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北方地区镇墓神物的文化构成和变化机制

中古北方地区镇墓神物的文化构成和变化机制

韦正 刘绎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关键词:镇墓神物，汉唐，华夏传统，外来文化，礼俗

摘要:镇墓武士与镇墓兽构成镇墓神物组合。这组器物在汉唐时期北方地区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东汉魏晋、北魏平城时代、北魏洛阳时代至唐早期、盛唐共四大阶段。镇墓神物的文化构成包括华夏传统和外来文化两大部分；镇墓神物样式的变化源于对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两大过程。民间习俗和官方规定在镇墓神物的变化中起主导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葬俗和礼制可以相互启发。镇墓神物的呈现形式，映照出现实风尚中两种文化的地位和关系。

这里的中古指中国东汉到唐中期，北方地区指中原为中心的今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地区，镇墓神物指镇墓武士与镇墓兽。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工作情况来看，中古墓葬的大致面貌已经呈现出来，将来的考古发现不太可能改变中古墓葬的基本状况。与此相应的是，中古镇墓组合的大致面貌也已经呈现出来，为分析其文化构成和变化机制提供了可能。

对中古镇墓神物的讨论以往集中于观察其发展脉络，从时间轴上寻找历时差异，由此可以将中古镇墓神物的发展历程大致切为几个阶段：东汉魏晋、北魏平城时代、北朝后期的北魏洛阳时代到唐早期、盛唐。第一阶段的东汉时期出现了单独的走兽状镇墓兽，西晋时期又出现了单独的镇墓武士。第二阶段的北魏平城时代，陶俑和图像两种形式的镇墓神物都有，且成对出现，奠定了以后的基本形式；中、外特点的镇墓武士俱有，镇墓武士身着铠甲，但头部形象怪异；二镇墓兽为一人面一兽面。第三阶段的北朝后期到唐早期，镇墓武士显得凶恶外无其他特异之处，镇墓兽为一人一狮式。第四阶段的盛唐时期，镇墓武士为天王踏小鬼状，镇墓兽为一人面一兽面，兽面镇墓兽或持蛇。这种历时差异得到了反复检验，以此为基础，可以对中古镇墓神物的基本文化构成加以观察，对其发展历程作由上到下的贯通式观察。由此发现，中古镇墓神物的文化构成不外乎中国本土和异域文化两大部分；中国本土文化部分的内涵与对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有关，异域文化部分的内涵与中国的需要和对其理解的阶段性变化有关。中古镇墓神物的变化历程就是两种文化相互影响、此进彼退的历程，从东汉到盛唐的四个阶段不过是两种文化错综交织关系阶段性差异的外化形式；推动这种变化的显性动力是民间习俗和官方规定，但二者的性质和界限并非绝对，而是时有逾越，下文试作陈说。

一、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

可视为对华夏传统加以解读的最早案例是大同沙岭7号北魏墓甬道中的壁画镇墓武士和怪兽[1]（图一）。镇墓武士头部特征奇特：头盔很小，头很大，脸部当戴着面具，高鼻、獠牙、大口，五官不同常人，倒与文献中负责打鬼的方相氏形象颇合。《周礼·夏官·方相氏》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2]《续汉书·礼仪志（中）》的记述更为详细生动：“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3]沙岭壁画墓镇墓武士身后的怪兽应为镇墓兽，恰好也具有十二兽“有衣毛角”特征且似乎在作舞，只画一个当是以其为代表。

应当注意的是，汉晋镇墓武士的形象多与普通武士无异，且汉晋时人对方相氏的理解忠实于方相氏本意。方相氏是具备巫师性质的武士形象，负责下葬前清理阴宅内邪祟，其职责只须延续到驱鬼仪式结束。沙岭壁画墓创造性地将方相氏和十二兽图画于墓葬之中，当是认为地下仍有打鬼的需求，希望方相氏和十二兽能继续在地下履行职责。

图一 大同沙岭7号墓镇墓神物壁画

1.甬道北壁壁画 2.甬道南壁壁画

图二 西安北郊北朝M217出土镇墓兽和镇墓武士

更值得注意的是，方相氏和十二兽在中国古代的首次出现竟然是在北魏早期的鲜卑破多罗氏墓中。该问题涉及到北魏早期特殊历史状况，然而文献资料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这里只能借助推测。由于北方民族巫风浓厚，沙岭壁画墓墓主之类的鲜卑贵族很有可能对华夏民俗和经典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产生了兴趣，因而委托汉人画师按照华夏传统塑造出了方相氏和十二兽。沙岭壁画墓还绘出了伏羲女娲和诸多异兽，这说明鲜卑对华夏文化的参考不是单一的而是系统化的。相较之下，汉晋式镇墓神物虽开创镇墓组合之先河，不仅缺乏经典上的依据，而且经十六国之动荡发生了断裂，因而被沙岭7号墓为首的北朝新镇墓组合所替代。

