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发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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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三代考古及公众考古，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图为许宏在二里头考古现场，正在查看洛阳铲里的土质土色。（图片选自许宏博客）

文 / 许宏

常常夸口说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诞生地，出土点儿什么东西，都可能是破记录的“中国之最”。不必说那些“不动产”的大项目了，这不，20年前老乡送来的两片破铜片，居然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刚刚接手二里头

在考古人的那些收获中，有不少是让你欣慰中带着遗憾的。那就是，多少重要的遗物，不是我们亲手科学发掘出土的，而是出自当地村民甚至盗墓者之手。当这些珍贵遗物入了俺们的法眼，在充分肯定其历史价值的同时，又为失去了重要的出土背景而扼腕。你想找什么找不到，但农民兄弟往往就有这好“手气”。同样一件文物，出自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和出自二里头都邑的贵族墓中，你说它的价值能一样吗？说考古是一门残酷的、总面对不完美和缺憾的行当，并非虚言。

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

我在上课和讲座中常夸口说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诞生地，出土点儿什么东西，都可能是破记录的“中国之最”。我担任考古队长这二十年间，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不动产”的探索与发现上，算起来“中国之最”就有多项。在宫城、中轴线、宫室建筑、主干道网、围垣作坊区这些宏大的“之最”叙事之外，还有些小件文物的发现，说来饶有趣味。送上门来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是其中一件。

2000年，那是我接手二里头考古队的次年。记得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是率领技师和探工在二里头遗址东北部进行钻探。这里位于圪当头村村北，因村里要向北继续建连排民房，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我们要在建筑工程启动之前，搞清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钻探中在遗址边缘一带发现了一条断续分布、疑似大沟的遗迹，于是当年秋季，我率队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以解决这个沟状遗迹的年代、结构和性质等问题。推断其最初应为取土而挖，后来成为倾倒垃圾的地方，其形成与废弃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应具有都邑的区划作用，是二里头遗址的东部边界。说起来，这应该算是1999年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长以来的又一个不大不小的收获。

通过考古发现，许宏先生手绘而成的二里头建筑原状推测图。（图片转自许宏先生微博）

当年秋季的发掘从10月到12月，持续两个多月。白天上工，晚上整理发掘记录等。大沟中除了大量遗弃的陶质锅碗瓢盆碎片，偶尔也有小件的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出土，但少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出土物。工作充实而略显枯燥，这就是考古生活的常态。

查了下日记，那是10月31日，两位不速之客来考古队驻地“串门”。一位是老朋友、考古技师郭天平，另一位60岁左右的老汉不认识，郭天平介绍是同村的郭占先。

郭天平，男，1953年出生，比我大10岁，圪当头村人。他的履历，是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考古事业贡献终生的一大批考古技工（近年我们圈内将其中工作10年以上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称为技师，以示尊重）的真实写照。

百度百科“考古技工”条如此表述：“考古技工，一般是指那些没有被纳入到各级各类文物考古单位和高校考古院系正式研究编制之中，但具备基本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绘图、资料整理和文物修复等考古专业技能知识，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以此为职业的考古从业编外人员。”郭天平就是其中一员。

他1972年就开始跟着考古队在他们村西发掘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基址，被当时的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芝荃相中，由民工转为技工，从此再没离开考古这一行。话说1970年代末期，他跟着赵芝荃队长离开家门口的二里头遗址，到我们所洛阳工作站整理报告；数年后的1983年，偃师商城遗址被发现（见本书《说不尽的偃师商城》），他又跟随临战受命的赵芝荃先生（继1959年任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后，又转任偃师商城考古队首任队长）去了离家数公里的偃师城郊，这一干又是20多年，退休后仍被该队返聘，成为职业考古人。郭天平大概没上过高中，不过属于农村里脑子够用的人。虽不善言辞，但悟性较强；虽没念过多少书，但能写考古记录，这是我们选拔考古技师的一项重要指标。考古是门经验性学科，架不住常年的野外实践，这就练就了郭天平过硬的田野考古绝活。这些技师讲不出太多宏观历史、考古学的大道理，但钻探发掘、辨土认土、处理各种复杂的现象、记录测量绘图、修复遗物等技术活儿，都不在话下。郭天平最后位列我们考古所聘任的技师序列中最高的一档——高级技师。其资历水平与肤色成正比——我们的高级技师几乎无一例外是黝黑的古铜色，真正田野考古人的本色。

