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近代中日语词的复杂互动？｜专访朱京伟

文化交流之间，总是呈现出复杂缠绕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一点，在近代中文与日语的交流史上表现得同样明显。厘清这一交流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对语词概念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复盘，回溯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思想变迁和东亚文化的互动历史。

采写 | 辛杜卉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只是单向度的传输。我们今日很多常用词汇也确实来源于日语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中文对日语就不存在任何影响。只是，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复杂性和历史复杂性，导致中日之间语言词汇的传播、互动与共享关系近代史上呈现出难以厘清的缠绕状态，也给后世带来了种种以讹传讹的饭后谈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近年出版的《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沈国威著，启微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 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沈国威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东往东来 : 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和《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朱京伟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月版）等学术著作，对这一复杂的话题进行了越来越缜密的发掘与研究。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朱京伟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月版

如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朱京伟在专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中所呈现的那样：在近代史上，除去日本早期翻译时借助汉语译词之外，日本后期翻译词汇的再创造也经常会从古汉语的字词中寻找灵感，或者重新激活中国已有词汇的内涵，又或者挪用中国已有词汇来重新赋予新的内涵，让古代字词产生新义。中日文化之间的复杂性，让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显得“难分彼此”。

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中，朱京伟着重考察了《时务报》《清议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民报》中的二字、三字、四字日语借词。全书采用多文本、穷尽性、量化实证的方法，在进行词源考证、辨别日语借词的同时，还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研究中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日语借词进入汉语始自19-20世纪之交，而当时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书面资料当属清末报纸和译自日语的书籍。在种类繁多的清末报纸中，与日语借词关系密切的便有《时务报》《清议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民报》，这五种报纸的编译者知名度都很高，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出版时间的跨度也正好与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期重合。

朱京伟曾跟随广岛大学小林芳规学习日本语史，后在日本关西大学攻读博士，主要从事日语词汇学、中日词汇比较、中日词汇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对这五种清末报纸进行详细考究之后，朱京伟还归纳了它们各自在中日词汇交流方面的特点。比如，《时务报》因日人古城贞吉执笔“东文报译”栏目，故而日语原词直接进入汉语；《清议报》因梁氏主编且在日出版，于是涌现了积极引进日语借词的话语现象；《译书汇编》是专门翻译连载日文书籍的定期刊物，由于偏向于翻译刊发专业性较强的政法类书籍，大量借用日文中的新词术语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当务之急了；《新民丛报》作为政法文史等方面兼容并蓄的报刊，朱京伟发现该报在借词造词方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话语策略；《民报》在这方面的特色，朱京伟概括为“作者激进精通日语，借词趋稳新词渐少”。

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厘清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对语词概念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复盘，重新回溯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思想变迁和东亚文化的互动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关键语词词源的具体验证，能够更好地梳理清楚近代社会变局下的观念嬗变进行了梳理，也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史中的文化输入与输出的双向互动，对理解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价值，甚至对当今中日文化交流与民间的双向认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朱京伟，日本关西大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日语词汇学、中日词汇比较、中日词汇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在中日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有日文专著『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日本白帝社，2003）以及《日语词汇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等。

新京报：早期你做日本语史研究，而后似乎在1995年左右转入中日词汇交流研究。能否谈谈治学历程及心路历程？

朱京伟：1985-1987年我在北外的日本学研究中心读硕士，任教的都是来自日本各大学的知名教授。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广岛大学小林芳规先生的日本语史课，先生在古汉语和古日语方面的深厚造诣，以及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成了我走上词汇史研究之路的直接动力。毕业后，小林先生又为我争取到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让我去广岛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但那时关注的主要是古代日语的汉字词汇，许多文献资料都在日本，回国后深感受制于资料短缺。这促使我寻找一个与现代汉语相关的研究方向，于是把关注的时期调整到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开始研究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全过程。