对此可予辅证的是，十六国晚期或北魏早期关中地区出现一种蹲站状的猛兽形镇墓兽，与戴鲜卑帽的骑马陶俑共出[4]（图二）。由于这种陶俑和镇墓兽共出且只见于鲜卑政权控制下的关中地区，我们怀疑这种镇墓兽的形象源自鲜卑民族特色，后来由北魏掌握的关中汉人工匠生产为陶俑。此类镇墓兽后来被融入到北魏镇墓兽之中，蹲坐状的兽面镇墓兽就是它的变形和延续。人面镇墓兽演变为蹲坐状可能便是受此影响，而人面镇墓兽的来源当在华夏，这可从沙岭壁画墓方相氏所率属下异兽作人面状得到佐证。看来，有充分经典依据的方相氏和十二兽思想完备、队伍齐整，无论是汉晋镇墓武士和镇墓兽，还是鲜卑民族特色的镇墓兽，都无法与之相比。

北魏平城时代对华夏传统的解读一直在持续，此后又出现虎形镇墓兽，其中大同富乔发电厂皇兴年间（467～471年）石椁墓椁门上有啖蛇老虎图[5]，仝家湾9号墓甬道西壁镇墓猛兽可能也是老虎[6]，宋绍祖墓有蹲坐状陶虎[7]，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北魏M6墓内放置的石板上有老虎形象[8]（图三）。根据华夏传说，虎能食鬼，可辟邪。王充《论衡》卷二十二《订鬼》引《山海经》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9]蛇一直被视为与地下鬼怪有关，曾侯乙墓内棺表面漆画中有很多动物，其中鸟作食蛇状[10]；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棺漆画中有怪兽食蛇形象[11]；四川东汉墓中常出土有操蛇镇墓俑；镇江东晋晚期纪年墓有神怪食蛇画像砖[12]。因此，富乔发电厂石椁所绘老虎食蛇实际上就是食鬼。汉代墓葬壁画中也见到画有老虎的例子，但很有限，如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壁画[13]、大连营城子东汉墓壁画[14]。北魏墓葬的发现数量远不及汉墓，但是已有多例直接将老虎作为镇墓兽，这一风尚在北魏平城时代的兴起，也适宜理解为对华夏经典的解读和运用[15]。

图三 北魏平城时代的镇墓兽

1.仝家湾M9甬道西壁镇墓兽 2.宋绍祖墓陶虎 3.翁滚梁M6浮雕石虎

到盛唐时期，兽面镇墓兽又出现持蛇的狮子造型，与北魏平城时代老虎啖蛇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持蛇、噬蛇的狮虎形象有华夏传统依据，但是北魏洛阳时代至盛唐之前的镇墓兽未曾出现此类特征，那么盛唐时期的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对华夏经典的再读。

简略地说，中古镇墓组合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第一次是北魏平城时代，与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利用华夏文化构建自己的墓葬文化体系有关。第二次是盛唐时代，由于盛唐镇墓组合与《大唐开元礼》《唐六典》等文献略可对应，可知第二次解读与唐代官方有密切关系。

二、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

外来文化的渗透经历了从民间主动吸收到官方予以规定的转变，其中东汉魏晋是外来文化泛泛影响的阶段，北朝隋唐是佛教一枝独秀。

无论是东汉走兽形镇墓兽，还是西晋出现的镇墓武士，都与外来文化有或隐或显的联系。镇墓兽东汉时期在北方地区的出现是比较突然的，其原因在于中国内部。具体说来，一是族坟墓制度的崩溃促使个体或家族墓葬对地下保护产生了需求；一是合葬习俗的流行导致疫病的传播，在巨大的恐惧中，镇墓兽和镇墓瓶作为孪生兄弟比较频繁地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中原地区的东汉镇墓兽应该最为典型且最能说明问题，遗憾的是东汉中原墓葬中没有发现镇墓兽。不过，在山东诸城东汉墓和河西东汉墓发现的镇墓兽都为走兽形，西晋墓葬出土了更多的走兽形镇墓兽（图四，1、2），我们由此推测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镇墓兽也接近走兽形[16]。这种猛兽头上长角、向前顶撞状，既不是先秦楚地镇墓兽的沿续，也与法兽獬豸的含义有别[17]。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中原地区还突然兴起了天禄、辟邪一类的地上陵墓石刻，这种有角的狮虎类有翼神兽被认为是本土与外来文化结合的产物。陵墓石刻与墓内镇墓兽的兴起时代接近、服务目的类同、造型特征相仿，两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文化关联，镇墓兽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潜在影响。

