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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一个狂人,顺治十八年被斩首

2021-04-19

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一个叫“三耳生”的人,突然找到徐增,说:“我要见金圣叹先生。”

徐增是金圣叹的好友。当时,妖魔化金圣叹的声音很多,来人不会也是一个“思想打手”吧?于是问他:“你这么急切要见圣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耳生说:“我见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间又见称圣叹者,若恐形容之不尽,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极其赞、极其贬,必非常人也!

原来,是一个对金圣叹的传说感到好奇的小粉丝。

徐增本人也曾对金圣叹“路转粉”,面前的小粉丝,勾起他当年追星的记忆,就喃喃地讲起往事:

我呀,最初跟着人家骂,骂金圣叹是妖魔,骂了许多年。后来,见了金圣叹,才知道他不是妖,不是魔,这才开始替他在世人面前辩解。朋友听到我开始说金圣叹的好话,纷纷与我切割,说我着魔了,没救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谁做偶像都没关系,但认金圣叹做偶像,是需要勇气的。

▲金圣叹生活的江南,风景大概如此。

1

金圣叹是个鬼才。即便放在他的家乡、人才济济的苏州,他也是永远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他出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一个略显尴尬的年代。此时,他的同乡前辈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已经故去数十年,晚明风流,凋零近半

这是一个政治比文化吃香的年代。江南士人抱团结社,不是为了风流耍酷,而是为了权斗党争。

金圣叹20岁的时候,看到了魏忠贤的垮台,也看到了东林党人的雄赳赳气昂昂。

但他似乎对眼前的政治大事件无感。20岁的他,选择了一条诡异的职业道路——扶乩,开始做降神附体、神鬼沟通的工作。

几年之后,金圣叹凭借这项特殊本领,打进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东林党的一些领袖和成员,比如钱谦益姚希孟等当时的红人,都曾请他到家中扶乩降神。

时人记载,金圣叹声称慈月宫陈夫人附灵于他,他因而能通神灵、知宿因。他在扶乩过程中,“无意识”写下的诗文“长篇大章,滔滔汩汩”,连有道行、有地位的士人大佬看了都很佩服,对他的这一套神神鬼鬼深信不疑。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金圣叹的出名是因为评点《水浒传》等“才子书”,但他在晚明的名气,更主要是源于他的灵媒身份。

28岁那年,他给当时执文坛牛耳的钱谦益举行扶乩降神仪式。通过附在他身上的天台泐法师,彻底征服了钱谦益。

金圣叹为钱谦益示因缘,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请求钱谦益为他“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事后,钱谦益很诚恳地照做了。

通过钱谦益的诗文,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金采(金圣叹原名)这个人。

视科举如儿戏,因而在科举路上毫无成就的金圣叹,却以这种方式博得大名。最爱君也是服了,他的头脑构造确实异于常人。

很多人说金圣叹的灵异附体体验,是他凭借个人文学才华的一种装神弄鬼。这种事,的确不好评价。只能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一般人真吃不来。

当时,另一位江南名士叶绍袁,也曾多次把金圣叹请到家中扶乩。1634年左右,叶绍袁向附体在金圣叹身上的泐法师问到对时局的预测。泐法师说: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

11年后,顺治二年(1645),病中的叶绍袁想起泐法师的预言,一一应验,不觉心惊。

▲文坛盟主钱谦益,对金圣叹的扶乩降神深信不疑。

2

胡适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

他的怪,怪在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金圣叹早年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而每次去,都不好好发挥,都是抱着做“张铁生”的心态去的。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所以,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有耐性,换个名字,再来一次。

视人生出路,如同游戏。

很多人据此称赞金圣叹的反叛精神,但是你反叛一次也就够了,反叛这么多次,不嫌无聊吗?如果你真的痛绝于仕途功名,那就彻底做个优游林泉的读书人,为何还要三年高考五年冲刺呢?

只有一种解释:他确实无意于科举功名,但却想成名,想走捷径,所以屡屡以科考上的特立独行之举来引起时人的瞩目。

就像他一度热衷扶乩降神,也是如此。在钱谦益作文写诗“称颂”他之后,金圣叹逐渐退出了扶乩的行当。反过来说,他当初进入这个行当,或许只是为了图名。

金圣叹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后来追忆早年志向,说儿时自负大才,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

有才能却不见用,这是任何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悲哀。金圣叹对此尤其敏感。他在《西厢记》张生唱“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一句后,批道:“哀哉此言,普天下万万世才子同声一哭!”

可见,对于时运不济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自负”和“沉屈”的感慨,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最后一次游戏科举考场被除名后,金圣叹笑着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

人家就问他,什么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释说,“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的诗里说的;“忙闲皆是自由身”,这是司空图说的;“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说的;“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说的;“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说的。

展示完他搜索引擎般强大的记忆力后,他不再作进一步解释。但从他特意检索出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大致也可以拼贴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实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无荣无辱、诗酒自娱、珍惜自由的人。

说到底,金圣叹是有圣人情结的。他虽然推崇,却不想学陶渊明做个隐者,否则他就没必要做出那么多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关注的举动,他也不会因为有才不见用而深感郁闷沉屈。

他原本可以过得更简单,更快乐,而不仅只是在文字里意淫“不亦快哉”的种种快感。

▲满清征服江南,是很多文人心中的恐怖记忆。

3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甘心空抱才华而无所用于世,又不愿意为了博取功名而牺牲底线,牺牲自由,最终只好牺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赶上晚明嬉笑怒骂、歌哭无端,人皆不以为意的时代,或许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政治、民族矛盾取代个性解放的潮流,成为社会的风向标。金圣叹的江南才子气质,一下子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