在我研究起步的1980年代，国内的词汇学研究刚开始复苏，而日本的语言学研究正处于繁荣期，因此日本学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论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倡实证性研究。每项研究都应从收集一手资料做起，先梳理清楚前人的研究成果，再通过自己调查的一手数据立论。二是注重研究的细节。日本学者不太擅长宏大叙事，但对细节描述却穷追不舍，这要求在资料收集和前期调查中投入大量精力。我十分庆幸自己在从事研究之初受到这样的熏陶，在拙著中也坚持拿出确凿的数据，不说模棱两可的话。虽然有些铺陈例证和数据的地方显得累赘繁琐，但我始终认为只有把每个环节都交待清楚，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过多地陈述主观的见解，这不是词汇史研究应当采取的方法。以上这些并非发什么高论，而是我在治学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新京报：近些年来，学界对于翻译史、概念史、词汇史的研究兴趣越发浓郁，也有很多相关的学术杂志创刊，并且中日高校之间也形成了密切的互动交流，很多研究成果直接改变了我们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看法。能否谈谈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给学界带来的影响？词汇史与其他学科之间是如何发生互动的？

朱京伟：翻译史、概念史、词汇史好像都是以词语作为研究素材，其实三者的关注点与方法论各有不同：翻译史主要是追溯翻译活动的演变，研究对象主要是翻译方面的历史人物和文献，有时会涉及到词语的翻译；概念史应归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会以一些引发观念变革的关键词语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们对词语的认知变化，来阐述思想观念的变化；词汇史是以词汇学的方法描述词汇总体的发展变化，并探讨词语个体的演变原因。

中日词汇交流史可视为词汇史研究的一个分支，终极目标是描述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全貌，解答现代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借词之类的问题。这与翻译史关注重点人物的翻译实践、概念史只探讨少数关键词语的演变是有显著区别的。

学科的细分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在一项研究中综合翻译史、概念史、词汇史三方面的视点，反而会造成条理不清、思路混乱的后果。本人认为，学科之间的成果交流是完全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在某一学科的研究中导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

新京报：“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这个书名，自然想起陈寅恪那句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字史似乎更倾向于古典的训诂学领域，而词史更偏向于近代的翻译史领域。在当下，对于词史的研究，主要存在哪些研究范式？

朱京伟：词汇史与翻译史在涉及译词时会有交叉，但近代新词并不都是译词，词汇史的研究对象包括译词和非译词两方面，探讨的是构词的方法，而不是译词的方法。此外，在汉语中，来自英语等的外来词一般分为音译词和意译词，但来自日语的外来词则有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共用汉字，日语原词不是通过翻译而是被连形带义地照搬进汉语的，因此应称之为借词，而不是译词。

鉴于日语借词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辨别日语借词，而词语溯源是辨别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汉语方面，虽然古汉语的词语溯源已大部完成，但越往近现代，词源的精准度就越低。我们日常使用的许多词并不知道其来源，只要查一查《汉语大词典》的词目书证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相比之下，日语借词的溯源工作难度更高：首先，需要检索古汉语资料以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再去检索明治日语的资料，了解它们在日语里出现的年代；最后，还要查阅清末汉语的资料，弄清它们进入汉语的时间。

目前，日语借词研究尚未形成有共识的研究范式，这不利于同道的交流与后学的参与。有鉴于此，拙著在许多章节中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小标题，意在强调研究的流程，以便提高可操作性。此外，三字和四字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法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国内的汉语研究界尚未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拙著在这方面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总之，拙著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以实证的方法辨别清末5报中的日语借词，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和归纳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方法。

《民报》影印版

新京报：当今学界盛行大数据的研究范式，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史研究是否可以被视为早期的大数据研究？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过程中，是否能够发现大数据在学术研究中的利弊问题？

朱京伟：利用电子语料库获得所需的研究数据是当今学界的大趋势。在写作拙著的过程中，具备检索功能的《四库全书》电子版、《申报数据库》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电子语料库，都给我提供了很大便利。没有这些助手的帮助，词语溯源的目标几乎无法达成。然而，就日语借词研究的现状而言，不论是19世纪后半明治时期的日语资料，还是19-20世纪之交包括清末5报在内的汉语资料，都没有现成的电子语料库可用。

