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名家】卢一萍：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生命所在

卢一萍，1972年10月生，四川南江人，现任《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父亲的荒原》《天堂湾》《帕米尔情歌》，长篇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扶贫志》，随笔集《不灭的书》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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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萍 张鹏禹

从茫茫大漠到边疆哨所，卢一萍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行走在旷野中的写作者”。他早年尝试先锋写作，注重文本的形式感，多年的军旅生涯又赋予他的作品以坚韧的质地。他一边在想象的文学世界里驰骋，一边又创作了不少深扎历史与现实的非虚构作品。他不断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轨道上相互切换，文学性却始终是他最大的追求。

人为生存所做的一切，值得思考和书写

问：军旅生涯赋予您的创作怎样的特质？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是如何塑造了您的创作观？

卢：军旅生涯对我的确很重要，特别是在帕米尔高原生活的那四年。因为经常要在边境一线巡逻、执行任务，我几乎骑马走遍了帕米尔高原的每一条沟谷。那个高海拔之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让我知道什么是更应该坚持的，比如理想——对我来说就是写作，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从文学场域来说，我需要重新开疆拓土，这需要一种战士的品质，坚韧、勇敢、忠诚，随时要具有牺牲精神。

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一直到2000年前，心仪的都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写作，追逐的是流云式的形式之美。当我面对无垠的大地，面对一方父老乡亲、芸芸众生，我发现，我的写作应该寻求一种更为坚实的表达。这重塑了我的创作观。那就是从一个立志要做卡夫卡那样的“先锋作家”的写作者，变成了一个希望能写出《日瓦戈医生》和《静静的顿河》的写作者，我希望能尽量准确地表达我们这个世界。

问：您创作的《白山》背景是雪域高原世界屋脊，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写的是从湖南来的女兵扎根边疆，《索狼荒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等小说把人物放置在生存环境比较严峻的状态下进行表现。您为何热衷于边地书写？在您看来，环境对于人物和故事的重要性何在？是否可以说，极端环境更利于拷问出人物的人性？

卢：我之所以热衷边地书写，是因为我生活在那里。即使后面把家暂时安在了乌鲁木齐，我也从来没有停止在西部，特别是边地行走。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把西部边境一线走完了的写作者——从新疆中蒙边境的第一个边防哨所下马崖边防哨所开始，之后是中苏、中哈、中巴、中印直至中越边境，我对那些人烟荒芜之地情有独钟。

把人物放置在生存环境比较严峻的状态下进行表现，正如你说，可以更好地反映人性，还有一点，也可以表现人的伟大——因为人类本身随时可能被置于绝境，这种境况下，人为生存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思考和书写的，都是值得尊敬的。

要写好非虚构，首先要理解这个事件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意义

问：在您看来，虚构的小说创作与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文学特质？两种文体的写作分别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卢：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题材适合用非虚构，有些题材则适合虚构。非虚构可以更直接地去书写一个主题，哪怕是很重大的主题，它的目的还是与新闻报道有些类似，只不过是运用一定的文学化的表达方式，对某一事件做有思考的、深入的、全方位的报道。

所以，要写好非虚构，首先要理解这个事件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就看作者在采访时所下的功夫了。一个非虚构是否成功，采访要占百分之六十的因素。虚构其实更多的与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有关，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是要思考如何将个人经验转化为人类的共同经验，将一种地方史转化成民族的秘史。

二者共同的文学特质是对历史的认知要具有现实意义、对现实的关注要具有历史的深度，有了上述前提，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性。文学性对于任何体裁、题材的作品无疑都是最为神圣的。

因此，虚构创作最重要的能力，是要创作出非虚构一样的现实性和真实感，使你所反映的现实、你所虚构的世界被读者所认可。而非虚构创作不仅要具备通常所说的作家的才华，还要有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社会人类学学者那样的田野调查能力。

