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考古学与……当代公共生活

《《考古学与史前文明》，[美]布赖恩·费根著，袁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版，510页，198.00元

在当代学术与大众公共生活之间，考古学应该是比较能够把专业性与普及性结合起来的一门学科。一方面它的专业性很强，从考古发掘、数据检测到解释理论都有很高的知识门槛，而且知识增长和更新的速度很快，全世界每年发表的数以千计的考古报告不断给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教育与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公众不仅有对好莱坞式的寻宝、探险叙事的强烈兴趣，同时对重大考古学成果也在关注和热切讨论，考古知识与成果的普及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今，考古学已如同足球和汽车一样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布赖恩·费根不无夸张地说。在我印象中，近期国内媒体对三星堆考古发现的连续报道和公众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的兴趣也是一个例子。

因此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除了专业研究的志向之外，他们似乎比其他专业的研究者更容易产生一种普及知识的热情和责任感。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名誉教授布赖恩·费根（Brian M. Fagan）的学术生涯就是这样。他毕业于剑桥大学Pembroke学院考古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一边在北罗得西亚的利文斯顿博物馆（Livingstone Museum）担任史前文物管理员，并参与了该国南部农耕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一边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一段自述中说：“这段经历让我对为普通读者撰写考古学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这是一个从事非洲考古学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们既关注基本的实地考察，也关注在学校和赞比亚新大学利用考古学教授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考古学从学术界的象牙塔中带出来，使之与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相关。”把考古学与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联系起来，这话说得很有深意。1966年他被聘为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客座副教授一年，从1967年到2003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担任人类学教授。他说：“我没有成为非洲考古学的专家，而是决定成为一名向学生和普通观众传播考古学的专家。……我作为考古学多面手和考古学作家的职业生涯将我带向两个方向：编写教科书和更多的普通书籍。”（http://brianfagan.com/about-brian-fagan）他编写了八部考古专业方面的大学教材，主编《牛津考古学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Archaeology，1996），另外还写了一系列的考古学、历史学、海洋史、气候史等方面的普及性著作。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写作考古学》（Writing Archaeology, 2nd edition, 2010），讨论考古学家们应如何为公众撰写普及性著作。费根把专业教学和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看作与学术研究同样重要的工作，这使他获得广泛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声誉。

我最初读费根的著作是他那部出色的世界史前史研究基础读物《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文物出版社，1991年），后来此书被人借去后就一直没有归还。2009年我去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大观路的一家少数民族书店淘书时幸而又买了回来。近日读费根《考古学与史前文明》（原书名Ancient Lives: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2012；袁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是第五版修订本，所依据的学术资料截至2009年，该书是视野开阔、内容全面和资料丰富的考古学权威教材。全书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与目标、考古理论、科学的考古发掘流程、测定年代的技术、全球各地的田野发掘实践经验，以及管理和保护遗址的道德守则等；第二部分详细梳理了史前历史，从人类的起源、非洲古代人种的迁徙到全球古代文明至公元后五百年的发展。从全书内容和写作方法来看，该书以概述性论述为主，强调全球化的视野和多样性的文化经验，没有过多涉及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与我读过的同类著作（如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余西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相比，费根这部著作显然更具有通识教育和全球文化视野的特征。

费根对该书的期许是使学生对考古学和史前史产生终身的兴趣、有足够的背景知识能够理解像《国家地理》中的考古故事，以及尊重考古工作者和我们的先人取得的成就。但是实际上他对考古学与当代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论述，他指出：“我们在对于人类多样性的综合理解，以及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拥有不同文化遗产的其他人群的合作方面，仍然停留在初级水平。我们似乎害怕多样性——与我们不同的人、讲着不同的语言的人或是看待世界的文化角度与我们不同的人。除了忧虑，我们有时是由于偏执而害怕多样性，但更多时候，仅仅是出于无知。考古学是对抗这种无知的重要教育工具。”（23页）这是关于考古学与当代公共生活之关系的深刻认识，考古学作为对抗无知与反智主义的重要教育手段，在当前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呈现出来。