洛阳偃师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内出土的玉钺 。

他先是骑自行车，后来骑摩托上下班，在队里值班以外的时间都回家。离家近能照顾农活，是他们忍住了外地考古队的高薪诱惑而没有加入“考古打工”队伍的主要原因。郭天平回家时偶尔到村边我们二里头考古队的发掘工地来转转。我们甚至还会把他从兄弟队——偃师商城队“借调”过来一两天，让这位田野考古上绝对的高手来帮我们把把脉。

2000年10月他带郭占先来找我，就是在下班之后的晚上。郭占先是天平的邻居和叔伯辈。整个圪当头村，郭姓是第一大姓，都有亲戚关系。话说这二位落座后，开始讲起了造访的原委。郭占先很随意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用废报纸折起来的包，说是地里翻出来的，想通过天平问问许队长，看是不是有用。

两片破铜片

皱皱巴巴的废报纸包着的，是两片破铜片。郭天平沿断碴处拼合，说知道是一件器物，但坦言他也没见过。

我仔细观摩，断定为一件断为两半的铜钺，心中暗自惊喜。说实话，如此形制的铜钺，我也没见过。对考古人来说，没见过的文物当然比习以为常的信息量更大、更具学术价值。

该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采集，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让郭占先仔细介绍下发现的情况，他于是用浓重的方言娓娓道来。我不断地询问细节，试图最大限度地复原这件宝贝出土的全过程。

那还是当年的6月中旬，郭占先的一个亲戚在村北新宅基地盖房子，约他去帮忙。他是在挖地基槽时，铁锨触碰到了这两个破铜片。那已是距地表1.4~1.5米的深度，挖出虚土再夯实地基，是黄土地带的居民数千年以来惯常的建筑方法。据郭占先回忆，两个铜片周围的土是黄褐色的，而不是一般灰坑中常见的黑灰土，我推测它们出土于墓葬的可能性较大。铜钺出土的时候就断为两截，经观察也的确不是新碴，这也与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随葬品常被有意打碎的情况相吻合。我们管这种葬俗叫“碎物葬”。

郭占先拿起来看了下，感觉不是啥宝贝，就将两个铜片随手放在了地基槽旁的水泥台上。回家后又觉得它们如果是铜的，是不是能值点钱。第二天又到盖新房的工地去瞧瞧，那俩破铜片居然还在，于是拿回家里，洗去铜片上的泥土，青铜所特有的青绿色锈斑露了出来。但还是看不到里面的质地，于是又用榔头类的利器敲打铜片表面，试图剥去铜锈，露出铜芯。我轻抚铜钺那遍体鳞伤、多处露出红褐色里层的器表，心疼不已。

我让郭占先继续讲下去。他说确认是铜后，不久他就等来了收废品的，于是让那人看看，收废品的人说也就值五六块钱吧。郭占先说还不够一条烟钱呢，不中，买卖没成。他于是想到了郭天平这个在考古队上班的大侄儿，说那还不如给考古队呢，这才有了郭天平与郭占先二位的这次夜访。

关于人民群众上交文物这事儿，说起来也一箩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民风淳朴，作为“四旧”和“封建社会的糟粕”，文物不值钱，老百姓也不重视。那时村民发现文物，都积极上交给政府管理部门和考古队，给个表扬、奖励点工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人们就很高兴。二里头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郭振亚，也是圪当头村的村民，他在1973年将铜爵上交给我们考古队，当时拿到了1.5元的奖励，相当于好几天的工分，这让他高兴了好几天。郭振亚后来成为村里的文物保护员，是60年来我们三代考古队队长的好朋友。