西晋时期洛阳地区出现了镇墓武士俑并传播到洛阳以外地区。陶俑出现的时代很早，但将陶俑作为镇墓俑则始于西晋。这一葬俗的出现可能与所谓“晋制”—在洛阳地区有效推行的官方丧葬规定有关。虽然此时的镇墓武士和镇墓兽都只有一件，但二者构成的镇墓组合基本形式为后世所继承。镇墓武士出现的原因也属于中国内因，但其形象似乎受到外来文化影响。镇墓武士的形象除面部阔大外，都是大眼，有些具高耸的螺髻，这些都是异域人物特征[18]（图四，3）。大眼是长江中下游吴晋墓出土胡俑的显著特征，明显有别于华夏人物。长江中下游吴晋墓胡俑所代表的胡人不应只局限于本地，而应具有时代性，他们很可能主要从中原流寓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高耸的螺髻俑或螺帽陶俑在南京地区东晋早期墓葬中有出土，是典型的异域人物形象。

图四 东汉西晋镇墓神物

1.酒泉下河清东汉墓出土铜镇墓独角兽 2.西晋陶镇墓兽 3.西晋武士俑

十六国的分裂动荡中断了中原地区汉晋文化的发展，待到在北魏平城时代，再次出现的镇墓神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外来文化的塑造作用不容小觑。虽然东汉西晋镇墓神物所依托的外来文化尚难确指，但是佛教无疑是北魏平城时代以降最重要的来源，而它的具体作用与佛教艺术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19]。

图五 北魏平城时代镇墓武士形象

1.文瀛路墓 2.丹阳王墓甬道西壁 3.丹阳王墓甬道东壁 4.张智朗墓 5.云波里墓

大同市现已发现5座具有鲜明外来文化因素的平城时代墓葬，分别是富乔发电厂皇兴年间石椁墓、毛德祖妻张智朗墓[20]、文瀛路墓[21]、怀仁丹扬王墓[22]和云波里墓[23]（图五）。其中富乔发电厂石椁的内壁满绘佛像，石椁门外为镇墓武士图，但表现为有头光、身披帛的神人。怀仁丹扬王墓武士为多头多臂形象，周身环绕披帛，上身与双腿裸露，手持细杆长兵器和棒杵，其中甬道西壁武士两脚分别踩踏在一女子伸臂展开的手掌上，甬道东壁武士脚下踩一羊或牛[24]。文瀛路墓镇墓武士额心有一目，体态、衣着、兵器特征与丹扬王墓武士近似。毛祖德妻张智朗墓石椁门上镇墓武士卷发、披帛、脚下踩一动物。大同云波里墓前壁残存一赤足、披帛的人物形象，虽然更多的细节已难以辨认，但是其性质无疑与其他案例相同。按照一般理解，此类形象以古印度教的湿婆神或其他护法神王为蓝本，后被移植到墓葬中担当镇墓武士一职。平城地区的历史和佛教状况，决定了古印度教不可能单独、而只能依附于佛教来到平城。这些古印度教神早已被佛教改造为自己的护法神，从而也具有了佛教性质。北魏平城佛教异常发达，佛教因素渗透到墓葬之中为正常现象。

平城地区已发现的壁画墓葬不过10余座，至少5座已经表现出比较显著的佛教影响，不逊于同时期的南朝墓中佛教因素的表现。这些凶神恶煞般的佛教护法形象在石窟、造像碑等载体中难以见到，他们的神性类似于主宰毁灭的湿婆神，与佛教石窟中常见的大梵天、帝释天、摩醯首罗天、鸠摩罗天等天神区别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平城时代晚期的文瀛路墓镇墓武士形象异域色彩浓厚，但镇墓武士陶俑没有一例采取异域神祇的形式。从随葬陶俑的宋绍祖等人墓葬可知，陶俑的使用在北魏平城时代后期可能已经具有制度意义，这说明平城时代的北魏政权还没有将壁画纳入墓葬等级制之中。

