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台夜话|险恶时刻
我认识一位美国小说家,他的第一部书是一本很好的短篇小说集,但《纽约时报》却给了一个非常刻薄的书评,结果他的书受到巨大伤害,没能出平装本。(视觉中国/图)
英语作家常常会遇到险恶时刻(a sinister moment)。这个说法是我发明的,它并不是指有人故意作恶,制造事端,而是指写作出版过程中出现的颇有险情恶意的时刻。这种险恶往往给人阴差阳错的感觉,仿佛这种事迟早要发生,即使没有人刻意为之。张爱玲的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就遇到了一个险恶时刻,从那以后,她的英文写作一蹶不振。这种时刻通常出现在作家的头几本书的阶段,有时第一本书就遇见了险恶时刻。我认识一位美国小说家,他的第一部书是一本很好的短篇小说集,但《纽约时报》却给了一个非常刻薄的书评,结果他的书受到巨大伤害,没能出平装本。二十多年了,还能感觉到那位作家头上悬着那片乌云,他的写作一直不顺利。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些华语作家的英译作品上,第一本就遇上滑铁卢。
华裔英文作家闽安琪主要写非虚构作品。她的第一部回忆录《红杜鹃》一出版就成为国际畅销书,但她的第二本书《凯瑟琳》是一部长篇小说,不那么成功,书评也不很好。这样她就遇到了险恶时刻,而且是以backlash(强烈抵制)的形势出现的。出版商通常对backlash很小心,尤其是在紧接着非常成功的书之后出版新书之时。如果那本成功的书是长篇,下一本最好出短篇,这样可以多少缓轻backlash的冲力。闽安琪对这段经历十分坦诚,在公共讲演时娓娓道来跟听众分享。由于《凯瑟琳》不成功,她的第三本书就没有出版社要了。她的中间人将手稿送到十几家书商手上,但每一家都拒绝接受。最后已经不能继续投送了,闽安琪就告诉她的中间人把手稿扔掉,她将从头来,写下一本书。可就在此时,最后一家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同意购买版权,翌年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这样闽安琪就重新站稳了。她心理素质非常好,遇到险恶时刻能做到不折不败。三十多年来她能在美国不断出书,拥有广大的读者,是因为她具有超强的韧性。
有时险恶时刻并不以艰难困窘的情形出现。《称为睡去》的作者亨利·罗斯的前妻,伊塔露·沃尔顿,家境富裕,她处处给他提供写作的条件。他在写《称为睡去》的那两年里(1930年代初),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妻子却为他在曼哈顿租下一个安静的房子,专用于他写作。他生活得安安稳稳,每天全日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活得“像个隐士”。书写完了,妻子却已经跟他人坠入恋情,但她仍为罗斯找到了一家出版社。《称为睡去》虽然出现得不是时机,但也算成功,不久就重版了。接着一家大出版社(Scribner)跟罗斯签了合同,并付了预支,让他写第二部长篇。可是他写了一百页就放弃了,此书没有了下文。多年后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没继续写的主要原因是我没成熟。写《称为睡去》时,我展现孩子的心态,所以不需要长大。还有伊塔露在支持我,我不必长大。我认为自己在即将成人的关头失败了……如果我是个穷鬼,他们会说,‘你再写一部分,就会再拿到一千美元’,我可能会憋足劲儿写下去。但我没有需求,光悠哉闲混了。”也就是说,优渥的写作条件其实窒息了二十多岁的天才。此后几十年里罗斯再没认真写作,最终成了一本书的小说家。(六十多岁后,他又拿起笔来,但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才气和体力;他晚年写的“哈德孙四部曲”平淡无奇,没了早年蓬勃的生机和涌动。)
也许最富有戏剧性的险恶时刻出现在纳博科夫的《普宁》一书出版之前。1950年代中期,纳博科夫已经在美国生活十五六年了,颇具文名。他已出版了两部英文小说和一本回忆录,他的作品常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顶尖杂志上刊登。在文学圈子里,纳博科夫广为尊敬,许多人认为他是伟大的作家。但在商业上,他的作品不算成功,他对妹妹说自己的回忆录,“虽然我出了名,却没赚到钱。”
《洛丽塔》1950年代中期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出版社,大家都不敢出这部小说。连纳博科夫在维京出版社的朋友柯文奇也不敢接受,说如果出了这部书他们或许得交罚款或进监狱。柯文奇是出版界资深编辑,出版过斯坦贝克、索尔·贝娄、亨利·米勒等重要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也是纳博科夫多年的朋友。当时,纳博科夫已经在写《普宁》,其中的四章陆续在《纽约客》上发表,广受好评。出于敬重和友情,柯文奇跟纳博科夫签了合同要出版《普宁》,并付了预支。可是,1955秋季柯文奇接到小说的原稿,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些堆积在一起的描述,而不是一部长篇小说。纳博科夫当然不高兴,回信努力说服朋友,希望能出版《普宁》。他说:“我为你提供的是文学上的一位全新的人物,一位重要又十分令人怜悯的人物。文学中新的人物不是每天都出现的。”他甚至恳求柯文奇告诉他实情,这样他俩“能继续成为好朋友”。但柯文奇坚持撤销了合同,还逼纳博科夫退还了预支。从此,他们间的友情就渐渐淡薄消散了。
《普宁》1957由双日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很快就重版,次年入围国家图书奖。1958年8月《洛丽塔》由一家中型出版社(Grove)出版,出书的第二天就成为书界欢庆的事件,随即成为全美国的话题。
纳博科夫经历的险恶时刻不只是他作家本人的,也是他那位编辑的噩梦。这原本应该是柯文奇出版生涯中值得荣耀的一页,却成为败笔,让他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失去了商机,失去了已经在自己手中的一位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