费根在该书中对于考古研究对象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力量不但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能够以深刻和精准的表述传达出来，这是考古学在当代公共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思想性方面的内涵。他在论述“器物与艺术风格”的时候，首先就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是社会运动、机构、阶层、个人团体、相关的学说、神话和象征主义的复合体，通常指向某种政治或文化计划，同时会制定策略将某种教条付诸实施。”（162-163页）他认为艺术和建筑是传播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有力途径，“尤其是在整个社会框架依赖于社会从众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中”。接下来他举了埃及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拉的化身、玛雅领主拥有神圣的血统和与超自然世界沟通的独特能力、至高无上的印加统治者是太阳化身等例子，说明“巩固这些信念的意识形态每天围绕着人们，以人们熟知的主题形式被刻画在纺织品、陶器、庙宇的墙壁和各种雕刻作品中。……这样的意识形态以高度残缺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163页）这是考古学与政治人类学以及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的交会之地，在意识形态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实证性意义，同时对于帮助公众认识自古以来人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力量有重要作用。

费根对于“作为政治工具的考古学”的认识和论述与考古研究对象的政治性紧密联系。他指出，“文明开始之后，统治者和政府一直在用历史来为当代服务”。他举的例子是1426年，特拉凯利尔作为十五世纪墨西哥高地阿兹特克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说服其领主焚毁该峡谷其他城市的历史记录，捏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白手起家的故事，讲述阿兹特克人如何从寂寂无名发展成为墨西哥的主宰者——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的选民。“新的故事就是直白的政治宣传，目的在于捍卫长达一个世纪的军事帝国主义，正是这种军事帝国主义使阿兹特克人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24页）

有了上述这些关于意识形态的历史论述之后，他指出“考古学很容易被政治操纵，因为它涉及的是人们知之甚少的古代社会和事件，况且可以参照的考古资料也是少之又少。大多数出于种族和政治目的利用考古学的人都想为自己编造一段光辉的历史故事，为捍卫其政治政权服务。……人们制造辉煌的历史来左右公众认知，因为拥有真实的或假想的历史及其古迹是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样的考古很少具有符合学术标准的逻辑与证据。他们无非是颠倒历史事实以助长偏执、民族主义与欺诈，甚至更糟。”（同上）

当然，除了这种赤裸裸的工具化之外，实际上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著名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Trigger，1937—2006）在他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1996）深入论述了考古学研究如何一直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及功利目的的影响，认为“考古学永远无法避免它所实践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考古学家继续会对考古记录做出种种阐释，来为促进国家、民族和其他意识形态事项服务。同时，新的政治问题，诸如环境保护、新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和与恐怖主义斗争会对考古学家的思想施加印象，并影响到他们对现代世界和考古成果意义的理解。没有理由相信，今天的考古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的考古学家会更加客观。” （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07页）他认为如果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伪造或歪曲考古记录，并且造成民间骚乱或人员伤害的话，应该强制取消那些考古学家的资格并将他们列为严重的罪犯。“相反，值得赞赏的一种行动，是用考古证据帮助那些受欺负的少数群体以一种更加客观和全面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过去。”（408页）另外，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发生在文化管理部门与考古学家之间，例如管理部门可能会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考古发掘和研究提出指导意见，硬性规定哪些遗址能够或不能发掘、哪些材料能够采集，以及考古发现应该如何研究和撰写报告；还有就是某些地区的土著居民实际上获得了控制史前考古研究的权力，为考古调查和发掘颁发执照，他们常常希望考古学能够证实他们现在的有关过去的信念，支持对土地的诉求。对此，特里格认为“当任何群体实施经济或政治控制，试图强制规定考古学家必须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某种结论时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在面对各种可能群体的同时，考古学家必须抵制各种威胁，以保持个人和专业的正直，不管这些威胁来自何人。”（同上）他还以美国为例，想到了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结论与人们的宗教观念发生冲突的情况：“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的人口中人数众多，他们仍然支持创世论。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的发现代表了比宗教猜想更加准确的人类历史，他们无法接受极端相对主义者的说法，即考古学和创世论观点为过去提供了同样恰当的解释。反而，他们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把对过去的研究从返回到过去那种揣测、充满敌意的险恶气氛中解放出来。”（410页）这样的话，考古学在当代思想观念的冲突场域中当然无法置身事外。

