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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蕾:舒乙对北京的文化非常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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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1954年留学苏联,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历任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工研究所实习员,北京光华木材厂科研室主任、科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93年以后,负责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舒乙任馆长。

关于舒乙,我们采访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

采写|常工

新京报:得知舒乙去世的消息后,你有怎样的感触?

计蕾(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虽然舒馆长(原馆长,下同)已经病了有六年时间,(身体)情况也一直不理想,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天还是非常难过。我跟舒馆长1989年就认识了,认识的时间非常长。当时我在文学馆的展览部,那时候舒馆长对我们展览部的要求是希望能够月月见展览,要尽量多办作家的展览,多办文学展览。所以那时候我们办了很多(展览),比如巴金先生的生平创作展,冰心的生平创作展,孙犁、沈从文、茅盾的展览等。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次到广州去办了一个文学大师风采展,大概带了共有十个作家的展览到那里去,很受观众的欢迎。

特别要提的是,文学馆建新馆的工作方面,舒馆长真的是尽心竭力。我们文学馆是1985年正式成立的,他1984年就来了,也就是说在文学馆筹备期间他就到了文学馆。之前他并不是学文的,而是学工的,他留苏的时候学的是林业化学,后来分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在那儿做高级工程师。

到这儿之后,他主要的工作是做文学馆的筹备,同时自己搞老舍的研究,他自己也写散文。1996年我们的新馆被批下来之后,他就全力以赴到新馆的建设当中,不光是文学馆的平常业务工作,包括文学馆新馆里的作家雕像这些,比如我们文学馆门把手上巴金先生的手模,这些创意都是舒馆长出的。包括我们大厅里边的壁画……刚才我在接受采访时还想到舒馆长的夫人,她也很感慨,说舒馆长真的是把心血都放在新馆里头了。

我们当时筹备的时候,他考虑要把文学馆建成一个园林式的文学殿堂。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所在的政协小组正好和很多画家和雕塑家在一起,他就给他们每个人布置了一个任务,把作家的作品拿给他们读。他说,你好好地构思,我给你三年的时间,你要创造一个能够留存后世的作家雕像。他带着李向群去到巴金先生家,向他描述巴金先生平常的生活状态、兴趣爱好。当时舒乙就跟李向群说,巴金先生平时在院子里散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是微微佝偻着背,低着头,背着手,这样一个思索的状态。李向群把这些想法就体现在雕塑上了。后来这个雕塑得到大家的认可,不单是文学圈里的(人),包括巴金的家人也非常认可雕塑。他在文学馆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大事小事他都是要想得到的。

我们办展览的时候,展览的前言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有重要的领导到文学馆来参观,也是舒馆长亲自担任讲解员。他是率先示范,因为他最早就提出来,文学馆讲解员采用志愿者讲解,不要小姑娘背台词那样的干巴巴的讲解。他说要很生动地、有学养地把作家讲得深、讲得透,所以他自己率先充当讲解员。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很多舒乙工作中的态度和作为,在私下的生活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计蕾:他很风趣、很开朗,特别好相处。他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聊天,特别开会的时候,就觉得逗得不得了,他的口才真的是……描述一个人活灵活现,特别能够抓住一个人的特征,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文坛掌故。

新京报:提到舒乙,不得不提老舍先生。舒乙也写过非常多关于老舍的文章,出版过多本相关书籍。读者反馈中有认可的,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文本来说,你对这些文章的读感是怎样的?

计蕾:我还是很支持的。作为亲人(儿子)来研究他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反而是因为他跟他最亲近,了解得最多,那有何不可呢。虽然有人说,(作品中)会美化亲人,也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大家说的这些东西,我个人是不以为然的。我是觉得他还是热爱父亲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对老舍先生作品的理解,我感觉也是比一般人要更深刻一些。

新京报:舒乙还写过一些关于北京的随笔,不知你读过没有?有何感受?

计蕾:我读过一些,但不是每本都读。像《小绿棍》《现代文坛瑰宝》《大爱无边》,我都读过,有些还是舒馆长亲自签名送给我的。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对文化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很积极地去参与。好像他在政协方面提出了很多提案,但是具体的我就不太了解了。在平常的言谈话语里我们能够感觉到舒馆长对文化、文学,对北京的文化还是非常关注,他也热爱,可能也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吧。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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