时代挤压了才子的生存空间,金圣叹感觉到疼痛,终其一生,却可能连痛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无忌,到头来落落寡欢,成为时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金圣叹还在世的时候,同郡的名士归庄就曾公开说: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所作所为,恨不得将他掐死。归庄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后来对“哭庙案”中被害的十七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

尤侗,一个暗自以金圣叹为模仿对象的才子,在公开场合却时时诋毁金圣叹,骂他“狂放不羁”。这显然更懂得与时代妥协。

更多人站出来,骂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个人的思想若与时代错位,领先时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时人看来,金圣叹的罪大恶极是为《水浒传》《西厢记》等诲淫诲盗的“邪书”唱赞歌。他们编排段子,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导致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西厢记》,导致人头落地,这都是报应啊。

其实,金圣叹的个性,很多学的是前辈李贽。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的推崇,也是延续了冯梦龙等人的识见。但他生前死后所受到的毁谤,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前辈少。

金圣叹多次无奈地说:“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只要我一说话,甭管说啥,人家就先诽谤一通;只要我的书一出来,甭管写啥,人家也是一顿痛毁。

从这一点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较之前确实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数人,比如徐增,才透过金圣叹坚硬的躯壳,看到了他的可爱与温情。

在徐增的眼里,金圣叹有着随和的性格,可爱的脾气。他说:“圣叹无我无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赤子则啼笑宛然。”

这样的金圣叹,很会与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顺从别人的爱好与个性。与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离经叛道,判若两人。

难怪徐增会对他“路转粉”,说金圣叹是“魔”的话,那他愿意为他“着魔”。

▲金圣叹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时代悲剧强加于个体。

4

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金圣叹给人的幽默感,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气与勇气,但有多少人懂得,这仅仅是他骨子里的沉痛?

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金圣叹大展宏图抱负的机遇。

在他37岁壮年之时,大明亡了。

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要站队。有的人,比如顾炎武、归庄,至死不与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变换头脸,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杀同胞,献上投名状。

不管是否愿意,金圣叹也要作出选择。

他在明朝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除了有点儿名气,一概全无。而这名气,一大半还是骂名。

但他还是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未曾因为现实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对战争感到厌恶,因为战争的残暴而对清人缺少好感。

他在评论唐人郑谷的诗时说,“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又评吴融的诗句“咸阳久已变荒原”时说,“所谓劫火终讫,乾坤洞然,虽复以四大海水为眼泪,已不能尽哭”。

一个自负的文学评论家,时常带着哭腔,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

在满目兵戈之际,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写诗说:“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本当欢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泪,那是多么沉痛的岁月。

清人入关这段岁月,显然是他很不好的记忆。他后来说,他的记忆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时光,壮年这一段,好像遗失了,不知道丢在哪里,想找都找不回来。

他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死前一年。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朋友邵点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53岁的金圣叹登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

紧接着文思如泉涌,写下了《春感八首》,甚为得意地自夸:“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甚至在诗中幻想,自己去做吕尚、诸葛亮那样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为金圣叹的这次狂喜,说他“丑态毕露”,丧失民族气节,老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最爱君倒觉得,这是金圣叹真性情的体现。他一生主张、贯彻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只擅于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在此时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里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负大才,却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还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声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难求,这么位高权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热泪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况,金圣叹连抱大腿都来不及,他的命运很快就翻转直下。这阵狂喜,终究只是他内心的一段小插曲。

▲晚清人传说,金圣叹的遗言是“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

5

一年后,这个终生怀才不遇又满是幻想的穷秀才,再次见识了人生的黑色,一点儿也不幽默。

欣赏他的顺治帝,竟然驾崩了。

皇帝之死,对金圣叹来说,就像之前捡到一张彩票,一对开奖号码,还是特等奖,欣喜若狂来不及兑奖,又掉到水里,泡汤了。

梦醒的时候,才是最残酷的时候。

说起来,金圣叹之死,与顺治之死也有一些勾连。“哭庙案”的发生背景,正是吴县诸生在追悼顺治帝的仪式上,要求撤换鱼肉乡民的新县令任维初。

多种证据表明,金圣叹并未参与“哭庙”,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单内。

不过,“哭庙案”次日,出于正义感的金圣叹写了一篇名为《十弗见》的杂文,声援诸生的抗议活动。这才被牵连进去。

他有一段时间担心被捕,藏匿了起来。两个多月后,他还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圣叹等人原本罪不该死,但是经手办案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害怕被牵进知县贪污案脱不了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办成了谋逆案。

办案官员要求,“谋逆案”的首犯必须要有相当的名气。金圣叹于是首当其冲。

恰好此时,朝廷指派的满族大臣正在江南调查并处理江南士绅投奔郑成功事件,金圣叹和其他十七名诸生成为了高压政策的牺牲品。

一生追逐名气,到头来反为名声所累。金圣叹的人生,总是跌落得让人唏嘘。

而这一切,他本人或许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临刑前,他还大惑不解:“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金圣叹被斩首而死,死于莫须有的“叛逆罪”。这一年,他54岁。

曾给他带来好消息的友人邵点,后来解释过金圣叹的罹祸。他说,金圣叹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警示说,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不可说《古诗十九首》。金圣叹毕生引以为戒,但后来醉酒中纵谈“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终成绝笔。

这种解释,早年热衷扶乩降神的金圣叹,若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有些时代,可以诞生金圣叹,却不配拥有金圣叹。

他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应了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辈子落魄,半辈子被骂,金圣叹终于没有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才是他最应获得尊敬的原因。

金圣叹死后,“康雍乾盛世”来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发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纪晓岚、刘墉、袁枚,那些个时代的才子们,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油腻,不狂傲,亦不狂喜,但也无个性,无底线。

那样的盛世,如骂金圣叹者所愿。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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