在尚不确定哪些词是日语借词的情况下，本人都是靠手工从清末5报中逐页逐个把词语抽取出来，再用excel软件反复进行整理，逐步形成了可供研究使用的个人数据库。这个过程，既耗时费力，又机械单调，但在整理成形之后，清末5报中的词语分类一目了然，没有白费功夫。

新京报：你在书中谈到国人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构词法，自明清以来传教士在辞典和语法方面的成果，为何没能对国人产生系统的方法论？

朱京伟：来华传教士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角度整理出一部分汉语语法，还编辑了最早的英汉词典，他们对汉语研究的贡献胜过同时代的国人。然而，传教士编辑的英汉词典，只是实现了基本汉字和生活词语的英汉对译，很少推出新词尤其是专业术语。原因在于，他们当时面对的还是以文言词法和句法为主体的近代汉语，自身也不是通晓科学的专家，因此无法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形成体系。

我认为，汉语词法和句法从近代向现代的蜕变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词法的蜕变始自20世纪初日语借词的引进，句法的蜕变则是在20世纪初的日汉翻译、英汉翻译和白话文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这个过程尚需大量的语言事实去证实，日语借词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京报：你在书中谈到由于近代词汇的渐变，使得词汇体系发生了转变，并助推了从文白分离到文白统一的书面语体转变。（P99）对此，能否详细谈论一下语词渐变对书面汉语造成的影响？

朱京伟：与现代汉语相比，清末以前的汉语书面语有两大特征：一是一字词大大多于二字词，而三字词和四字词的数量很少。二是紧凑短小的文言句式，只适合使用一字词或二字词，严重制约了三字词和四字词的出现，也难以将外语翻译成汉语。当年严复用文言词句翻译英文，连梁启超都嫌他的译词和译文艰涩难懂。

我认为，之所以汉语词法和句法体系的剧变出现在20世纪初，从语言本身来讲，内因是文白分离已经成为语言生活的桎梏，知识界开始认识到文白统一势在必行；外因则是始于1880年代的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先行一步，并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界。而日语借词的进入与早期的日汉、英汉翻译，为汉语词法和句法的剧变提供了实践经验和语言条件。

促使日本奋起直追的“黑船来航”事件

新京报：在序章中，你说“严复从英文翻译，在术语方面与日译本泾渭分明，不过最终败给日语借词”（P26）。作为翻译家的严复，在当时是很多人的启蒙偶像，为何会最终败给日语借词？严复在应对日语借词大量涌入之时，自身的翻译思想是否发生过转变？

朱京伟：关于严复的翻译为何败给日语借词是个老话题，学界已有许多论文和论著谈及，本人也有一篇论文（朱京伟：《严复译著中的新造词和日语借词》，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0卷》，2009）专门进行了论述。由于拙著中没有论及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不在此讨论。

新京报：较之于严复，梁启超的生涯更为动荡，在对待译词的选择或构词方面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

朱京伟：我主要是依据词语调查的结果去观察梁启超与日语借词的关系，没有涉及他的心路历程。从清末五报的词语调查来看，梁启超是积极引进和使用日语借词的最重要人物，他既写文章为接纳日语借词大声疾呼，又在自己的文章中主动引进日语借词。他是个思想活跃、不拘一格的人，除了照搬使用日语借词之外，还模仿日语借词的形式自造了许多仿造词和改造词，尤以三字词和四字词居多。拙著对围绕着日语借词而出现的此类造词现象做了实证性分析研究，本人此前还有一篇论文（朱京伟：《梁启超与日语借词》，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学研究17》，2007）专门论述了梁启超使用日语借词的情况。

新京报：在书中，你也谈到当时的报纸杂志开设了探讨译词的栏目，“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窥见清末国人是如何看待日语借词的”。（P308）能否介绍一下清末国人对待日语借词的态度是如何的？

朱京伟：在清末五报的范围内，有探讨译词栏目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两种报纸都是梁启超主编的，应该说主要是梁启超在关注这个问题。梁启超以回答读者提问的形式发表了一些他对日语借词的见解，但刊登的次数有限，且随感式的回答较多，没有系统性。《申报》中也有评论日语借词的文章，主要出现在1901-1904年这个时间段，正是日语借词开始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期，其中批判日语借词的言论占绝对多数。