北魏洛阳时代的佛教同样发达，可惜发现的壁画墓极少，外来护法神样式的镇墓武士存在与否不得而知，陶俑则完全继承宋绍祖、司马金龙[25]等平城后期墓葬的写实主义风格。随着佛教影响的加大，兽面镇墓兽自此变为狮形。考虑到北魏平城陶俑的制作很可能依循官方规定，狮形镇墓兽俑可被视为佛教在墓葬之中被官方接纳的第一步。

盛唐镇墓俑的最大变化是武士俑变为有佛教渊源的天王俑，其造型威猛生动，且脚下一定踩踏恶鬼或具有恶鬼性质的牛、羊等动物。此前北魏平城时代壁画墓镇墓武士的形象摇摆在方相氏和异域神王之间，平城时代晚期以降的镇墓武士陶俑多采用凶悍的常人面目，直至盛唐，官方丧葬礼仪才明确规定使用佛教性质的天王俑。唐代镇墓组合兼用天王俑和狮形镇墓兽，是佛教因素在镇墓组合中的极致[26]（图六）。

三、中古北方地区镇墓神物的变化机制

华夏传统和外来文化是中国古代北方镇墓神物的基本构成，对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是一个动态过程，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间习俗和官方规定。各种习俗首先都流行于民间层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被官方规定所采纳而成为礼制，其后礼制或将反哺民间习俗。具体而言，镇墓神物东汉时期起于民间，魏晋时期被官方吸收和改造，但由于十六国的兴起，而没有来得及对民间产生明确影响。因此东汉魏晋仅为前半程，与北朝隋唐才构成一个全程。

上文曾指出东汉走兽形镇墓兽或许具有一定的外来色彩，这对于理解其民间性很有帮助。根据墓葬形制和规模，可以肯定，出土走兽形镇墓兽的东汉墓葬下起普通平民，上至中高级官僚，这是走兽形镇墓兽的民间性的直接表现。身份明确的东汉诸侯王墓无一发现走兽形镇墓兽，则可视为走兽形镇墓兽具有民间性的间接表现。与此对应的是，《水经注》记载了大量墓前神道石兽的案例，但墓主几乎都是二千石之类的官员，仅有一例列侯墓[27]，诸侯王墓则全然未见使用神道石兽者。东汉诸侯王墓不用走兽形镇墓兽和神道石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东汉诸侯王依然基本使用上古礼制决定的。在墓葬礼制上，诸侯王陵墓使用代表着三代以来用鼎制度的陶鼎，以及战国西汉出现和逐渐完善的黄肠题凑和玉衣。这些礼制本质上都与贵族制度相应，保守性强烈，已经与东汉社会的现实状况脱节。按照礼制规定，东汉列侯可以使用玉衣，是列侯犹有名义上贵族身份的标志。但是，贵族制度从平民出身的刘邦集团凭籍军功建立西汉政权起就被釜底抽薪，分等级、多层次的先秦式贵族制度已经无法建立和奏效。西汉景帝、武帝对列侯制度的摧毁性打击，东汉对列侯控制的变本加厉，使列侯在事实上被剥离出了贵族行列。诸侯王以及皇帝成为孤立在社会顶端的小型贵族群，因而变得更加保守，拒绝墓葬礼制上的新变化，尤其排斥来自于平民阶层的新因素。由此可见，在礼制方面，列侯的地位摇摆于贵族和平民之间。陵墓石刻和走兽状镇墓兽始终没有为真正的贵族所接纳[28]。

但是到了西晋，洛阳地区的墓葬中突然普遍出现走兽形镇墓兽。与此相关的是，近方形单室墓的墓葬形制，以及形态接近的鞍马、牛车、执盾武士俑、男女侍从俑等随葬品的普遍使用，成为突出现象，这背后当有西晋官方的影响。从曹操曹丕父子大力提倡薄葬，到西晋政权对丧葬礼制可能施加的法令干预，这一线索清晰可考。由于盗掘或随葬品中原就缺少墓志等身份标志物，洛阳西晋墓主信息多无从知悉，但是很多墓主无疑具有官员身份。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29]随葬的陶鞍马、牛车、陶俑等与洛阳地区几乎完全一致，刘宝的身份为“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30]为近方形的单室墓，与安乡当地墓葬形制完全不同。刘宝、刘弘这种高级身份者的墓葬与洛阳地区有直接关系，说明他们的墓葬规制受到了洛阳的约束。学术界对这种情况有“晋制”一词来加以描述，实际看来，这样的概念表述为“魏晋之制”可能更合适。走兽形镇墓兽的形态从东汉到魏晋的转变和规范化，形象反映了其由民间之物转化为国家丧葬规制内容的历程。

