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长莉：微历史或许是打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奥秘的钥匙
【编者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一直是李长莉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为了探究这个“大问题”，她独辟蹊径，从“微历史”的视角切入，考察晚清至民国前期（1840-1930）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之下，民众生活世界发生的变化及其与社会、观念、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这段政治混乱时期民众生活变化与社会变革的互动作用及机制。她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活世界的变化是最早启动社会转型的先头领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民众思想启蒙的杠杆。
近日，她的研究成果《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借此机会，澎湃新闻对南昌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李长莉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正文。
李长莉教授
澎湃新闻：您在本书中提出的“微历史”有哪些意涵？
李长莉：“微历史”这个词，是我在修改整理这部书稿、准备出版考虑书名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蹦出来的。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名词或概念，而是带有点想象和人文色彩。我是想用这个比较简洁、直观、形象性的词，使读者、特别是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能对本书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众史学”性的名词吧，而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就是我国教育人口的“大众史学”，应当有适合于这个大范围里的语言。
在这里请专业内同行朋友们不要笑话，说我这书名“不专业”、“不严谨”，当然也因为我不再需要用这本书评职称等等，所以才敢如此地“出圈越界”。如果是行内还需要评职称的年轻朋友们，则还是要慎重，行内规矩严，大家都懂的。
这个“微历史”虽然不必有什么严格的学术定义，但用在这本书上还是有些特定的意涵。总体来说，它与另一个也算是“大众史学”性的名词“大历史”相对应，在本书里主要有三个内涵：第一指生活“微领域”，即在政治大事件、历史大主线、社会大结构等这些“大历史”记述主要领域之外的边缘领域，也往往被视为对历史影响力微弱的生活领域；第二指“微民”，即记述的主体不是精英阶层、“大人物”，而是处于社会基层、边缘，地位低微、影响微弱、声音微小的普通民众；第三指“微观研究”，或围绕个案、或就某一小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而不是从宏观视角对某一宏大问题做的“宏观研究”，在这一层面上也可以叫做“微观史”，与“宏观史”相对应。
以上只是“微历史”这个词用在本书上，就本书内容所包含的意思，故不能说是对这个词“全部”内涵的定义。也许还会有其他人用这个词来指称另外的内容，这毕竟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学术概念，只是一个开放性、灵活性的名词。
澎湃新闻：您如何寻找微历史的材料？哪些史料具有微历史的特质？
李长莉：历史研究的依据就是过去留下的各种历史资料，近代史距离今天时间近，加之印刷出版发达，留存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研究者都是依各自的研究主题去搜集利用资料作研究。
我因为关注民众、关注生活，所以寻找资料也是注重看哪里有民众生活的印迹，带着这样的眼光去寻找。如近代报刊、地方志、民间资料、私人笔记、日记、外国人游记等等，即使是作为传统史学主体资料的典籍、档案、官方文书、精英人物文集言论等“上层”资料，也是从中寻找有关社会民众与生活的印迹。只要带着这样的眼光，就会从各种资料里发现和寻找到这方面的材料。
例如我在二十多年前撰写《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时候，把《申报》从1872年创办至1895年二十几年逐日翻阅了一遍，花了很长时间。那时还是纸质小字复印版，很费眼睛，但从阅读中真切地体验当时人生活的场景，听到一般市民的言论声音。当时这个报纸是外国人在上海租界里办的，聘请中国民间文人当主笔，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有访员（记者），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投稿发言，以往只能街谈巷议、上不了台面的民间小民的事情和声音，也能在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平台上展现，真可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这是传统文字世界前所未有的。
另外，在私人写的笔记、日记及民间读物里，记录了许多他们亲身见闻的人和事，以及他们的感受评论等等。如当时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民间流传的通俗顺口溜文学“竹枝词”，描写人们对生活中新奇事物的观察和感受。这些以往写“大历史”的史家认为是琐屑无用的生活琐事、小民言论，对于生活史来说就是十分鲜活、真实的资料。
1870年代，在福州街头贩卖布匹的小贩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通过微历史的视角探讨的是制度、观念等层面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微历史”，可否理解为您的研究思路是“从微处入手，在大处着眼”？
