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一本小说，用12张城市切片透视深圳

3月28日上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邓一光在北京发布了他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评论家潘凯雄、孟繁华，青年评论家李壮等嘉宾参加了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

邓一光居住在深圳十余年，写了五十余篇“深圳系列”小说，这些写作逐渐改变着人们对深圳的成见，也被当作“现象级”城市写作。十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摇身变为龙华区，从“福田后花园”变成了“深圳北中心”。这部以“龙华”为题的小说集，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也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

邓一光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邓一光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鲜活的深圳城市风貌。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在发布会中，邓一光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部小说集，也与评论家、现场读者共同探讨城市生活中的意义与价值与城市写作。

邓一光的长篇《我是我的神》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十强。在居深以后，其书写的数十篇关于深圳的中篇、短篇小说，富有现代意味，呈现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美学风貌，书中收录的中篇小说作品《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获得获首届柔石文学奖中篇小说金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获得2011年度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奖。

在龙华跳舞：惊心动魄的城市片段

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标题——《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关于这个标题，邓一光说：“龙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开端，很多大型工厂，最早在广东落地的时候就是落在龙华，能够在龙华这样的地方跳舞，其实表明现代化和城市化体现在个人身上。”

邓一光曾去过一个深圳著名的企业富士康，“富士康在深圳的这个企业有几十万员工，它的中央食堂是花人民币十亿打造出来的，而在员工们上下班时，我感觉站在那里地皮都在抖动。在工业化的快速积累、快速生产、快速建立的时候，人们容易在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里面消失掉自己，所以我的故事是关于都市化进程中，人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

“人们在龙华广场跳舞的时候我也去看了，非常惊心动魄。我们现在总是谈论中国大妈，其实在几十万人的工厂里面，有多少人怎么在跳舞、怎么在动，怎么在每天十几个小时制式化的工作之后宣泄年轻的能量，这是很值得关注的。”邓一光说。

而关于标题中的“两个原则”，邓一光说：“我们从一个文明形态进入另一个文明形态，比如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乡村、村镇，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个大工业的城市，我们原来支持自己的成套的文化系统，比如道德、价值观、血缘，这些东西不在了，那之后是什么东西在生活、工作打拼、人际关系、追求未来生活的过程中给自己以支持？我们还是需要伦理，还是需要价值观，需要认知，但是在一个大工业的环境下，我们原来的原则不在了，我们要建立新的原则，但是新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故事没有给出答案，它没有原则，因为来不及建立，尤其是作为个体建立原则更为困难。”

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

评论家潘凯雄说：“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现在大家只看到这个城市、这个现代化都市光鲜的一面，或者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这当然很重要，这是深圳发展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当年3万人的小渔村现在发展到2200万人，邓一光的作品关注的是这些在最基层打拼的人，关注他们的生活、心理、精神状态。实际上在深圳四十年的建设发展中，这一批新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重要，当然他们也经历了非常艰苦、非常曲折、非常忐忑的心理历程。这部集子虽然只是12个场景，虽然只是12个切片，但把他们心理的转变、心理的历程，都表现了出来。”

邓一光擅长写普通市民，在书中《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则短篇中，有一对夫妻，男人不愿意妻子去广场跳舞，但又不想伤害他的妻子，就提了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外衣最上面的扣子不能解开，解开就走光了。另外一个原则他自己也说不出来。“领子最上面的扣子不能打开就反映了当时深圳的一个状态，以及这些新移民当时的状态，包括《台风停在关外》，其实也是一对小情侣在台风来临之前，在一个草地上，后面有一个窥视者的视角。”潘凯雄说。

孟繁华说：“之前一直把抒写深圳的文字定义为打工文学是很狭隘的，深圳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很难以‘打工文学’涵盖，邓一光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一光的写作，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有非常鲜明的先锋色彩，一个作家受没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这个作家的创作、修辞，包括他的小说结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邓一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敢于书写底层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通过一些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深圳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的目光，这个注意力表明邓一光对底层群体充满了同情。这个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他里面也有批判。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写一线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很少，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来，每个人充满了迷茫、困惑和我们价值观正在构成、城市文化生活正在构成的过程密切相关。这种迷茫、困惑和它的复杂性，在邓一光这12个切片里面得到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段里，邓一光的这本书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

书中《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这个短篇中写：“哥哥手里握着一只金属材料拐杖，从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评论家李壮认为：“这听上去是特别形象的描写，其实细品它是有玄机的，一般说咳出了什么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东西，但是这句话中是：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是肺把他咳出来，肺活了，而它的语境指的就是夜总会，夜总会背后是巨大的城市和它的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咳出来的东西，被巨大的水肿的肺咳出来的东西，我不再是主体，城市是主体，它操纵这一切。”

“尤其我看到这个书的背面提到波德莱尔和他的《巴黎漫游者》，我特意看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写到十九世纪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我觉得很有意思，在那个时代像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游荡者，甚至密谋者，在都市的人群中，在巴黎的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是兴奋和震惊，他在人群之中找到自己的安放。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到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在邓老师的书里同样都是漫游者、密谋者、游荡者，但他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而且他站在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不是人群中的安全感，他反而感受自己的凸显，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李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