄河文明（青铜尊和罍）、良渚文化（玉琮）以整个东亚文化（牙璋）保持着有限的贸易往来。这种沟通并非全面开放，不会因此瓦解三星堆文明的精神内核。封闭是王国得以续命的重要保障，一旦向中原开放，它就会被骁勇善战的黄帝族迅速吞灭。

对它而言，也许只有南方边境才是唯一安全的，那里居住着氐羌土著和来自北方的东夷族人，他们是矿工、商贩和脚夫，不仅提供丰富的东川铜矿石，还是三星堆王国的拱卫者。正是这条畅通的贸易通道，为三星堆带来短暂而辉煌的繁荣。

印度无疑三星堆丝绸的首个受益者，据吠陀教文献描述，大神湿婆酷爱黄色丝织品，而且在他的无数雕像上，都留下了穿戴丝绸织物的清晰印记。但全球丝绸贸易的最早实物证据，却来自一具埃及古城底比斯国王墓地的木乃伊，死者是一名30-50岁的妇女，在她的头发中意外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的丝束。而这个年份，跟三星堆王国的生命周期密切呼应。

此前曾有记载称，公元前一世纪，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性感内衣，使用了质地紧密、手工精巧的丝绸面料。但这似乎只是一个孤例。埃及直到公元后四世纪才普遍使用丝绸，由于这个缘故，埃及学者对这一发现心存疑虑。但经过显微技术，红外光谱分析以及化学成分分析，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确认，木乃伊上的纤维材料就是丝绸，而且“几乎肯定是中国制造”（参见John Noble Wilford：New Finds Suggest Even Earlier Trade on Fabled Silk Road，纽约时报，1993年3月16日）。

大多数中国和西方研究者，受张骞“凿空西域”说（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的误导，认为早期丝绸之路，是一种由骆驼商队描绘的道路网络，从中国西安起始、经过中亚诸王国、绿洲贸易站，抵达西亚、欧洲和北非，涵盖了沙漠、戈壁和欧亚大草原等多种地貌。但历史事实却是，公元前1500—1000年前的丝绸贸易，是由三星堆王国独立推动的，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直到这个王国覆灭，东亚的丝绸的主要输出渠道，才转向较晚形成的北方网络。

在输出丝绸的同时，三星堆王国从南亚大量购入南亚象牙，这是目前唯一能够证实的舶来品。象牙饰品是“西亚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流通品，同时也在东亚的饰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河姆渡遗存到殷墟妇好墓，都有它们的高贵身影。它还因具驱魔作用而被用于祭祀仪式（见《周礼注疏》）。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图/网络）

但东亚本地大象在商周两朝被大量杀灭，需要由外部输入加以补充。三星堆王国囤积大量象牙，主要不是自身需要，而是作为“转口贸易”重要物料，通过长江和北部山区秘道输出，为黄河和长江文明“锦上添花”。正是这个缘故，应该把这条贸易通道的名称，由“南方丝绸之路”（一种单边贸易的错误提法）改为“丝牙之路”（silk-ivory road），尽管它听起来有些怪异，却更符合双向贸易的商业本性。

三星堆文化中的异乡神

既然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来自“西亚文明共同体”，那么它一定会随身携带该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识别工作充满难度，但还是能从中辨认出某些有趣的埃及元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眼形器。除了那些直线菱形结构的青铜眼睛，还有一只半残的左眼，前端有鸟嘴式的眼眦结构，尾部残缺，可能是一个上翘的眼尾——

▲青铜眼形器（图/网络）

下图是埃及“荷鲁斯之眼”的流线型结构，它拥有一条跟上眼睑平行的眉线、一个垂直的泪滴，以及一条尾部卷曲的飘线，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跟“三星堆之眼”的“异质同构”。