李长莉：如您所言，本书的立意确实是试图“从微处入手，在大处着眼”，也就是说“从小事情看大问题”。因为我虽然研究生活史，写的都是小人物、小事情，但我关注的重心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大问题”，而且我正是因为要探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艰难的深层奥秘，才选择了进入民众生活这个“微领域”，觉得这里蕴藏着打开这个密码的钥匙。
因为我们中国秦汉以来主流文化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基于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实用理性”，如被奉为文化正统的儒家学说，其基础就是生活实用伦理。孔子说的话，大多都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出发，讲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如何进行个人修养以适应社会生活，使身心安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等等，所以人们也乐于在实际生活中接受并践行，它也能在广大民众生活中扎下根来。宋明以后儒学观念分化，上层精英的文化思考日渐疏离民众实际生活，追求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与超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但在民间百姓的实际生活中，还仍然活着的是原初儒学的家庭关系、生活伦理、社会规范等，因为他们感受到这些伦理观念对自己的实际生活有用有益。这种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的二分化趋向，一直延续到清代，也是导致鸦片战争后上层精英、文化阶层，一味抱持着“圣贤遗教”“祖宗成法”“华夏中心”“华夷之辨”等理论教条，霸占着道德高地和舆论主导，拒绝看世界、察世变，拒绝变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迟滞，丧失了走向近代工业化最佳时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层“精英文化”已经丧失活力的同时，仍然存活在民间生活里的“生活伦理”情况怎样？民间生活是最贴近现实、能最先感受生存环境和世道变化的领域，古人有言“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江水里游动觅食的鸭子，肯定比高悬厅堂鸟笼里的金丝鹊能更早感受到春来的暖意。所以，从社会变动的最前沿——民众生活中，来寻找社会变动的最初苗头、动向、形态，以及由此引起民众观念什么变动，人们对生活产生了什么新理想和新追求，这里面会预示着社会变化的趋向，也就是“民心所向”。这也就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上层精英文化僵化了、失去活力了，我们可以到下层民间生活变动中，去探寻文化的原点，新观念的土壤和源头，会发现那里蕴藏着民族文化的原始生命力，为适应新环境而灵活调整并由此焕发出来的再生活力，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从近代迄今能够起死回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之根源所在。
所以我的研究可以说是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问题着眼、从思想文化普遍性问题处思考、进而从生活小事情的研究着手，是这样一种思路的探索与尝试。这种思路与研究实践的路径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实践看起来是从“生活小事情”入手，但实际上我的思考却是从另一头“社会和文化转型”这个“大问题”开始的，所以书中谈到的生活小事情，总是与制度、观念变化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探索的效果如何，还只能说是初步的尝试，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同道朋友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这是需要同道持续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澎湃新闻：您认为生活领域最早开启了近代社会转型，有哪些显著的表现？生活世界的变化如何成为民众思想启蒙的杠杆？
李长莉：这几个问题是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提出的一些不同于此前通行观点的新提法。
首先界定“近代社会转型”，大家公认的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有四个主要指标：即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市场化的经济制度、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城市化的居住形式。我们看到，西方事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从人们生活领域开始，从开口通商后19世纪50-60年代以后，洋货日用品输入逐渐增加，经过三四十年，到了80-90年代以后，一些生活日用洋货，如火柴、洋油、洋布、洋针、洋钉等已经日渐普及到城乡民众日常生活中，随之上海、武汉、天津等一些通商城市兴起，商业人口增多，城市商业化、社会化生活居住方式也逐渐形成，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民主化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却迟迟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是生活领域率先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虽然这一转型是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后果，是屈辱的、被迫的、痛苦的、付出沉重代价的，但这就是在西方殖民掠夺和清统治集团无能应对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走上近代化的独特路径，这与西方国家从生产方式开始的近代化道路，及日本从制度改革开始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道路是不同的。
