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生活的哀愁与亲密

(图片来源：IC Photo)

李琬/文

进入《滨线女儿》的节奏是缓慢的，恰如乘坐曾经的滨线铁路列车浏览风景，或书中所写的，已被淘汰的竹筏、舢板、烧玉式发动机船，是快速运转的世界已不太习惯的节奏。这是写给改变了模样的土地和旧日生活方式的哀歌。即便大多数读者从未在台湾和南方沿海地带居住过，也能从中辨认出只有故乡能唤起的轮廓和气息。作者的镜头下如此呈现木麻黄林：

“空荡荡什么东西也没有，到处充满干燥毛边的味道和灰尘，被长年的南方赤阳暴晒，好像地表干燥毛边的味道和灰尘，被长年的南方赤阳暴晒，好像地表连接空气都要龟裂开来。”

像是打开灰尘翻卷的旧书页时勉强呛住的喷嚏，在鼻腔停住，留下潮湿和酸痛的感受。刹那间，仿佛林中空无一物，又仿佛早已包含一切、再无容身之地的感受，大概正是回忆往昔时最浓烈的体验模式。或许是因为回忆本就在许多画面中穿梭，在作者笔下，不同的时空反复更迭，边缘模糊，以至于最终融合、颠倒。二战前的时间和五六十年代，以至于近年老房子将要拆迁、新建公寓楼的哈玛星，每一段故事都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

这些故事，寄生在一个个人物，也就是哈玛星居民的身上，命运的关键环节，不需要作者跌宕的铺陈，因为这些际遇，早已成为各个人物的表情、造型、语气的一部分。作者正是在描写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牵引出一段段沉痛的往事的。他不厌其烦地描写雇工如何刷马桶，引水人如何了解航线、暗礁、潮汐、船速并以此成功引导船舶入港，写渔夫如何捕鱼，或者阿玉如何在收租的姨婆家里洒扫、煮饭，少女们如何摆摊，做父母的如何走私。日复一日的琐碎劳动，正是哈玛星民间最重要的知识。

若无哈玛星这一地理背景，诸多生活的画面便无法展开。在日据时代，殖民者在高雄建立港口，于是用淤泥填海，并修建方便运输的铁路，造出哈玛星这片区域。哈玛星有高雄的第一个警察局、第一个市政府，曾经是整个台湾最繁华的地带之一。在漫长的时间里，它历经战乱，人口流失，产业没落，房屋拆毁。

不同于刻板印象中的乡土叙事，《滨线女儿》中的各个人物，并不因为贫富、阶层、地域、血统的分野而有着生活质地上的巨大区别，相反，他们各自承受着悲剧，又常常为他人的际遇感叹与怜悯，这或许是哈玛星一带的居民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共有的遭遇。

书中大部分人物的关系，实际上由姨婆的大院子这一稳固的居住空间缔结、固定，从房东和租户之间这一大的结构之下延伸，向夫妻、父子、情人、同伴、姊妹之间的相处情节而蔓延开来。要说清这些结构，调度“破碎猪骨髓般”的房舍中的人情物理，作者没有露怯，展示了他描绘狭仄空间的大师手笔。厂房、工厂宿舍、教职工宿舍、商行、病院、铁道，这些空间在他笔下连绵不绝。正因为这样挨挨挤挤的布局，他笔下无一人一事一物不彼此关联。凭借空间上的重合，不同的年代，也如灵巧的针脚，在哈玛星的褶皱上密密缝起。