问：您最近出版的《扶贫志》正是写湖南湘西农村脱贫攻坚的伟大行动，您为何选择这个题材？进行了哪些准备？在湘西的采访过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潸然泪下的故事？

卢：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属于乡土作家，或者说是写乡土的作家——即使是写城市题材的作家，他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他要把中国的城市生活写得多准确、多深刻，也是令人怀疑的。而现实是，现在绝大多数作家早已进城，对农村已经很陌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些人笔下的农村，即使在“虚构”的层面来讲，也是不准确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有机会真正深入其中，了解当下农村的样貌。

我在农村长大，贫穷是我从小就面临的苦难。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我自然会对农村格外关注。在我从小的认知里，农村天然就是“贫苦”的代名词。在我当兵离开农村之前，这是刻骨铭心的体会。

之所以最后应承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脱贫攻坚这个重大的主题吸引了我。这是人类的一件大事，更是国之大事，前所未有。良知或者说是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感促使我踏上了湘西的采访之旅。一路下来，我看到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笑。

我知道这一张张笑脸不容易。有个画家叫罗中立，他画了一幅很著名的画《父亲》，这一度就是中国农民——也是我们祖辈、父辈的形象，愁苦、无限沧桑。画中的形象，不是凭空想象的，是他在大巴山写生所得，也是我之前经常遇到的面孔。我这次采访，以为会见到几张这样的面孔，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人们的面容是舒展的。这来之不易，对于我个人，甚至对于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珍贵的。这其实就是精准扶贫的结果。

写进《扶贫志》里的每个人都曾让我在采访和写作时潸然泪下，这也是我从采访过的90多个人中选择把谁写进书里的一个标准。我用第一人称口述与第三人称旁白结合的方式，就是为了使我报道的人和事更客观，同时也方便我更好表达创作的主题，将采访所得以近乎本来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我知道，“志”意味着特定的文学体裁与书写方向。文学评论家刘小波先生的归纳说明了我的想法，《扶贫志》首先是一部地方风物志，作品描摹了大量地方风物，对民居、民俗、民风、民谣、服饰、语言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和呈现；它还是一部人物志，刻画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者，是扶贫群像的一个列传；同时，我还希望《扶贫志》有一种“民族志”的意味，因为我从一个地方出发，书写的是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和一个民族史无前例的史诗。当然，这个想法在文本中实现了多少，只有读者才能评价。

文学作品无论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给读者的真实感是很重要的，而对于非虚构来说，真实就是其生命所在。

非虚构写作是我虚构写作的滋养

问：在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现实生活给予您创作怎样的滋养？

卢：我是一个往来于旷野的写作者。非虚构写作是我虚构写作的滋养。在1996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我曾经有过“写不出”小说的绝望。在那期间，我在帕米尔高原的边防部队戍边四年，其后，又用大量时间在西部行走。为采访边防一线官兵，我用近七个月时间，走完过整个西北近8000公里边境线；为采访“八千湘女”，我用五个月时间又走遍了新疆腹地，这都是很深入的、马不停蹄的旅行。此后，我还当过背包客，去了西藏、青海、云南、川西等地，出版过不少纪实类和游记类图书，随后，我终于找回了写小说的感觉。所以，我的小说的细节绝大多数都是我体验、搜集所得，即使是想象也有现实的凭据。这之后，我每在写作两三年小说之后，就会走出去，要么纯粹是旅行，要么就是去采访。

这样的采访是最深入生活的方式，我从中获益良多。每一次采访所获得的素材，其实被写成非虚构的，最多百分之二三十，其余的，都只能供我咀嚼、反刍，成为我小说的素材和细节。

写了非虚构《扶贫志》后，接下来又是我美好的“虚构”时光了，这是我最期待的。有了《扶贫志》积累的素材，我下一步会写一部与我故乡米仓山区百年变化有关的长篇小说，我期望用这部作品向生养过我的乡土致敬。

责任编辑：只恒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