开口通商后几十年间，洋货流行并日渐普及到城乡民众的生活领域，如1880年代郑观应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列举了当时城乡居民生活中流行的吃、穿、用、玩各类洋货57种，说这些洋货“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1905年《济南报》报道说，当时“外自各城巨镇，内至穷乡僻壤，上自豪商巨贾，下自穷户小民”，“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无一不于洋货是赖”。洋货进入民众生活，人们通过物美价廉、经济实用的日用洋货，开始了解接受机器制造的优势，通过洋货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开始了解大市场蕴藏着财富资源，由此出现对西方以发展工商达至富强的崇尚和向往，萌生学习仿效、发展民族近代工商业的愿望，在当时《申报》上便有不少民间人士有这样的议论和呼吁，也由此长年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提出“商战”口号，发出了第一声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强音，成为维新思潮的先声，他因而也被称为改良思想启蒙的先导者。这也就是我所说“生活世界的变化成为民众思想启蒙的杠杆”的一个例证。
《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
澎湃新闻：您提到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扩大埋下了社会分化及思想文化的冲突，可否进一步阐释说明这个问题？
李长莉：中国人的主流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是遵从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基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生物需求和精神需求而形成的，随着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也会产生新的追求、新的理想，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的变化。
在近代中西文明交汇碰撞之下，人们的生活领域首先开始发生了新变化，新兴通商城市出现了许多西方来的新事物，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如马路、煤气街灯、电灯、人力车等使人们出行更加方便，商铺售卖各种洋货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便利，茶馆、饭馆、戏园等娱乐场所使人们交往更频繁，新报刊使人们了解更多新信息。人们脱离了土地，要靠个人到市场上去交易各自的资源来谋生，这种商业性、市场化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乡村聚族而居、依土地为生的小农生活方式已经显然不同，他们产生新的生活追求和向往，与原来适应传统生活的文化观念开始分离，甚至产生矛盾冲突。
例如有个1873年发生在上海的“杨月楼诱拐案”，轰动一时，在《申报》上引发一场舆论战。说的是上海的一个广东籍商家女子，因为喜欢看戏，爱慕上唱戏名角杨月楼，便让母亲主动请婚，但是当正在成亲时，商家女的叔叔及同乡，却以女父亲不在上海，杨月楼以贱业戏子娶良家女子，违反“良贱不婚”的礼法乡俗，损害家族乡亲的名誉利益，以“诱拐”的罪名而扭送告官。在上海县官审案期间，《申报》上人们纷纷来稿，严惩派和同情派各执一词，相互驳辩，争论不休。严惩派所执的上述理由，是基于乡村家族生活的传统“良贱不婚”身份观念，而同情派则认为对杨月楼应当以平常人看待，既然是女家主动请婚，又有其母亲作主，应属于明媒正娶，不应当判为“诱拐”。这种与传统礼法不同的观念，实际上是上海市民在商业生活中，已经脱离了乡村亲族社会，人际交往中更看重人是否有钱，贫富之差重于身份之别，当时作为上海戏园正红极一时的名伶杨月楼，其赚钱不少，高于一般市民，因此人们已经淡化了其身份的低贱。身份等级观念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而这时人们基于生活变化产生的淡化身份，希望以平常人对待，是社会平等观念的萌芽。实际上也是城市商业生活萌生的“平等观”与传统乡村生活“等级身份观”的冲突与对抗。
后来直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的许多问题，也是这种基于城乡生活方式差异所造成的文化观念的冲突。如文化论争的主要两派，文化“守成派”的许多观点，就是基于乡村生活方式而提出的，而“西化派”的许多观点则是基于城市新生活方式提出的，前者代表中国社会的主体——乡村社会，后者则代表中国社会近代化新发展方向和火车头——城市社会，两者各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众生活根源，文化论争、观念冲突，并非仅是逻辑概念之争，实质上反映的是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分裂与冲突，都有其合理性，只是当时多数文化人难以跳出这二元对立的概念之争框架，去思考探索如何认识和调处城乡二元分裂带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矛盾，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澎湃新闻：我对书中《浮生六记》的个案解读印象很深，您是如何关注到这个个案的？怎样勾连史料，才能达到这种以小见大的效果？