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也使中国进入了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时代。文物盗掘、文物走私和民间买卖蔚然成风。一般村民也知道了文物的市场价值，将文物主动送到管理部门和考古队的事儿，越来越罕见。我们二里头考古队也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接受村民主动送交文物、80年代督促公安机关追缴卖出文物的变革。据传江苏某村一个单身汉，1966年前曾到各家收集当时“不值钱”的良渚玉器，挑着箩筐将成筐玉器送交考古队，改革开放后竟遭村民谩骂甚至殴打，因为是他破灭了他们的发财致富梦。此后多年，当时的考古队队长每每回到该村，都会去看望下这位茕茕孑立的老汉，给他留下点钱，代表国家聊表感恩之心。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钺。

按照相关规定，考古队是没有收购文物的权力的。但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否则更没有人上交文物了。我们不可能看到村民口中的“香炉”（三足的鼎、爵之类青铜器），他们知道那很值钱。所以，这件铜钺能被送到考古队来，是不幸中的万幸。

听老郭讲完，我心里有数了。他接受不了五六块钱的价格，我们给他的奖励不能低于这个数。这个权限我这个考古队长还是有的。最后，我给了郭占先奖励金30元，给了陪他前来的郭天平20元。他们推让了下，也就都收下了。写这篇小文时打听了下，郭占先已于多年前去世，物是人非，想来令人唏嘘。

我当即就与郭占先约好，次日给我和队员指认下发现铜钺的具体地点。那时，这一带已盖起了新房，但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件铜钺的具体出土地。在我们圈内，非考古发掘品都称为采集品，但采集品之间也是有等级的。知道具体出土地点，或具体遗址，甚至大致出土于哪个市县哪个省，其历史价值都绝对高于完全不知出处的传世品。

按我们的学术表述，这件铜钺的出土地点位于二里头遗址东部偏北，属于遗址工作区的III区南部。根据以往的钻探和发掘资料，可知在遗址III区南部一带分布有不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小型夯土房基，也发现有若干铺朱砂的贵族墓葬。1980年至1981年发掘于此区的中、小型房基，即位于铜钺出土地点以南数十米处。加上这些背景材料，这件铜钺就不是一件孤立的采集品了。

细瞧二里头铜钺

为什么在第一眼看这两片铜片时，我要在郭占先和郭天平面前按捺住惊喜呢？我意识到，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

初一看，这铜钺太普通、太古朴了，跟辉煌的商周青铜重器相比，它就像丑小鸭一样。它挺像我们现在用的斧头，但器体很薄，刃角稍向外侈，刃部比较钝。肩部中央有一凸起，凸起的顶面呈断碴状，像是器体折断的痕迹。据此，我推测这件铜钺可能像其他商周时代的铜钺一样，也有内（音n3，戈、钺等兵器后部用于绑缚加固器柄的突出部分）。钺身素面，没有什么装饰，仅近肩部有带状网格纹一周，花纹凸起，花纹带的下方有一个圆孔。整器残长只有13厘米多，宽6~7厘米。该器出土时及其后遭到锤击，表层铜锈多已剥落，局部损伤。

由该铜钺刃部较钝的特征分析，这件器物应不是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

这是我们大致的鉴定报告，尽管已做了通俗化处理，但感觉还是太学术了吧？

仅有这个还不行，我们还得通过科技手段搞清它的成分结构、制作方法、具体损伤程度等。但这已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畴，需另请高明了。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我们是完全可以借力的。我首先想到了刚结识不久的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杨军昌博士（现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他们单位从意大利进口的专门用于文物检测的X光机，据说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于是我安排助手陈国梁专门坐软席车护送这件宝贝去西安拍了X光片（如果不是护送珍贵文物，助理研究员是不能坐软席的）。接着又请国内顶尖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孙淑云教授团队作了分析测试，包括金相组织检测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我们关于青铜钺发现的考古简报和诸位科技考古同仁的分析测试报告，于2002年在权威专业杂志《考古》上发表了出来（二里头工作队2002；梁宏刚等2002）。