▲荷鲁斯之眼（图/网络）

荷鲁斯（Horus）是负有盛名的天空之神和法老守护神，人的身体，带有猎鹰或游隼的头部。后跟日神拉（Ra）发生合并，叫做拉-荷鲁斯。由于荷鲁斯被沙漠之神赛特挖出左眼，只剩下一只左眼（右眼为日神拉的眼睛，又称“拉之眼”），所以祂是“独眼神”，世称“荷鲁斯之眼”，代表太阳的崇高价值，并具有强大的巫术力量，象征牺牲、治愈、康复和庇护。直到今天，他都是全球时尚设计界的灵感源泉。

▲眼形青铜器（图/网络）

现在还无法断言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纵目神，究竟是荷鲁斯的东亚变体，还是另有其神。但无论如何，由荷鲁斯崇拜引发的眼睛崇拜，由眼形器扩展到纵目神面具，成为三星堆神学的重要标志（参见拙作《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无独有偶的是，三星堆还出现了荷鲁斯母亲伊西丝（Isis）的象征物——五芒星盘，她是最受埃及人崇拜的金星女神。不幸的是，它被中国考古人员误认为太阳的标志——

▲太阳轮形青铜器（图/网络）

这种看起来很像车轮的五芒星盘，虽然具有“普遍价值”，出现于几乎所有文明的图像体系中，但其最早现身的地点，还是古代埃及——

▲古埃及墓葬浮雕图像（图/网络）

在第二幅墓葬浮雕图像中，代表伊西丝的五芒星盘高悬上方，她是亡灵和幼童的保护神。星盘下方为象征重生的圣甲虫，再下方的圆盘（带有向下的芒刺）是太阳，它的左右分立着两位狗头人身的阿努比斯（Anubis，冥界守护者），它们相向而立，手里分别托着日神“拉之眼”和“荷鲁斯之眼”，它们被一起召唤到墓穴，以庇佑死者早日获得重生。

金星女神伊西丝和儿子荷鲁斯的联袂现身，正是埃及神学渗入三星堆神学的图像证据。

跟荷鲁斯相伴的另一名神祇，是古埃及最活跃的侏儒神贝斯（Bes，Besu）。他长有一副丑脸，戴羽冠，大耳，蓄须，罗圈腿，还喜爱把两手放在膝盖上。他是战神和分娩神，特别擅长保护妇女儿童，并常与青年荷鲁斯出现于同一场合，以保佑他茁壮成长。荷鲁斯和贝斯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以后演化为一个复合神，叫做“霍贝斯” （Horbes），一望而知是荷鲁斯和贝斯两个名字的叠加——

▲贝斯神像护身符（图/网络）

正是鉴于贝斯跟荷鲁斯之不可分割，所以他也成了三星堆神话中的成员，混迹于祭祀坑的葬品里——

▲三星堆贝斯小雕像（图/网络）

上图中的三星堆贝斯小雕像，跟埃及贝斯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怒目圆睁的狰狞丑脸，戴羽冠，大耳，罗圈腿，两手置于膝上。所不同之处是，羽冠发生折叠，而且省略了胡须（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造像普遍放弃了西亚的蓄须传统）。

我们就此面对着一个来自埃及的异乡神家族——荷鲁斯（荷鲁斯之眼）、伊西丝（五芒星盘）和贝斯（雕像），他们三位一体，构成三星堆神话的埃及板块。这种来自埃及的“文化渗透”，不仅发生在中国西南地区，还发生于东部沿海的良渚和齐鲁，为东夷族的少昊崇拜提供精神原型。而那是海上丝路和转口贸易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异乡神构成的埃及日神崇拜板块，只是三星堆神学的一小部分，这个驳杂的多神教体系，似乎还应包括苏美尔-亚述、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印度河诸文明的各种疑似片段，但对它们的确认，有待于新一轮考古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

这是一场残酷的神学战争

三星堆遗址从未发现实用兵器，一、二号坑的61把铜戈过于单薄和柔软，无法投入实战，只能是用于祭祀的象征性礼器。这种零兵器状况似乎在向世人暗示，王国既无外部入侵之虞，也无内部造反的危险。它看起来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没有暴力维稳的政治需要，呈现出和平安详的容貌。但这只是考古场景所营造的错觉。

