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大盛的补习班，为何消失于魏晋门阀时代？

（图文无关）这里谈谈古代的补习班吧。（视觉中国/图）

这里谈谈古代的补习班吧。

作为东汉初年的人，班固有一段比较古代（其实不过是西汉中期）的学习和当下学习的差异的话。

班固说：古代的读书人，一边耕地劳作，一边侍奉双亲，一边仍然有一点时间可以读读书。——因为农业社会，不是一年忙到头的，冬天粮食都进仓了，即使是个普通农家子弟，也可以去读书，“三年而通一艺”，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儒家总共有五经，那假设十五岁开始读经，“三十而五经立也”，三十岁也就全部学习完了。并不用花费特别多的时间精力，学习的收获也就很大了。

但是班固生活的时代，学习风气已经不是这样了。

按照孔子的教导，学者应该广泛吸纳各种知识，无法弄明白的地方就空着，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但实际上儒生们并没有遵循祖师爷的教诲，大家就喜欢“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就是把学问做得特别琐碎，明明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喜欢解释得特别迂曲，然别人也很难戳穿你其实并不懂。

就这样，一代代学者已经给经典做了连篇累牍的注释。比如有个博士叫秦延君的，解释《尚书》第一篇《尧典》，光是这个题目就阐释了十万字，《尧典》第一句话“曰若稽古”，字面意思不过是考察古事而已，他也可以阐发三万字。这种情况虽然比较极端，但总之一句经典原文，注疏是几十倍的篇幅，是常有的事。

这对后来的学习者当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光读经典没有用了，你这些注释你都要熟读背诵，你必须从注释中寻找正确答案。——因为汉代的儒学，讲究守家法，创新等于胡闹，重点是你要能准确重复你老师的意见。老师给经典作了注释，你的工作就是给老师的注释再作注释，跳过老师的意见直接去解释经典，属于大逆不道。

那时纸虽然已经发明，但还远非普及，几十万字注释写在竹简上，一不留神就得一百多斤。所以读书成了得把一辈子搭进去的事，“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小孩子就要承受沉重的学习负担，学到头发白了，才有资格开口。

可以说，班固已经把问题揭发得很准确深刻了，但东汉的学风因此改变了吗？

众所周知并没有。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种风气，对治学固然没什么好处，但对有些人，是很有好处的。

西汉读书比较便宜。所以公孙弘这样放了半辈子猪的人，也可以因为通儒学而被举贤良，并一直做到丞相的高位。又如朱买臣这样的，穷得他老婆都不要他了，一样也有出头之日。

东汉，就不大会给这样的人机会了。

第一，抄写在竹简上的经典是很贵的，需要掌握的知识量越大，读书要花的钱自然也就越多。

第二，既然前辈经师的解释是必须掌握的，所以要想了解这些解释，就非拜在这位大师门下才行。补习班走起！

这样把学习成本拉高，穷人就读不起书了。

一般认为，东汉时门阀世家开始形成，但阶层之间升降的通道又没有完全闭合。

这样的时代，不上不下的阶层，活得最累。

东汉出现了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袁术、袁绍家族，他家就是专攻《易经》；再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来自这个家族），《尚书》研究就是他家的特长。

但没有这么高地位，却也并不太穷的人家，为了维持现有的地位甚至更进一步，读书就不得不非常拼了。《后汉书》说，不管哪里有个讲经的老师，来找他求学的人，真是不远万里而来。校舍刚一建好，自带干粮来拜师，动辄有千百。至于享有盛名的大师，如果愿意上课，他门下有学籍的弟子，可能不下万人。可能大师并不好好上课，但能有这么个学籍，本身就很重要。

不过，汉代经学虽然繁琐又无聊，但毕竟有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一个天赋聪颖的草根学霸，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苦读，水平还是有可能得到承认的。

魏晋讲“玄学”了，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是王谢的乌衣子弟，只需要把自己拾掇得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这就叫“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玄学大师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一个苦孩子十年寒窗积累的谈玄经验，我只需要一句“你的感觉不对”，就可以把你贬得一钱不值。

所以到了门阀制度真正成型的魏晋时期，东汉这种补习班的盛况，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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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