图六 唐金乡县主墓出土镇墓神物

1.人面镇墓兽 2.狮形镇墓兽 3、4.天王俑

拓跋鲜卑吸收、改造华夏文明的情况，与华夏文明对外来的吸收、改造的情况类似。由于使用了华夏文明系统的镇墓神物，今人难以确切窥知拓跋鲜卑原本的镇墓理念及其艺术表达。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对镇墓神物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依循华夏文明的内涵，可惜这些文化心理已被掩埋于历史的幕后。根据《魏书》所载传记，北魏早期拓跋显贵几乎无一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沙岭壁画墓墓主人破多罗太夫人大概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这座鲜卑人的墓葬竟在如此早的年代使用了壁画墓的形式，且表现了如此丰富而庞杂的华夏文明因素，既令人惊诧，似也甚合理。此后的解兴石堂、张智朗墓石椁、梁拔胡墓、文瀛路墓、云波里墓壁画中的镇墓神物，都不过是在沙岭壁画墓基础上的局部调整。解兴等人的身份等级并不低，大同地区已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与这些壁画墓葬规模相似的北魏墓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绘制了壁画。这正说明壁画墓的出现是民间行为，而与官方无关。

大同富乔发电厂皇兴年间石椁墓出现的老虎衔蛇是拓跋鲜卑民间接受汉文化进程的延续。据云该墓出土有皇兴三年（469年）墓志铭，墓主为幽州燕郡安次县人韩受洛拔之妻邢合姜，似为无官无爵的平民。该石椁内罕见地满绘佛像，当是表现了与丧葬活动相关的一部分人对佛教信仰之深，但这些人对佛教的理解显然背离了佛教本旨。此石椁虽为孤例，但北魏平城时代墓葬频现佛教因素足以说明佛教对墓葬文化的影响是明确且可观的。联系前文论述不难发现，拓跋鲜卑对汉文化和佛教都采取开放态度。这一迹象说明拓跋鲜卑本民族原有的丧葬文化很可能不仅相对落后，而且内容相对单薄。在同一时代，汉文化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天地人鬼思想体系以及形象内容，而佛教在人神、生死方面有更完善的学说。拓跋鲜卑墓葬内容的变更，应当是该族群与汉文化、佛教在现实中的密切接触与磨合在丧葬文化方面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拓跋鲜卑自身的丧葬文化，汉文化与佛教都是外来文化，二者在这里走到了一起。上文用二分法将拓跋鲜卑墓葬镇墓组合的内容解析为对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和外来文化的渗透，在本质上也是权宜之计，不宜采取彻底的分离观。

从平城时代晚期的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墓开始，北魏官方将墓葬纳入了管控之下，镇墓神物从民间层面转入官方视野。北魏洛阳时代墓葬众多，镇墓神物官方化的证据也更为充分，宿白先生早就将陶俑数量作为划分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等级的一个标准[31]。洛阳北魏墓葬中一人面、一狮面的蹲坐状镇墓兽不仅成为固定组合，而且相似性较强，有可能出自专门制造明器的甄官署，显示了北魏官方对墓葬管控的细致程度。北魏洛阳时代的镇墓组合被东魏北齐所继承，西魏北周则将关中北魏墓葬中以趴卧状镇墓兽为代表的镇墓组合官方化，上至北周武帝下及普通北周官员统一使用，实现了关中地区镇墓组合从民间到官方的转变。隋灭北齐不久后，东魏北齐的镇墓组合样式就出现在关中地区很多官员墓中，取代了相对鄙陋的西魏北周镇墓组合样式，这只能是官方行为的产物。唐代建立后，镇墓组合的样式逐渐发生变化，在高宗武后时期形成了最具唐代特色的踩踏小鬼的天王、头部和后背都长有很多戟刺的镇墓兽组合。这种镇墓组合的发现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地跨东起扬州、西至吐鲁番的广大地域范围；墓主既有唐王公大臣，也有普通官员，还有很多不知姓名身份者。如此相似的镇墓组合分布于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自然不可能全部产自长安或洛阳，自主制造或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意味着官方的镇墓组合有可能为民间所效仿，从而化为民俗。再以唐游击将军穆泰墓[32]为例，墓葬位于今甘肃庆城，这里实际上属于关中之地，但穆泰墓中出土的很多彩绘陶俑均不见于其他墓葬，镇墓兽的形态也很特殊，说明这些陶俑可能出于专门的订制，如此则身份与镇墓组合之间就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民间对官方样式的模仿也就成为可能。