当然，在众多叙事片段之间，还留有诸多缝隙。譬如，阿玉和阿宾、芳枝、贞仔一起坐三轮车，阿玉究竟为何出现幻觉，为何突然跑开？阿玉的大姐，究竟为何会突然落水？自尽的查某，到底是什么人，是港务局前雇员的太太、引水人今川桑的情人，还是站街女，疯千金？当然，疯千金本人的身世，就汇集了众人对上述多种身份的猜测，最终和这位神秘女子一样，成为一个话语的空洞。大部分时候，作者的视角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不断切换，她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查某”（闽南话里的“女人”）。恰恰是这样模糊的称谓，使得小说在讲述她们各自的故事同时，也得以讲述她们共同的故事、相似的命运。她们往往在等待着被人看见，被人重视，被人关心，却一次次遭遇忽视甚至抛弃。小说交代了造就姨婆性格的关键事件：在一次空袭逃难中，年轻的姨婆被丈夫和孩子“忘记”，无人提醒她，而使她独自在家午睡不醒。这个给她带来巨大创伤的经历，不过是被漠视的命运和处境之最戏剧化体现。

被称为“查某”，不仅仅意味着她们面目的模糊、境遇的相似，也意味着她们的身世，往往不是通过她们自己，而是要凭借小说中其他人物、街坊邻里和船头仔的街谈巷议来道出。她们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渠道和空间，或往往只是以变形、扭曲的歇斯底里方式来表现，比如，老年的姨婆以刻薄的唠叨和叫骂面对众人。这群被压抑的、沉默的女性，不仅最真实地刻写着哈玛星小城的悲欢，她们自身也成为旧日哈玛星的隐喻：一个被遗忘，被废弃的所在。

然而，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苦难和悲哀。她们也有二重的生命：一面是难以抹平的变故，一面是重复、安稳的生活节奏：“如果姨婆没有出门去港都看戏，大概就是这时会出门去庙口吃鳝鱼意面和药炖土虱。吃完还会喝热的酸梅汁，一年四季都是这么做，回来差不多八点半。”同样，阿玉虽然常常遭遇来自父母的身心暴力和冷漠对待，地位远不及弟弟，但她依然上学、摆摊、去姨婆家帮忙。虽然租房的女人们厌恶姨婆利用自己房东地位而颐指气使的作风，却也依然帮她顺路买菜。虽然厌憎，埋怨，互相吵闹打骂，却仍然无可选择地紧密待在一起，就像童乩某和其他人一样被姨婆挑剔数落，也依然给姨婆煮饭扫地。照顾着已经病重、即将死去的姨婆，阿玉和童乩某，在陌生、嫌恶和厌烦中，也生长出一丝丝悲伤与同情。谁又能不怜悯这样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一切亲人的女人？书中的人物在妥协和忍让中度过平凡的日子，纷争，嫉妒，纠缠，却依然共生，在居住空间、经济条件、日常琐事的合作这些多重力量塑造下，形成带有被迫意味的共同体。这样的忍耐，似乎在当下流行的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观念影响下，愈发陌生和稀少了。《滨线女儿》也常常使读者想起沙汀那类语言器官特别发达的写作，虽然并非连篇累牍地写对话，但一来一往的交谈，仍然在这部小说里占据相当篇幅。生动的日常对话不仅凸显真实邻里、熟人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这些对话也往往和人物内心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或错位、分离。在人们的闲谈中，对于他人的惨剧、变故、担惊受怕和贫贱孤独，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甚或轻鄙调侃；而在以当事人视角写下的大段内心活动里，她们富有深度的回忆、思考、疑惑和充满哀怨的抒情涌现出来。两种世界的对比，凸显的是不如意事可与人言无二三的难以言说，而这种难以言说也提供了面对昔日哈玛星记忆时的书写冲动。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更迭，过去的一切为何使人怀念？或许恰恰是因为姨婆大院里众人生活的那般亲密。中国人社会里的“小城畸人”，其表现形式并不是孤僻、乖戾、幻想卓越个人成就，而是在心怀不甘地搅动人际交往中的波澜。不过，《滨线女儿》的可爱之处不止在于讲述固守和被困于一地的人生，它同样在怀念和铭记最初对于远行和离开的向往。卖炸粿和番薯煎的欧妈桑的女儿，就是这种梦想的代表。毕竟，若不离去，就不能用新的眼光重建故乡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