李长莉：所谓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如何抓取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是着手研究的第一步，这些案例从哪里找？怎样才能在浩繁的史料中发现这些具有研究价值的案例呢？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生活是人们生存的常态，留存下来的资料都是有关社会运作、有关人及其活动的记录，我在前面讲了，只要心中一直装着问题，用寻找答案的眼睛到处看，看到资料就联系起来想，是不是对回应这个问题有价值、有意义？这样在看资料时就会像在垃圾堆里寻宝一样，就容易发现那些埋没、散落在资料堆里闪出光的有用资料了。
所谓偶然性，因为生活史资料比较零散，特别是不像其他“大历史”领域的资料比较集中，或者有人专门作了收集整理成资料集的前期工作，生活史的案例可能更多要靠研究者自己到资料海洋里去寻找和挖掘，这就需要阅读资料的面要更广，特别是留意那些记录民众和生活的资料载体，这样可能会在偶然的阅读中，发现比较好的案例素材，再通过联想，放在与其他社会文化元素的联系中去挖掘勾连其内涵和价值，有可能就会打磨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个案。
关于五四文化人对《浮生六记》不同解读的分析，这个选题就有一定的偶然性。我比较喜欢搜集翻阅近代人写的笔记、日记等，偶然翻到了清中期苏州文人沈复写的《浮生六记》，读来觉得很有趣，特别是他以细腻、灵动、深情的文字描写与爱妻的幸福生活及与大家庭冲突的悲剧，这些内容都是正统文化人讲经论道的正式文字里所少见的。如果止步于此，这本小书顶多只能说是又一个传统家族制度压迫下小夫妻的悲剧，这种论题早已经有不少了，只不过多一个例证而已，没有多少新的研究价值。
再读了五四新文化人俞平伯为此书写的序言，他推崇此书作者夫妻“个人才性伸展”，正与新文化人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启蒙思想相契合，他感叹这是“绝妙一篇宣传文字”，因此重新发掘出版推荐给新青年，形成了一股阅读热潮，几乎无人不读，无人不知。如果再止于此，也只是为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启蒙思潮增加一个注脚而已，也没有多少新意。
但是我进一步思考，这本书触及到的“家庭”问题，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集中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研究多从思想文化层面，顺着俞平伯那样的“个性解放”“家庭革命”启蒙思想的理路去谈家庭问题。然而实则“家庭”是一个社会问题，家庭观念是基于现实的家庭生活而形成的规范和理念，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家庭革命”“个性解放”观念，是城市知识青年脱离了乡村家族生活、过起城市个体性的自由生活而产生的自然需求，而实际上在那时更广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过着传统的农村生活，与这些新观念肯定有冲突。即使是那时的新文化人，他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和认识视角不同，对家庭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他们会对这本当时流行的小书有什么样的解读呢？
这样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去找对这本书与俞平伯不同的解读，找到了把此书翻译为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林语堂，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边缘文化人，确实有他独特的“跨文化”解读视角，他认为沈复夫妇是中国“闲适生活”“艺术生活”的最好典型，并极力推崇赞美。而社会学家潘光旦则从优生学的科学角度，批评沈复夫妇所代表又被新文化人所盲目推崇的家庭观过于追求“个人主义”，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不利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民族繁衍，是反科学的。
这三位新文化人对此书的解读评判，恰好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流行的启蒙主义、西方视角和科学主义三种认识路径，又各自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价值，反映了在那个新旧社会和文化交织、冲突、碰撞时期，不同认知路径造成的观念差异及相互冲突的状况。如果单一从文化观念层面而肯定某一观点，否定另一观点，这种认识和评判是片面的，当时人的所谓文化论争，往往就陷于这种各执一词的片面互争之中，而难以形成更深入、全面的认识。这就是联系社会生活，从生活变动中去理解文化思想观念变化，能够带给我们的更深刻、更立体的认识视角。
这个案例中，《浮生六记》这本小书以往只是被视为文学作品，像俞平伯、林语堂、潘光旦，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一般他们的言论也不被列入思想史的序列，但是把这本小书及这几个人物围绕这本书的文字议论勾连起来，就都成了可以作为研究社会观念的材料，用社会文化的视角，以“家庭问题”为中心，从新文化思潮的不同认识方法几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形成一篇专题研究论文，这是以社会文化交叉视角研究文化观念问题的案例，是与思想史不同的路径，也展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家庭观念论争的更丰富的社会内涵。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