综上所言，中国本土与外来文化的两分，是就中古镇墓组合的文化内涵而言的，在丧葬活动的现实中，二者是隐性的，是被选择的对象。相对而言，民间葬俗和官方规定具有主动性，因而是显性的。但是葬俗与官方规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民间葬俗有可能转为官方规定，久而久之官方规定也有可能转化为葬俗。但无论如何，民间葬俗和官方规定的具体内容无外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种文化在现实世界的地位和关系最终决定了它们在地下世界的表现。

本文承山西省考古所张庆捷提供图片，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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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5(1):7-16.

[5]石椁曾于2018年6～10月在大同博物馆展出。其中的彩绘佛像石椁板参见:大同市博物馆.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105-108.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M7、M9)发掘简报[J].文物,2015(12):4-22.简报说：“甬道西壁壁画脱落损坏较为严重，从残存的头部和身躯分析，隐约可辨为一只头向墓门、后背弓起的猛虎，惜大部残毁，其身后绘一忍冬枝蔓。”

[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31.

[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发掘简报[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7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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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J].考古,2015(7):51-74.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对华夏传统的再解读，这各墓葬壁画的很多内容虽然无法确切考证，但应当可从《山海经》等文献中找到依据。今忻州一带从汉末以来就渐渐转变为北方民族为主地区，在北朝时为尔朱氏主要活动地区，因此，在忻州出现这样墓葬壁画是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除了可以从华夏经典解读的角度外，还应考虑更多方向的解释。

[16]a.中原以外地区镇墓兽发现不少，如西北地区铜、木质镇墓兽都为偶蹄类猛兽，内蒙地区壁画镇墓兽和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镇墓兽更接近牛形，这些既可能是中原走兽形镇墓兽传播到这些地区后变形的结果，也可能是为了更符合当地情况而再创造出来的.b.河西铜质镇墓兽图见香港文化博物馆.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M].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5:116.c.西晋陶质镇墓兽图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8):43.

[17]a.同[3]:3667.b.同[8]:760.文献中獬豸的基本形态多为羊，如《续汉书·舆服志（下）·法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同[3]:3667.）《论衡·是应》：“觟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同[8]:760.）在一些墓葬如仪征化纤公司工地西晋墓中发现的头上长角的镇墓兽，可能是模仿了獬豸。这种镇墓兽不多见，而且就其出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西晋墓而言，可能也缘于当地对镇墓兽的特定理解。

[18]西晋武士俑形象参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图版一一，3.

[19]平城北魏墓葬壁画中经常有莲花、摩尼宝珠等佛教题材，但属于点缀性内容，在此不作讨论。

[20]持志,刘俊喜.北魏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J].中国书法,2014(7):120-123.

[21]a.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12):26-36.b.大同市博物馆.熠彩千年:大同地区墓葬壁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59-63.

[22]a.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J].文物,2010(5):19-26.b.张庆捷.献给另一个世界的画作:北魏平城墓葬壁画[C]//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82-95.

[2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12):13-25.

[24]a.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第2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2-34.丹阳王墓武士脚下踩物情况可参考该图录.b.刘义庆.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70.牛在古印度教中象征湿婆，在这里当已转为象征恶鬼。鬼作牛状见于《幽明录》“舒礼”条：“……使吏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舒）礼著熬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

[25]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20-33.

[26]盛唐镇墓组合参看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所.唐金乡县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7]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724.“（滍水）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

[28]走兽形镇墓兽的采用与小砖墓的采用和流行有关。砖室墓从西汉中期兴起后，首先在长安、洛阳中下层平民中流行起来，并推广到其他地区，但西汉列侯以上的高级贵族对此是予以排拒的。

[29]山东省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J].文物,2005(1):4-26.

[30]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J].文物,1993(11):1-12.

[31]参看宿白先生1974年为北京大学考古系作的讲义《魏晋南北朝考古》。

[32]庆阳市博物馆,庆城县博物馆.甘肃庆城唐代游击将军穆泰墓[J].文物,2008(3):32-5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17ZDA216）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