三星堆王国的覆灭原因，始终是史学界难以索解的悬谜。鉴于险峻的地理优势，可以排除盆地外“敌对势力”的因素。它的敌人只能来自两个方向，第一是王国内部的下层原住民；其次是分布四周的酋邦（例如宝墩文化区发现的六个城市聚合体）；其三是上述两种力量的内外夹击。

这种假设促使我们对其结局做进一步推论。也许是因为财富引发的权力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它在晚期出现了政治危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没有实战兵器的王国卫队，无力镇压叛乱。而更大的可能是，毗邻的酋邦诸国日益强大，由绵羊变成虎豹，觊觎邻国的财富，里应外合地把它灭了。

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知道实施大规模“燔祭”的主体究竟是谁，是那些成功的入侵/造反者，还是落败逃亡的王国领导人？而后者显然是主流研究者所希望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三星堆和金沙之间建立承继关系，描绘巴蜀文化自我延续和线性演进的完美图式。

但令人生疑的是，三星堆王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进行如此激烈的“燔祭”，将本国的治国重器全部砸坏和焚烧？而且逃亡本应是仓猝之举，但“祭祀坑”的方位和朝向却有悉心规划的迹象，实在令人费解。仅仅为了准备大量焦炭，就须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此种逃迁前的祭祀行为极不寻常。

有一种解释称，这是因为逃亡无法随身携带重器，只能就地毁灭。假如这是真的，那么逃亡者为什么还要抛弃便于携带的丝绸织物和小型玉器？不仅如此，黄金是逃亡中进行临时交易的重要资本，居然也被主人轻率地焚毁埋葬，其行事方式显得殊为可笑。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3（3号坑）出土的部分文物（图/新华社）

一个繁荣的王国无端烧掉自己的全部神器，搬迁到一百华里以外的新居（如此短近的距离，令搬迁的意义变得非常可疑），同时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在保存黄金制作技术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纵目神信仰及其发达的青铜技术。这种快速自我退化的行径，不符合国家生存的基本逻辑。

几乎可以断言，“燔祭”只能是造反/入侵者的手笔。由于惧怕前政权的神灵，必须举行一个精心策划的仪式，用木炭点燃上千度高温的火焰，砸烂和焚毁它的全部神器，包括属于神学体系的黄金面具。那些带圆孔的黄金饰片和丝绸织物，可能源于国王和祭司的袍服，所以也同样难逃厄运。最后，开挖跟王国宫殿朝向完全一致的矩形土坑（这是同构巫术的一种，可以强化巫术的感应力量），将那些令人生畏的事物彻底销毁。

毫无疑问，只有极度强烈的宗教恐惧，才能迫使胜利者放弃物质贪欲，拒绝黄金的诱惑，而将敌人的宝器尽悉毁灭和掩埋。

耐人寻味的是，燔祭运用了中原常见的朱砂巫术。这种朱砂往往被涂抹在尸骨/人像/面具的五官孔窍、还有箱体/棺椁的内侧等。它的语义无疑是双向和自我悖反的，它既能庇护死者得以重生（红色犹如鲜血，是生命力的重要象征），又能阻止心怀怨恨的亡灵从冥界溜出来，侵扰在世亲属的日常生活。这种巫术起始于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延续至青铜和铁器时代，并泛见于整个东亚/泛太平洋地区（包括美洲的玛雅文化和印加帝国）。

