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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谈话剧《尘埃落定》:在戏里戏外自由出入是这部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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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话剧出品人张力刚、罗鸿亮,文艺评论家杨扬、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就“戏剧与文学”展开精彩对话。

2021年开年就有三部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戏剧新作,分别是话剧《狂人日记》、话剧《长恨歌》与话剧《尘埃落定》。4月8日至11日,由九维文化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造,改编自作家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话剧《尘埃落定》在上海上演。

4月10日下午,阿来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话剧出品人张力刚、罗鸿亮,文艺评论家杨扬、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做客上海朵云书院·戏剧书店,就“戏剧与文学”展开精彩对话。

作家阿来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

戏剧不同于小说,“戴着镣铐跳舞”

阿来极其看重小说的语言。他说:“《尘埃落定》这部小说的成功,不在于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关系,而在于语言。小说的胜利,或者说小说家的胜利,就是语言取得了胜利。”

但戏剧不同于小说。在他看来,舞台艺术最大魅力在于它有时间与空间的客观限制,但又要像小说一样自由演绎,即“戴着镣铐跳舞”,“所以人生和戏,都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找到突破。”

对于话剧《尘埃落定》,阿来的评价是:“精气神都在”。他提及小说快结尾时,傻子少爷有这么一句感悟:“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对于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偶尔也会抽离出来,旁观自己。只是我们现在随波逐流多了,抽离少了。而话剧《尘埃落定》在舞台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傻子’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他在戏里戏外自由出入,这是我认为这部话剧最大的胜利。”

“第二点是台上的群众性演员,他们既在演绎具体的剧情,很多时候又变成符号性的群众,这些群众性的场面是带有抽象感的。”阿来认为,抽象很重要,“这种象征性的表演,有点像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当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气氛得以烘托,剧情也被推动。这个处理是非常巧妙的。”

由此,阿来还分享了他对于当下叙事文化的思考。“诗意的人生哲理都是形而上的,但是今天的现实主义题材是形而下的,如果把生活场景照搬进艺术场景,那就没有形而上了。”他说,“今天中国的叙事文化面临着一个挑战,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非常狭隘,而且越来越狭隘。在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我们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创新。在我的理解里,小说创新就是对语言的追求,戏剧创新就是对形式感的追求,不然还创作什么?当我们的艺术都只用力于展现生活场景,展现老百姓常说的‘像不像’,那还要艺术做什么?”

小说《尘埃落定》

语言“水乳交融”,舞台再现原著的精髓与诗意

十八年前,曹路生一口气读完了小说《尘埃落定》,沉浸于小说的语言,难以自拔。他告诉自己,要把小说里的那些诗意全部搬到舞台上。

也因此,傻子少爷的大量独白在舞台上得以保留。“傻子的独白见证了历史变迁,见证了人生百态。所有诗意的、灵动的文字给你无限的想象插上了翅膀,这是我们主创必须要保留下来的。有观众说为什么要让傻子一个人有那么多话?这恰是这部话剧最难的一部分,我们用傻子独白的方式,同时加入戏剧性和故事性,串起来所有的故事。”曹路生说,傻子的叙述视角是十分丰富的,里面的通道不止两个,还有三个四个五个,时而是傻子的内心独白,时而是对话时的潜台词,时而是介入人际关系时的对话,时而是上帝视角的叙述,时而是对历史的描述,时而是富有哲理性的批判。“我一直都很自信,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表现阿来原小说的精髓和哲思性。”

他在阅读阿来小说时,脑海中就出现了两个舞台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开场时舞台灯亮,傻子和卓玛正进行鱼水之欢,而打汪波土司的队伍蓄势待发;第二个场景是结尾时傻子灵魂出窍。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戏剧理念来说,这两个场景被曹路生认为是这部剧作中的重场戏,也是完成“一戏一格”戏剧创作的最大亮点,尤其是最后一幕中,傻子已死,灵魂离开了肉体,但傻子还在诉说。

“我忠于原著,原著那么好,为什么要解构它或者重构它?我只要把原著的精髓表现出来,让人家看到阿来的诗意。之前有人采访我,我说我也没做什么工作,只不过用一种方法,把阿来小说里的诗意串联起来编成一个舞台作品。”曹路生如是说。

阿来对曹路生的剧作语言也很欣赏。“我说它是‘水乳交融’。改编作品里的台词,有些是我的,有些是编剧的,我看别的戏有时候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的原话会突然地跳出来,但那些原话和他们使用的语言融合不到一起,是两套语言。但在话剧《尘埃落定》里,改编语言和原著语言融合得很好。”

“二者融合,不等于二者一样。大家说‘忠于原著’,但如果改编和原著完全一样,那还要改编做什么?”据悉,阿来目前也参与了新版电视剧《尘埃落定》的改编。

话剧《尘埃落定》

文学作品改编戏剧,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曹元勇说,《尘埃落定》本身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经典,它的生命一直在延续,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还有歌剧、川剧等等,它也在不同的形式中成长。“话剧《尘埃落定》把原著小说里所有精彩的片段,所有诗意的语言,所有浪漫的细节,所有富有哲理的思考都搬到了舞台上,它抓住了原著的灵魂,是很感人的。”

据张力刚透露,主创团队下决心完成《尘埃落定》这个项目的原因是2020年影响世界的那场疫情。“当时代迅速发展,‘聪明人’依靠经验主义的判断已经全面失效,那么在快速的变化中,我们该何去何从?”他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所有迷茫的人有所启迪。

除了《尘埃落定》,杨扬提到近日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戏剧新作真是不少,比如还有《狂人日记》和《长恨歌》。它们各有千秋,也在文学界和戏剧界引起了很多讨论。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改编文学作品是戏剧创作的一条“捷径”,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剧作家的“转换”。乔治·贝克的《戏剧技巧》就讲到,小说是名著,不代表由它改编而来的戏剧会成为名剧;同样地,戏剧是名剧,把它改写成小说也不一定成名。因为小说家站在小说的角度写,戏剧家站在戏剧的角度写,小说侧重的不只是人物、情节,还有文学语言,是一种语言艺术,而戏剧是一种时空的艺术,主要通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把它展示出来。

“除此之外,老舍先生还提出,话剧和戏剧也有不同,中国传统戏剧戏曲主要是 ‘唱’,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音乐、歌舞的问题,但话剧的关键在于思想。”杨扬认为,话剧《尘埃落定》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对少数民族文化是平等对待的,对藏族文化是充满敬畏的,“这个话剧也体现了曹路生的思想。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于远古戏剧的感悟。”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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