费根这部著作虽然只是教材而不是专深的研究论著，在写作中也一直强调要面向广大读者，但是由于该书在全面性与深入性方面的平衡兼顾，使它在一些具体议题上仍然具有专业细节和研究深度。例如在我特别感兴趣的第六章的“民族志与岩石艺术”这一节中，发现费根关于非洲南部岩画的研究性论述相当详细和深入。法国人类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安德烈·勒鲁伊—古昂（André Leroi—Gaurhan）曾明确指出应该把洞穴和岩壁上的绘画、雕刻当作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保藏下来的档案资料来加以考察（安德烈·勒鲁伊—古昂《史前宗教》，俞灏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10页），但是由于这些岩画基本上都不是写实图像，而是更具有象征性符号的特征，实际上难以直接从图像中解读出今人可以理解的历史信息。法国史前艺术考古学家卡罗尔·弗里兹（Carole Fritz）在他主编的《史前艺术》（Art de la pre histoire,2017）中深刻地揭示了在这些图像符号中隐含的实质性问题：史前岩画中的这种象征性符号这种简化有利于记忆、传播和沟通，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文化层面的过滤器，以便那些熟悉这些文化体系的人理解符号的含义。因此，“挖掘这种艺术表达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特征是一项极其微妙的工作”。（卡罗尔·弗里兹主编《史前艺术》，颜宓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353页）这部史前艺术的研究专著中当然谈到了南非考古学家戴维·刘易斯·威廉斯（David Lewis-Williams）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对非洲南部岩画的研究，认为他对德拉肯斯堡地区的岩画提出的“萨满体验”假说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成果，并且认为这一假说得到了大羚羊等图像证据的支持。（同上，147页）但是作者对于威廉斯在研究方法并没有继续作出具体论述，也没有提到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布雷克（Wilhelm Bleek）的研究成果对威廉斯的工作的重要意义，而这里恰是史前岩画研究的重要方法论问题。

费根在他的书中详细地谈到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发现了威廉·布雷克早已被人们遗忘在开普敦大学图书馆里的笔记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布雷克和他姐姐路西·劳埃德（Lucy Lloyd）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记录了大量桑族神话与传说，这些口述资料包括有众多求雨和其他仪式的描述，布雷克因此而得以破解许多岩画的含义。在布雷克的指引下，威廉姆斯意识到这些岩画是思维模式的体现，“结合民族志数据与考古观察，刘易斯-威廉姆斯认为他可以解读出一些岩石绘画中某些场景的意义。舞蹈、无声的表演及声音是死掉的旋角羚羊在众人面前‘现形’。当萨满跳舞时，他出现幻觉，即‘看到’死掉的羚羊出现在火光上方的黑暗之中。随着舞蹈的继续，舞者与羚羊的灵魂融为一体，转化仪式完成。当萨满艺术家清醒之后，他将自己迷幻时的经历及幻想刻在岩洞的墙上。……刘易斯-威廉姆斯的情报员将他带到桑人曾经跳舞的岩画洞中并向他展示这种舞蹈。他们在舞蹈中举起双手面向岩画确认他们的力量。这样，这些岩画就开始在舞者移动、拍手及唱歌时进入舞者头脑中，影响他们精神意象的流动。人们很可能不断地来到同一个地点，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些被认为拥有某种力量的地方会出现杂乱的画面。”（费根《考古学与史前文明》，158页）但是费根对威廉姆斯的“萨满”假说的普遍性仍然持有审慎的态度，他认为“非洲南部艺术的象征意义至少有一部分被详细记载了下来，但是我们不能用桑族人的经历和民族志来解读欧洲冰河世纪晚期的绘画。……我们很容易认为所有的岩石艺术都源于萨满活动。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一些岩石艺术学者认为意识的转变状态与这些绘画基本没有关系。”（同上，159页）在这里可以看到费根对于学界的不同观点持有客观和开放的立场。就我所知，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就强烈反对以“萨满”假说阐释岩画图像，他认为布雷克和劳埃德的民族学纪录并不能作为在萨满教与岩画绘制之间建立联系的证据。（保罗·G.巴恩《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郭晓凌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47-248页）

在我自己近期关注和研究的资料中，美国犹他州峡谷国家公园南部砂岩壁有一幅由大约公元前700年至1300年的美洲原住民纳瓦霍人（Navajo）所雕绘的岩画，可以提供口述民族志与岩画解读相关的研究案例，虽然它并没有直接与萨满联系起来。在纳瓦霍语中称这一处砂岩壁是“Tse’Hane”，意为“讲故事的岩石”，现被称作“报纸岩”（Newspaper Rock）。从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来看，该处岩画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信息量极为丰富，据统计该区域岩画中的图像、符号有超过六百五十种，包括鹿、水牛、叉角羚羊、马等动物和骑马的人等形象特征鲜明的图像；二是雕绘图像、符号的位置非常集中，其用意应当与表达各种图像、符号之间的关系有关；三是被制作者族群称作“讲故事的岩石”，这一语言学上的证据表明这些图像、符号在制作者与观看者的心目具有明确的叙事性，图像的叙事性质非常明显。例如从图像中非常清晰、完整的骑马射鹿的图像来看，在狩猎的故事中或许传达的是某种祈祷或信仰的信息。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岩画的制作者来自居住在四个不同区域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群体，其信息可能包涵了故事、狩猎魔法和氏族符号等。（参见Utah Historical Markers，http://utahhistoricalmarkers.org/c/sj/newspaper-rock/；Newspaper Rock State Historic Monument，https://en.wikipedia. org/wiki/Newspaper_Rock_State_Historic_Monument）就这样，像费根所说的，“我们完全可以对绘画的意义有更好的理解。”（154页）