▲朱砂（图/图虫创意）

朱砂巫术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神学体系，而跟三星堆王国的“三观”严重不合。西亚文化共同体的神学，只支持黄金美学，并不支持朱砂巫术（例如在巴比伦，朱砂仅用于绘画颜料，参见《旧约·以西结书》）。这种分化景象也支持我的推论，即烧死“诸神”的主凶，并非三星堆王国的祭司们，而是那些原住民群体，只有他们才擅长使用朱砂这样的“辟邪”毒物，对前朝神器进行焚毁前的涂抹和抛撒（其中有的可能仅用于人像着色，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甄别）。显然，这不是在为已经溃败的移民政权祈福，而是要封杀那些神灵的法力，以免它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击碎胜利者的政治梦想。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学战争，而且还呈现出古怪的拉锯战形态。考古人员发现，各“祭祀坑”的年代其实并不一致。只有一种原因能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在第一次战败后，那些异乡移民东山再起，击溃本地土著权力，实现了文明的复苏。又过了若干年，土著权力再次发起攻击，并进行新一轮的圣器焚毁。没有任何文明能够经受住这种绞肉机式的反复摧残。三星堆王国几经起伏和挣扎，终于消失于历史记忆的缝隙之中。

从金沙遗址提供的文物证据看，新政权只接管了三星堆王国的小部分事务，如黄金美学（如黄金面具与神鸟箔片）和象牙贸易（如大量象牙原料及其半成品），并拥有来自良渚的罕有宝器——十节玉琮等等，此外，它保留了作为地缘经济基石的蚕桑技术，此后好像还开发出筇竹杖和甘蒟酱之类的农副产品，如此等等。但三星堆王国的神学重器，以及支撑该体系的青铜铸造/焊接的先进技术，都已荡然无存。

▲金沙青铜“小立人”（图/网络）

目前仅有的金沙青铜“小立人”（高度仅为6.2厘米），面部扁平，眉弓突起，颧骨高耸，蒜鼻，戴冠，脑后为仔细梳理的发辫，其容貌、装束和气质，都完全融入当地原住民社群，而跟三星堆造像出现了质的区别。成都平原的造型美学，终于排除异端，接驳本土的浓郁“地气”，重归纯正的蜀人文化血统。

迷你“小立人”显然是一位祭司，他手握活蛇的姿势，是对“大立人”的刻意模仿，显示其拥有祭祀的最高权力。他试图告诉我们，在金沙王国，蚕农出身的辫发族，已经翻身做主，过上了坐拥权势、财富和名望的理想生活。

受到高调张扬的“太阳神鸟”金饰，外缘直径12.5厘米，厚度0.02厘米，还不到一只巴掌大小，充其量只是一件小型饰物，连普通祭器都谈不上，更遑论核心神器，跟三星堆重器——通高396厘米的生命树、通高260.8厘米的“大立人”、高66厘米、宽138厘米的铜纵目面具、以及新发现的预计重500克的大黄金面具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虽然制作精美，但仅凭这种细小而轻薄的体量，似乎难以承担日神崇拜的符号学重任，更不能成为新王国的信仰核心。它不过是三星堆神学残留的碎片而已。

▲“太阳神鸟”金饰（图/网络）

为营造祭祀现场的视觉冲击力，神器应当具备宏大尺度，这是构筑神圣宗教仪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个原理，小箔片被博物馆放大30倍，做成了大型圆雕，最终升级为成都市的形象标识。但这是时隔三千年后放大体量的结果，它制造了“重器”的错觉，却跟“太阳神鸟”的原型相距遥远。

我要在此重申，由于成都地区缺乏日照，居民渴慕阳光，金沙王国有限吸纳了三星堆的太阳信仰，甚至部分祭祀仪轨的形式，却彻底抛弃它的崇拜核心——纵目神，摧毁了原有的神学框架，由此制造了“买椟还珠”的逆向效应。无论在文化的性质、体量和等级上，金沙都不是三星堆的真正继承者。

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场景：那些无畏的古蜀战士，挥动发辫，手捻朱砂，焚烧神像和“洋货”，驱赶或处死“西方传教士”，经过许多年的顽强斗争，终于推翻“殖民者”的统治，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本土宝墩文化的“伟大复兴”。

三星堆王国覆灭的原因，至此已经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