其实，矛头所指并非日语借词本身，而是针对着赞成使用日语借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详情请参照本人的论文（朱京伟：《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时间溯源》，《日语学习与研究》2020年4期，2020）。

梁启超

新京报：面对西学的涌入，中国造汉字词和日本造汉字词存在着怎样的异同呢？

朱京伟：中日汉字词的异同，主要体现在词语的内部结构和构词特征上，这是日语借词研究者应该回答的问题。初期，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辨别日语借词和词语溯源上，顾不上深思，等到有了一定积累之后便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了。我对此问题的思考散见于拙著的各个章节，在此还是从拙著的视点出发，谈一下19-20世纪之交日语的构词法对汉语产生过哪些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现代汉语中的三字和四字日语借词多于二字日语借词，而日语构词法对汉语三字词和四字词的影响也明显多于对汉语二字词的影响。以往学界关注最多的是二字日语借词，因为有许多是如今还在使用的基本概念词，如“哲学、抽象、客观、主观、领土、领海”等。但从本人对清末5报的调查结果看，三字和四字日语借词分别占45.6%和34.3%，而二字日语借词只占20.1%，三者的比例颠覆了以往的认识。

其二，三字日语借词主要是“经济学、社会性、共产党、选举权、工商业”形式的2+1型三字词。19世纪末以前的汉语中虽然也有2+1型三字词，不过数量很少结构也不稳定。日语三字词对汉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部一字语素（如以上各词中的“―学、―性、―党、―权、―业”）的构词功能上：一是日语三字词的后部一字语素具有系列性构词的功能，如以“―学”为后语素可构成“动物学、法律学、建筑学、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行政学”等，以“―性”为后语素可构成“传染性、道德性、国民性、连续性、普遍性、同一性”等。二是系列性构词能力强的后部一字语素大多是抽象性名词，如“―学、―家、―党、―权、―力、―员、―会、―界、―派、―法、―税、―业”等。与此相对，清末以前汉语2+1型三字词的后部一字语素以具象性名词为主，如来华传教士资料中出现的“游玩车、入水船、递信鸽、蓄汽柜、发汽锅、测电机、抽水盘、照影器”，而且也不像日语三字词那样可以成系列地派生出许多三字词。

其三，四字日语借词主要是“地方自治、共和政治、立宪政体、社会主义、生命财产、治外法权、中央集权”形式的2+2型四字词。与清末以前的汉语四字词相比，日语2+2型四字词有两个特征：一是前后两个二字语素（如以上各例词中的“地方”和“自治”、“共和”和“政治”、“立宪”和“政体”等）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复合构词，由此大大扩展了二字词与二字词相互结合构成四字词的可能性。二是以相同的二字语素为中心进行系列性构词，如以“地方―”为前语素可构成“地方分权、地方行政、地方警察、地方团体、地方长官、地方政府、地方自治”等，以“―政治”为后语素可构成“代议政治、独裁政治、封建政治、贵族政治、立宪政治、平民政治、议会政治”等。这有利于在二字词和四字词之间形成上位和下位概念，从而拓宽了表达复杂概念的空间。与此相对，19世纪末以前的汉语二字词一般只能单独使用，两两结合构成四字词的情况很少见，至于像日语四字词那样的系列性构词更是绝无仅有。

其四，在日语的汉字词中，二字词的数量虽然最多，但绝大多数都是从古汉语传入日语的。19-20世纪之交反向进入汉语的二字日语借词，基本上都是明治时期以后日本人创造的新词。由于日本人既使用传入日语的汉语二字词，同时又仿照汉语二字词的结构造词，从而形成了中日二字词的词结构高度一致的格局。相反，一旦二字日语借词反向进入汉语与汉语的二字词融汇在一起，同样也难以区分彼此。因此只有进入到语素的层面，才能发现中日二字词之间的差异。根据本人的调查结果，在二字日语借词中，中日之间可以相通的前语素和后语素分别占85.9%和56.9%。这表明，从语素义和词结构来看，中日二字词的前语素是高度一致的，而后语素的中日差异相对较大。换言之，中日二字词的差异主要出现在后语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