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是考古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也是在面向公众的公共考古学教育中一直受关注的热点。费根分别介绍了多地起源理论和迁出非洲理论这两者截然对立的理论模式，他自己显然更加认同后者。他指出：“多地起源理论很大程度上依赖现存化石的解剖学特征来支持他们的案例，而迁出非洲理论不仅利用化石证据，还运用基因证据。但是多地起源理论持有者认为这种基因方法颇具争议性。不断有新发现和更完善的基因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智人和与其同时代的人种及其后续人种的认知，因而这两种理论的争议可能还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然而就目前来讲，很多人一致同意现代人类是20万年前最先从非洲赤道地区进化出来的。”（263页）

费根教授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是与Nadia Durrani合著的“What We did in Bed: A Horizont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我们在床上做什么：一个横向的历史》），国内已有中译本，书名是《床的人类史：从卧室窥见人类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这个中译书名当然更学术、更“高大上”，但是也消减了原书名中包含的那种“This was a place for sex, death, childbirth, storytelling, and sociability as well as sleeping. But who did what with whom, why, and how ……”（这是一个性爱、死亡、分娩、讲故事、社交以及睡觉的地方。但是谁做了什么，和谁一起做了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生动、感性和直率感。当然这也是国内出版界的中译书名比较常见的做法。

“在躺椅上幻想考古是一回事，亲历考古遗址和历史遗迹又是另一回事。”费根说“古代遗迹拥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20页）他接着谈到沿尼罗河而上、参观古希腊神庙、探索玛雅文明，在书中他时有抒发在古代遗址、废墟和伟大建筑面前所产生的内心冲动和感情。这是考古学在当代公共生活中最具有审美性和情感教育的一个方面。1922年11月26日，霍华德·卡特在打开图坦卡蒙陵墓的第二道门之后，他知道自己是自墓室封闭后三千多年来第一个目睹里面遗物的人，他完全惊呆了。卡那封勋爵急切地问他看到了什么东西，他说“简直妙不可言！”2002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尼罗河西岸的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由于安排不周而错失了进入图坦卡蒙墓室参观的机会。尽管在开罗的国家博物馆我们已经观赏过该墓最重要的珍贵遗物，但是未曾置身于原出土地点仍是极大的遗憾。亲临那些堪称伟大的考古发现的现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是的，简直妙不可言！”多年前当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的竖穴墓群中找到谢里曼于1876年发现“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的那个竖穴时，以及当我站在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宫殿遗址上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简直妙不可言”。当年恢复高考，我报的第一志愿是考古学系，然后才是历史学系；后来读历史系时曾去粤西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参观洞穴考古遗址，毕业后也曾在宁夏须弥山参加过正式的石窟考古调查，深感考古田野工作的魅力难以言传。三年前我们一家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丛林地带驱车一千余公里，先后探访观览了图卢姆（Tulum）、科巴（Coba）、埃克巴林（Ek Balam）、奇琴依察（Chichen Itza）等多处玛雅文明遗址，最后到了墨西哥城附近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我们在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神庙、观象台、城墙、球场、柱廊之间流连忘返，顶着烈日在现场画了一批速写，正如费根所说，“这些遗址的景色都在冲击着你的感观。”（21页）我们在梅里达城的但丁书店买到19世纪美国著名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的《中美洲、恰帕斯、尤卡坦旅行事件》（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Chiapas,and Yucatan），他在考察中也时常写下一些动人的感情记录。比如他在萨伊遗址的建筑石上发现一处红色手印，顿时产生一种亲切之情。他感觉到这手印拉近了他与玛雅城市建造者之间的距离，而且感到这像是在神秘的帷幕背后向“我”伸出了欢迎之手（参见该书152页）。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恐怕很难想象这种情感的真实与强烈。这就是古代遗迹拥有的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也是考古学连结当代公共生活的一条充满美感的神奇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