经金相检验及成分分析，可知这件铜钺的平均铜含量为93.3%，锡含量则仅为5.7%，属低锡青铜。铜钺系铸造而成，在铸造技术上使用了双面范，铸造时浇注铜液的浇口应位于器体上部。X光照相结果表明，铜钺肩部凸起的碴口周围结构致密，可排除其为浇口的可能性，原来应该有“内”，此为断裂处。

这件铜钺与二里头遗址中二里头文化晚期贵族墓所出玉钺的形制颇为相近，钺身所饰带状网格纹也与该墓同出的七孔玉刀上的划纹类同。类似的纹饰还见于同时期贵族墓所出铜鼎的腹部。由此，我们推测这件铜钺的年代也应当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

钺的前世今生

为什么说这件铜钺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呢？首先，这是二里头都邑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钺；而此前的新石器时代，整个东亚大陆只见有各类玉石钺，此后的青铜钺，最早的则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

其实，二里头遗址以前出土过的一种青铜兵器，曾被发掘者称为“钺”，但已被学者经辨析考证而否定了。

1975年，在一座同属二里头文化晚期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青铜兵器，最初的发掘简报称其为“戚”，正式报告中又改称为“钺”。该器为长条形，器身无孔，刃部窄厚。长23.5厘米，宽度却只有3.1厘米。显然，它与二里岗文化时期及其后的商文化中所见青铜钺缺乏承继关系。在中原地区，这类器形从未见过，到目前为止还是独此一件。因此，学者在此后论及商代青铜钺的流变时并未将其纳入钺的系统，而认为“目前所发现的青铜钺最早属二里冈上层，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尚未发现”（杨锡璋等1986）。有学者在专论商代兵器时，也认为该器为“戚”而非“钺”（杨泓1998）。

商代玉戚

而目前，更多的学者接受了著名学者林沄教授对这件独特兵器的定名意见。林沄指出，戚是两侧有装饰性扉棱的钺（林沄1989），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器物窄刃、身长而厚的特征和早期北方系战斧的斧身很相近；而且在斧身和装柄部之间，有两个向外伸出的尖齿，和一部分早期北方系刀子在刀身和刀柄之间的尖齿形状相同。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统的影响而改为扁平的内而已。而从宏观视野看，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此的青铜文化存在。林沄教授进而推定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等器物，应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或有北方系成分的青铜器”（林沄 1994）。

鉴于此，我们就可以说，此次发现的铜钺应是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钺，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和长身战斧共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如前所述，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它们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前文提及二里头铜钺器身稍长，可能有窄内，圆孔偏上，纹饰古朴，较明显地保留了脱胎于新石器时代扁平穿孔有刃类石器（包括斧、铲、钺等）的印记。石质的钺类器最早见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后来逐渐成为东亚大陆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石器的一种重要器形。前面说到二里头遗址也出土有玉石钺，就具有显著的东方和东南方的传统。这类器物本来是手工业工具或农具，广泛用于砍伐树木、木材加工及房屋建造等生产活动，后来的一些演变为武器、刑具，甚至精制的玉石礼器和仪仗用器。

“王”字来源　王权象征

戈、钺在二里头之后的二里岗时代继续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实用兵器或礼兵器。二里头铜钺与二里岗文化期及其后的商文化中同类器相比，显现出较多的原始性，同时又与后者一脉相承，无疑是这些同类器的前身。商周时期的青铜钺一般都出自大中型墓葬，这些墓葬多与方国或者封国的君主及其宗族有关，而形制大小不同的斧钺，显然已非一般的工具或兵器。可知以玉石斧钺为先导的礼器群，拉开了中国古代礼制的帷幕，并延续到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钱耀鹏 2009）。

在西周金文和《尚书》《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分别记载商周时期的君王以弓矢斧钺赐予大臣或诸侯，以此象征授予其征伐大权。其中，钺又是最受重视的。它作为仪仗用器，代表着持有者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应当是反映了对传承已久的某种制度的继承。

对于古文字中“王”字的字源本义，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认为“王”字象斧钺之形，应较接近本义。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王”字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林沄1965）。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文节选自许宏 著《发现与推理》中部分内容，未刊载文后资料来源，并有少量编辑改动，由汉唐阳光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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